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我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妻子却是一位普普通通酌家庭妇女，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用自己平常而又带几分传奇的经历，在向人们诠释婚姻的真谛……
三月，春风轻拂。在北京万寿路海军干休所，我拜访了这对夫妻——王晓、樊旭夫妇。
都是九十一岁老人，王晓身材魁梧，腰板挺直，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眼，除了耳朵有点背，健康情况依然良好。樊旭慈祥地坐在沙发上，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这两年就是腿脚有些不得劲儿。
我说：“王老，你们结婚已经七十四年了，还记得当年的结婚情景吗？”
“怎么记不得，那年的五月十三，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他用一顶红轿子，把我接到他们家。当天还办了两桌酒席，那时候在农村就算不错的了。”樊旭在一旁轻轻插了一句。
“是的，是一九三O年农历的五月十三，当时我还在县城的协德源商行当学徒。一晃七十几年了！”王晓十分感慨。
九十年的经历厚重得像一本书，只能挑最重要的说……
一九一三年农历十月，王晓出生于山西定襄县东作村一位前清秀才的家中。一九三三年受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影响，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渡，王晓毅然从军。一九四九年九月，晋升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师长。一九五一年，王晓奉命前往刘伯承挂帅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海军学院副院长兼合同战役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一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八三年，他从海军后勤部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休养……
我们正聊在兴头上，坐在一旁一直闭着双眼的樊旭，突然冒了一句：“太细了，太细了，人家要听听我们两人的事情……”王晓望了老伴一眼，止不住笑了，连忙说：“好，好，我再说说我们俩的事情。”
我问：“王老，您和樊大姐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包办的？”
“那时候农村哪有自由恋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抗拒。她家离我们村就隔着条路，三里地。是媒人介绍的，而且媒人也不跟我们说，只要父母同意就行了。结婚前我们从没见过面，双方都不知道对方高矮胖瘦，那时候都是这种风俗。二十岁结婚，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我在小学当老师。”
樊旭插话说：“那时候我还帮他闹革命呢！”
“是的，”王晓说，“当时，一些进步青年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她在村口为我们放哨。我们夜里进城贴标语，她也跟着去，帮助刷糨糊，帮助放哨。三六年离开家后，我一年给家里寄一封信，也不敢讲真实情况，就报个平安，说自己在外面做买卖。”
王晓接着说：“我离家第七年，也就是四三年三月，当时经过了反扫荡，形势平稳了一些，部队驻扎在山东鲁西一个叫清水河地方休整。我给她去了封信，过了些日子，她带着十三岁的女儿居然找来了。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从山西到山东，还得经过鬼子的封锁线，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是怎么来的？当时也有一些团级干部带家属的，她们也就留了下来。四五年，部队又要打仗了，一家人又分开。一直到了五二年，我留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一家人才重新团聚。”
樊旭告诉我，她从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到了南京以后，开始学文化，达到高小水平，能看看报纸。
五十年代，我国曾出现第一次离婚高潮，有些材料说，这其中高级干部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高级干部参加革命前，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室，但解放后进了大城市，再也看不起老家的“糟糠之妻”，便纷纷提起离婚。
我问王晓：“当时，一些高级干部进城以后，看不起老家的原配，提出离婚，您身边这种情况多吗？”
王晓想了想，说：“有这种情况，不过，好像并不是特别严重。”
樊旭说：“怎么没有y我记得有个系主任，不要老家的老婆，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系主任？”王晓沉吟了片刻，“……哦，你说的是那个王主任。他的情况还有些特别，他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后来一直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王主任一直不承认有这桩婚事。解放了，女方就找来了，组织上也很难办……”
樊旭又说：“好像还有个教员，因为这个事受了处分……”
“对了，我们这个单元一楼住的史子才同志，解放初期当过海军航空兵的干部部长，或许他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同他聊聊。”王晓说。
我向两位老人“此致敬礼”，并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再二次走进干休所。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崇敬感——这里的每一位老人，每人都有一段光辉的经历，每人都是一部历史参考书！
今年已高龄八十四岁的史子才也是如此。
史子才是河北威县人，家乡的口音一点也没变。老人除了耳朵有点背，记忆力还相当好。一九四O年十月，史子才参军入伍。参加过反扫荡，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夏，已是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史子才随部队进川剿匪。一九五二年，十军并入刚刚组建不久的海军青岛基地。从陆军突然转到海军，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见到大海了，还不相信海水真是咸的。过去哪上过军舰，许多人一上舰就晕。史子才说自己当时脑子一时也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也得转弯，那时的口号是：“不懂就学！”一九五三年，海军航空兵成立，史子才又被任命为海航政治部干部部长。
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部队驻扎在四川内江地区。史子才告诉我，他们那一拨干部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结婚的。刚投身革命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枪林弹雨，谁还顾得上去计算年龄。一解放，小伙子都成了“老”伙子了。当时，十军军、师、团三级干部中，没有结婚的占大多数。革命胜利了，也该有个家了。
那天中午，史子才刚刚从师里开会回来，军宣传部长郭竞仁说：“老史，今天晚上我准备办事了，到时欢迎你参加！”
“办事？”史子才疑惑地问，“办什么事？
郭竞仁答：“婚姻大事啊！”
当晚，婚礼就在郭竞仁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举行。郭竞仁代表新娘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大家，我准备了十个西红柿，一瓶酒，不成敬意！”
有人问史子才：“史部长，你和小吕的大事准备什么时候办？”
史子才说：“我们刚刚进入‘情况’，不着急，不着急！”
军长杜义德在一旁说：“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作风，还磨蹭什么？马上打报告，这两天就办了。”
史子才的对象“小吕”吕哲仁，安徽阜阳人，高中毕业那年，正遇上十军到学校招收女兵，便报名参了军，被分到史子才手下当干事。
这时，史老的夫人吕哲仁从里屋出来，笑着说：“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吗？”
史子才接着说：“既然军长开口了，那就打报告吧，当晚写了报告，第二天就批了。”
吕哲仁说：“我们是一九五O年七月十五日结婚的。老史是师级干部，当时每月的津贴费是三块五，我是排级，每个月是一块五。我们两人把积蓄凑了凑，一共是二十几块钱。我记得很清楚，用这些钱，我们办了三件事：一是到城里拍了张结婚照，那时候照相是很时髦的事；二是花七块钱买了一只金钱牌热水瓶，因为老史那段时间老爱感冒，晚上得喝点热水；三是买了点糖块，一瓶酒。”
我问吕哲仁：“吕大姐，当时像你们这样的婚姻，是不是都是组织上给分配的？”
“不，不，”吕哲仁说，“我反对‘分配’这个词。现在的一些电视剧、小说，一写那个时期老干部的婚姻，都说是组织分配的，这也是一种误导。一般都是介绍的，毕竟是人民军队嘛，即便相处了一段时间，本人觉得不合适，组织上也不会逼婚。”
我又问：“史老、吕大姐，解放初期你们都在军队做干部工作，是不是那几年原来在农村有妻室的高级干部，提出离婚的特别多？”
吕哲仁说：“当时是有一些高级干部离婚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凡是离婚的都是‘陈世美’，都是把农村的妻子抛弃了的。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一出来革命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十几年音信全无，家里人以为他早牺牲了，原来的妻子也早改嫁了，事实上也就算离了。有些是参加革命前，父母包办成婚，本来就一点感情也没有，出来参加了革命，十几年没有生活在一起，现在再把两个人捆在一起，的确也有困难。他提出离婚，说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也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我记得当时有个副师长，参加革命的前三天成的婚，完全是被迫于父母之命，妻子还是个小脚女人。一九三五年离开家，到一九五二年才回去。当夜，父母让他与妻子住在一起，他死活不干，在家只呆了三天，就返回部队了，马上写了离婚申请。机关还派人去他家乡调查，连调查的人都很矛盾，一方面同情为他苦苦守了十几年的那个女人，一方面又觉得维持这样的婚姻也是十分残酷的。后来，尽管做了工作，他还是坚持要离，组织上也批准了。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真正属于‘陈世美’的，真正喜新厌旧的，有，不是很多。现在有一种误解，凡是那时候离婚的都是‘陈世美’。”
当时，还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叫“离婚不离家”。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魏艾民曾写过一篇回忆录：《荒唐的“离婚不离家”》：
……
那时的军队干部都很年轻，却多是身经百战。部队进驻城市，接触很广，城市的女青年崇拜他们，羡慕他们，自然会有爱的表示，同时也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女性，以各种不文明的方式接近我们的干部，人们称这种女人为“糖衣炮弹”。这种新情况引起干部思想上的混乱。那时已婚的干部，女方大多是家乡的原配，几乎全是文盲，有的还是缠足。有的干部在一些女青年的包围下动摇、溃退，想扔掉原配，另寻新欢。但干部的原配，都是他们家中的有功之臣，而且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说，使这些人不敢简单从事。也许人的“智慧”是无限的，逐渐冒出一种“离婚不离家”的婚姻模式，即干部同原配夫人口头上宣布离婚，女方仍住其家，地位不变，而男方可以再结婚。农村妇女，不解其中奥秘，觉得自己反正不离家，只当是男人在外边“娶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本人就见过这样的事：一位团级干部，宣布同原配夫人离婚，但“不离家”。他同新婚夫人回家，还要原配夫人安排生活。新婚妻子生予，还要原配夫人来伺候月予。
这种“离婚不离家”的做法，自然引起各级党组织的注意。据说，一次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组织京剧晚会，毛泽东点了两出戏：《将相和》和《秦相莲》，其寓意是很明显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至今，依然有人在怀念着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结束了百年战乱，结束了流离失所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广大劳动大众所期盼的和平岁月，所渴望的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了。在精神领域里，理想主义在统领着一切。
这种理想主义在婚姻领域里，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
一九五一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谁是最可爱的人》，同时也点燃了无数姑娘心中的爱情之火！
那完全是一个理想化的公式：志愿军官兵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官兵也是最值得我爱的人——我应该把真诚的爱情献给志愿军官兵——献给志愿军官兵的爱情一定是幸福的！
一九五一年，十九岁的曲君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她像班里的同学一样，投入了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官兵写慰问信的热潮。三个月后，她收到了志愿军第七十五师一位叫高志强的副连长的回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篇纸，而且三分之一还是错别字，曲君却读得有滋有味。从此后，两人书信频频，鸿雁传情。
一九五四年秋，高志强随部队回国，分到杭州郊区一家部队汽车修理厂当副厂长；而曲君三个月前大学毕业，已经到杭州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那是一个秋高云淡的夜晚，和风轻拂，明月高照，这对恋人第一次在西湖边的苏堤上见面。情语切切，互诉衷心。
曲君很快向学校领导打了结婚申请报告。她的一个好朋友提醒她：“你是个大学生，他才读了两年的小学，你们为什么不能再接触一段时间？再了解了解？”曲君说：“不用了，战场已经帮我对他作了最好的了解！”
婚礼是在曲君学校的礼堂进行的，证婚人是市里一位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一位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和我们的一位优秀教师举行婚礼，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
蜜月结束了，平凡而具体的生活开始了。
结婚头几个月，曲君每周都要带高志强游一次西湖，她说游西湖能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可去的次数多了，高志强不愿意了，他说整天看这破水有什么可看的，还不如在家睡觉强。不游西湖，那就去看电影，好几次，开映没多久，高志强便歪着脑袋睡着了。
一年后，儿子降生了，儿子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同时带来了烦恼。由于双方的父母都不在杭州，曲君歇完了产假，白天只好将儿子寄托给一位老太太带。孩子小，老闹病，曲君忙得焦头烂额。有天半夜，天下着雨，儿子突然发烧，又哭又闹，曲君不得不抱着儿子往医院送，等到看完病，清晨回到学校，上第一节课的钟声也敲响了。曲君把孩子一放，连早饭都没吃，拿起讲义赶紧往教室跑……
周末，高志强一进家门愣了，屋里乱七八糟，曲君也 瘦了一圈。他纳闷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曲君哭了，一个劲儿地说：“你回来，你赶紧给我调回来……”
调回来谈何容易，日子照样得过。
更让曲君接受不了的是高志强的生活习惯，抽烟，喝酒，晚上睡觉不洗脚。每天晚上睡觉前，曲君都得提醒一句：“洗脚去！”不提醒，他总忘。有天夜里，曲君突然想起他没有洗脚，说了句：“你还没洗脚呢！”高志强已快进人梦乡：“困死我了，明天再说吧！”曲君火了，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嚷道：“不洗脚，你给我滚开！”高志强也急了：“干吗穷讲究？在朝鲜打仗，半个月、—·个月不洗脚，不照样过？”曲君不依不饶，高志强就是不洗，两口子一直吵到天亮。
洗脚是个引子，从此，小吵不断，大吵频频。
孩子三岁时，曲君提出离婚，高志强也同意了。
有人问曲君为什么离婚，曲君说：“他不洗脚……”
有人问高志强为什么同意离婚，高志强说：“她老让我洗脚……”
因为“洗脚”问题而离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场曾经被看作是“这座城市的光荣”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爱情理想革命化”的潮流并未中止。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者徐安琪，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爱情理想革命化”时说：“社会主义的爱情在那个年代被神话为纯洁无瑕、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感情，因此，男女结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