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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妈妈的脸，知道妈妈受辱是因为自己，决定此后再不让妈妈受这样的侮辱，也从此不再到陆燕家去玩耍，虽则他们有时还会给她一块极其罕见的巧克力。
当陆先生对邹可仁和顾秋水承诺，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一口饭吃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或是合同。
习惯于西方企业管理机制的陆太太，深恶痛绝叶莲子公私空间混杂，上班时间竟跑到外面照顾孩子，所以“工合”遣散时，叶莲子第一拨儿下了岗。
她的深恶痛绝无可厚非，这种大锅饭的弊病，日后果然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碍。
吴为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伙伴，那个在欧洲出生，总是穿着一条英格兰呢裙，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唱着《杜鹃花》的陆燕——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么美丽呀，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旁，
和情郎唱支山歌，
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小溪旁，
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
遥望那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燕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她是否从父亲的遭遇上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反正是毫无留恋地断了气。当她终于逃脱“革命”对尊严的侮辱时，是否会像小时那样，淘气地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
在昔日的一张照片上，陆燕头顶一个与脑袋不相上下的大蝴蝶结，圆瞠着一双愕然的眼睛，不知在那一瞬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诧不已。
不论上代人的过节儿还是后来的社会分类学，到底与她们何干？吴为反正是失去了那可爱的玩伴。
陆先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后撤离“工合”，转而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局任远东事务顾问。
那时候周恩来和陆先生还是朋友，问他道：你辞掉了联合国的职务吗？
他说：没辞。
周恩来说：别辞，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但上海还有联合国的驻华办事处，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国际难民输送出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陆先生本有机会去台湾。台湾方面也有电报、信件，往还于日内瓦之间。
但陆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返回大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陆先生为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从天津运走两千多名国际难民（因国际船只不能进上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有关方面就派他到革命大学学习，以他的历练，一眼就明白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再想见见当年的朋友周恩来，难了。后来根本就见不到了。
不过他不该那样感叹：我不再是朋友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会见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不论那位朋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多少工作。如果他继续会见每一个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还如何处理比会见朋友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要以为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一九二三年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东北同乡会主席的陆先生，交代起历史问题就能轻易通过。
陆先生的复杂还在于一九二九年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对英格兰、爱尔兰、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颇有研究，认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好的途径，与毛泽东用“暴力行动”解决农村问题唱了一个反调。虽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正是用“暴力行动”解决了农村问题，但陆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他一再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放弃了在英国读博土的奖学金，毅然回国参加了他．所谓的革命。可是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个名篇里，主角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却留任陆先生为学生辅导委员会主任。
陆先生不但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自己也脱去英国西服，换上对襟大袄，和学生们一同奔赴河北农村，与农民办起了棉花生产合作社。
如果翻阅燕京大学一九三二年的校刊，还可以在校刊上查到有关此行的报道。
至一九三七年，竟发展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参加这一工作，联合了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影响非常之大。可他一再说明的是，这是因为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与工农结合是社会的大趋势，而不是别的理论使然！
12
贴着地皮，顺街飕飕窜来的冷风，偏偏到了吴为这里还要狰狞地拧个旋儿，毫不留情地把她身上那一点点温暖拧走了。
雪花纷飞起来，她的头发和衣服也就湿了。她真渴望一点火。可是，她连《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盒可以安慰自己的火柴也没有。不，她不能叫妈妈，不能。陆太太瞪着妈妈的眼睛，比在地皮上狰狞地拧了一个又一个旋儿的冷风还冷酷。她从墙角里站了起来，在街上遛了一遛，鞋子很快就湿了。她跳起来，跺一跺僵冷的脚，可是这样一跳她就更饿了。
往手上哈点热气吧，从嘴里哈出来的气也是冷的。
怎么没有人到街上来呢？要是街上多一点人，可能还不那么冷了。她盼哪，盼哪，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五十多年前，中国不过“四万万同胞”。西北又是偏远的，而西北的一个小山城，地界更荒凉，人口更稀少。街上本就行人寥落，更不要说在冬季。吴为在街上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该是正常的，好比陆先生为兴办农村生产合作社，联合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发动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就成为壮举，可在二十世纪末，哪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也不止二百四十多。
噢，有了，可有了，有个人打着伞过来了，吴为捂着脸儿凑上前去，希望那人能够瞄她一眼，要是再对她说句什么话就更好了。可是雨伞遮着那人的脸，他没有看见这个往前凑的小女孩。
还要等多久妈妈才下班呢？
吴为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不过在街上流浪了几小时，却感到好漫长、好漫长。那街上的严寒，也就一同没了尽头。
冬季什么时候才能完？
每天早上，当她看到窗纸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总想对着那个渐渐到来的白天大哭一场。可是她不能哭，她要是哭了，妈妈怎么办？妈妈不上班，她们就更没有饭吃了。
她越来越无法对付那日复一日、无尽无休而又不可抵挡的严寒了。她对严寒产生了一种与绝望相杂的恐惧，她垮了。
她那个尿裤子、尿床的毛病，并没有好彻底，一旦面临崩溃或是极度的恐惧就会复发。
当一个比一个更严寒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她就只好尿裤子。
她的裤裆外面，常常结着一层细细的冰碴儿。
下班点一到，叶莲子就冲出“工合”大门。她总是先去摸吴为的裤子，一摸一手冰碴儿。爱哭的叶莲子，一面无济于事地搓着吴为冰凉的屁股，一面眨巴着眼睛里的泪问道：“告诉妈妈，冷不冷？”不只吴为的裤子外面结了一层细细的冰碴儿，连她的嘴巴和意识也像结了一层冰碴儿。不论叶莲子说什么，吴为都是一副解不开冻的样子，不予回答。
叶莲子赶紧拉着吴为回到宿舍，为她换下尿湿的棉裤，再忙不迭地端着茶缸，到食堂买饭。
那只白色的搪瓷茶缸，称得上是非同寻常，不但不甘寒碜地在杯口为．自己点缀了一圈亮蓝，还兼起饭锅、水壶、洗漱、饮水、盛具等重任。
每当叶莲子端着那一茶缸颜色不明的熬菜，冰凉、掺杂着草棍儿细沙石的米饭，或一咬一嘴牙碜的杂面馒头回来时，总是等不及跨进门槛就对吴为说：“看看，饭来了。”那口气就像在说“法国大菜来了！”
然后她点起炭火炉子热饭，烘烤吴为尿湿的棉裤，屋子里就蒸腾起一股很怪的气味。
当炭火旺了起来，茶缸子又在炭火上放好之后，她们母女二人总是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多少说不尽的意味，就在她们母女二人那一眼对视之中沟通。一直孤军奋战的叶莲子，到了此时，该是不再孤寂的了。
吴为贴在那一眼炭火旁，几乎。怀着一份敬仰的心情，注视着叶莲子如何战战兢兢地翻动着茶缸里的饭菜。凡与吃饱肚子有关的事，不论对叶莲子或对吴为，都相当庄严而神圣。
尽管叶莲子小心翼翼，生怕哪一粒米掉在茶缸外面，可总有几粒米，还是丧尽天良地掉了出去。
没等叶莲子弯腰去捡那几粒米，吴为已经用她的小手指从炉底和地缝中抠了出来，并重新放进茶缸。
叶莲子一面搅动着那填一个肚子差不多而填两个肚子就差很多的菜饭，一面愧怍地想，吴为跟着她这样无能的妈妈，乎白、无辜地多受了多少委屈！
除了尽量把饭省给吴为吃，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尤其是早饭，她从来没有吃过，她得让吴为吃得饱一点，吴为得在街上熬一天哪，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不要说对一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对一个成年人怕也不好熬啊！
不过她们也有一线开心的时刻。每当星期六，同事们或去看电影，或去下小馆。叶莲子既没钱，又没心情，还是个不善言谈交往的孤苦之人，只能在宿舍里待着，那宿舍于是就成了她们的天下。吴为这时也像化了冻，深感满足地围着叶莲子转来转去，对妈妈说说在街上晃荡一天的所见所闻。
叶莲子给吴为洗干净手脸，又在炭火炉的热灰里埋上几个土豆，她们便拥坐在炭火炉旁，耐心地守候着那几个即将烤熟的土豆。
在炭火的烘烤下，吴为那营养不良的小脸，竟也泛出些许健康的红色——哪怕是昙花一现呢，也让叶莲子有那么一会儿喜从衷来。
13
幼年的吴为，既不尿裤子也不尿床，为什么长大以后，反倒尿起裤子、尿起床来？
即便对一个已经发疯、不懂得害臊为何物的人，议论她尿裤子或尿床的往事，也还是相当残忍的。可在本书的下一部，却不得不追溯她之所以尿裤子、尿床的缘由。
《无字》
第二部 第一章
1
结果和当初的设想是那样的不同。
2
当那个深秋的夜晚，吴为坐在零孤村丹阳观山门的门槛上，顺着嵌钉在重甸甸、黑沉沉的塬上，如逗号、句号、顿号、惊叹号、破折号的灯火，九曲十八弯地开始她对塬的阅读时，胡秉宸正在大别山的一处山坳里，向滂沱大雨中抛洒出一道在膀胱中潴留过久的秽水。
虽然他的后腰上顶着一杆美国造的卡宾枪，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地赏鉴了这杆重量很轻，可以连发却又少见的枪。彼时，部队里最好的枪也就是日本造，不论谁缴获了都得上交首长，可以想见，这杆卡宾枪的主人不同寻常。
一九四七年秋季，在大别山的夜色中从膀胱中抛出这一道池物线的胡秉宸，与十年前在零孤村小火车站上吃臊子面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仅从他的面相就可以搜寻到不少可供推敲的线索。
但胡秉宸到底是胡秉宸，此时此刻还有闲情逸致将他那道抛物线修饰得尽善尽美，力求使其显现出磅礴之势。一绺颤颤悠悠、弱不禁风的灯光从胡秉宸背后射来，含含糊糊地照射在雨中那道抛物线上，他认为那道弧线果然不负所望。他的眼波，一次又一次拂过抛出那一道抛物线的管子，一副“醉里挑灯看剑”的情态，几乎对着那道管子赞道：“好剑！好剑！”
遗憾的是那道着意经营的抛物线在暗夜中渐渐迷失了神智，六神无主，摸不着东南西北，无声无息地坠落在夜的深处，夜就展着自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能猜透、谁也没能玩透的老脸，坏笑起来。
忽去忽至的山风如交响乐中的变调，若即若离地撩拨着两个在暗夜中较劲的男人。
隐约在夜雨后的山峦，更是阴沉地凝视着这两个企图在它地界里一逞英豪的男人。
胡秉宸的抛物线终于走向强弩之末，他不大情愿地抖了抖自己那柄“好剑”，做了一个收势垂下。这把“好剑”本该收入国人叫做遮羞布的布兜里，但此时只能将它垂下，因为胡秉宸已被剥得赤条条丝缕不挂。
曾几何时，胡秉宸还在零狐村小火车站上为吸食面条的动静一阵尴尬，如今却赤条条在另一个男人的瞠目下，从从容容将如此私秘的事情办得如此堂皇！张口也能潇洒地来个“操他妈’’或“妈了个x”，早已摆脱文明的羁绊，向直白的表达靠齐。看起来胡秉宸已进入了革命的熔炉。可他端着那柄“好剑”的最后几抖，连自己也不觉地抖出了深藏的不屑。
胡秉宸对那道抛物线的唯美要求，与硬邦邦顶在后腰上的那杆卡宾枪不无关系。
战士赵大锤也早已不必这样硬硬地顶着胡秉宸，但有一种深潜的、说不清的恨意在作祟。
这恨意源于一起事故。
战士赵大锤前不久还在班长的岗位上，最近才削职为兵。就在胡秉宸到来前不久，中央派来了一个情报交通，等待甄别期间由赵大锤看守。赵大锤凡事积极主动，看守之外另加一轮审问，二话不说，先将来人吊起打个半死。
老资格的情报交通一路智闯国民党围追堵截，关关化险为夷，却没想到在自家人的小河沟里翻了船。他无奈而又恼怒地对赵大锤说：“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赵大锤是个重证据轻口供、从不意气用事的人，闲闲地问：“有证据吗？”
‘当然有。”情报交通拆开衣袖边线，从折边里抽出小纸一条。
赵大锤接过一看，不过是张白板，自视甚高的赵大锤愤怒了，“你个杂种操的，敢拿一张白纸唬老子。”三下两下就把那条小纸撕了。
情报交通连声叫道：“不能撕，不能撕，在火上烤一烤就能看到字啦！”
赵大锤参加革命若干年，自觉学问已然了得，而“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威胁，也激发了他比试一下的用心，他哂笑着说：“你以为老子不懂？字都是写出来的，哪里听说烤出来的？”
什么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最具权威的解释。
这个妄想拿着一条小纸蒙混过关的家伙，不是特务又是什么？班长赵大锤甚至站都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反手一枪；老资格的情报交通员脑袋就开了花。
直到上级机关追问起来，优秀班长赵大锤才不得不削职为兵，那份机密等级为“三根鸡毛”的情报，也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削职为兵的赵大锤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拿着一个指肚大的小条子跑来跑去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能吆五喝六？怎么级别比他还大，让他敬神似的敬着？
从那时起，赵大锤心里就打了个结。可以想见，如果日后战士赵大锤不是死于非命而是坐了江山，那么在日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如何对待白脸书生。
胡秉宸犯了一个大多数城里人或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低估了赵大锤们的智商，把他们表面的木讷解释为鲁钝。好比此时，战土赵大锤就分毫不差地体会到胡秉宸的挑衅。他站在胡秉宸身后，一直斜睨着胡秉宸引以自豪的那柄“好剑”，轻蔑地暗笑着，那也算男人的物件？！这样一个长不过二寸、缩头缩脑的“武大郎”，也敢拿到他这个“西门庆”面前来比试？
赵大锤没有读过纸介《金瓶梅》，但是早从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中，熟知了男女间的基本操练，掌管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