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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代我向你的妻儿们问好吧。”炳彪大声地说。
“李厂长，多保重，一路顺风。小胡，照顾好李厂长。”火车开动了。这新厂长的头衔就这样被章可言喊开了。
慧敏不断收到炳彪的信。他走遍了钢铁厂的各个角落，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把一个烂摊子收拾得一天一个样。这个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又在写那厚厚的调查报告，一篇又一篇。工人没有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吃代食品。工人在害浮肿。他拿出自己的粮食接济工人。是的，他可以少吃一些，但不是办法。他为工人的吃饭问题，绞尽了脑汁，打报告请调粮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全国人民都挨饿，即使能运来一些粮食，也还差得太远。于是，他下厨房，和人们一起进行调剂，想方设法让工人们能多吃一口饭。
北北放暑假的时候，妈妈带她去了爸爸的工厂。是小胡叔叔去火车站把他们接到了爸爸住的那间房子里。北北和妈妈中午就到了厂里，一会儿听说爸爸在工段；一会又听说他去了工地，那里正在盖工人的宿舍楼；一会又听说他在出席一个什么会议。天黑下来了，爸爸还没有踪影。
“妈妈呀，爸爸可真糟糕。”女儿发牢骚，嗲声嗲气。
“你爸爸忙起来，就是这样。”在慧敏看来，这很正常，她早已习惯了。在女儿哈欠连天的时候，一阵急切的脚步声终于响起来了。
“知道你们来了，就是抽不开身。”
“就说你心里没有我们，别的话都用不着再说。”慧敏撇了撇嘴。
“爸爸，”北北凑上前去。
“唉呀，我的北北长高了，高出了妈妈的肩膀头，和爸爸的肩膀就差半寸。”炳彪揉着女儿的头。
“我会长得和你一样高，还会超过你。”
“真的是这样，那就太了不起了。”
连续十几天，炳彪把妻子和女儿交给了工人师傅的妻儿们陪伴。他不属于她们，他属于他的事业。尽管是这样，北北和妈妈还是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爸爸的工厂。
１９６２年，在冬去春来的时候，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炳彪被平反了。夏天，他又回到了燕城，准备接受新的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出现的一个小说反党案，把从未看过这部小说的炳彪神奇般地牵扯了进去。
“这是无中生有！”炳彪在咆哮。他无比激愤，他万分委屈。
接下来，他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去学习。三年的时间，他读马列主义，他读毛泽东著作，读到没黑没明。
１９６５年，他作为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应当分配适当的工作，而被分配到燕城一个汽车制造厂当了副厂长。他又一头扎进了工作堆。慧敏说，他恨不得干到死算了。此时，北北已经是北固一中的一名高才生。她记住了爸爸的话，加倍努力地学习。当然，她也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爸爸说过的那曲里拐弯的路。
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妈妈用颤抖的双手捧着一封来信，哭成了泪人。
第十章皎皎月光下的血泪之交
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燕城乃至全国展开了。
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为首贴出了第一张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学校停课，工作组进入学校，神秘、严肃加规矩。
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神州惊雷炸响。
工作组撤退。牛鬼蛇神齐出笼，魑魅魍魉共舞蹈。天和地被扭歪了脸。
红卫兵冲出校门，走向了社会，破“四旧”，打、砸、抢、烧，近乎于疯狂。在红司令的八次检阅下，红卫兵运动更是风起云涌。
李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过。她对爸爸妈妈说，我是红卫兵小将，我要冲锋在前。是的，毛主席都支持红卫兵，支持群众运动，说那是天然合理的。爸爸妈妈是不会反对红司令的，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她去干革命，几天不回家。她拍着胸膛：
“爸爸妈妈是老革命，我们李家祖宗八辈是扛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她到外地去串联。她在大学的讲坛上先向人们介绍，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天比一天好。东风压倒了西风。然后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一切红五类弟兄们，团结起来，向走资派们夺权。然而，也有不服的。在泉城，有一派红卫兵大学生拉住了他们一行八个人，要和他们辩论：
“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深一层次的理论问题，李北以她初中生的阅历，以她十五六岁极其浅薄的涉世经历，是无法懂得的。她和她的战友们辩论不过了就逃跑。大学生们追上来，追到了火车站，要继续和他们理论。那毕竟是些进了高等学府的人，学究气十足，研讨风很盛。年少的英雄们不得不去求助于警察叔叔们：
“后面有坏人追我们，请你们保护我们。”在叔叔们的护送下，红卫兵小将们雄纠纠气昂昂地逃脱了。一路上，他们领着列车上的革命群众们朗诵着红宝书里面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李北还神气指挥着列车上的人在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回到燕城，李北和她的红卫兵战友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他们抓流氓，剪女人的长辫子、卷发，剪人们穿的喇叭裤，剥掉人们身上的花衣服，剁掉高跟鞋的跟。使一些人不得不光着大腿，光着身子，光着脚丫在街上狼狈逃窜。他们抄家，焚烧黄色书籍，号称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还要语言粗野，据说，越土气越革命。李北就曾经和一些红卫兵关起门来学习骂人：“他妈妈的，不对，是他妈的，他妈的！”
李树槐和高小龙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晾到了一边。因为，他们一个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儿子，一个是志愿军战俘的儿子。于是两个置身于运动之外的人识得庐山真面目呢。一天提起了李北，小龙很是伤感，他说：
“那年，小娟姐姐在新华书店里望着一本《高玉宝》发呆，她没有买书的五角钱。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李北和她的妈妈。李北家有《高玉宝》。于是，她们把小娟姐姐领回了家。从此，姐姐成了李北的好朋友，常常从她家里借书看。姐姐有病，李北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她把爬山时摘的一片枫树叶送给姐姐。那时候的李北是多么的善良。”
“她现在也不坏，只是革命得过了头了。”李树槐喜欢李北。
“我真不同意现在一些人的做法。”
“哪些做法？”
“学校停课闹革命，但是也不能把老师的预备室砸个稀烂，给老师剃阴阳头，挂牌子游行呀。”高小龙非常不满。
“有什么办法，他们说，矫枉必须过正。”
是谁飞奔了过来，像一只野鹿，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如今时兴长长的臂章，臂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黑色的，因为红司令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戴着这样的臂章。是李北。两个人同时认出了她。
“李树槐，高小龙。”李北见到他们好高兴，连喊带跳地过来了。她跑得气喘着，笑着，叫着：
“你们俩儿闲逛什么呢？成了逍遥派了？一点儿也不关心运动。”对这两个人，她是凶不起来的。他们出身不好，她是不会嫌弃的。
“还是泉城的大学生说得对，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们不能参加红卫兵，可以积极争取进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你死我活地进行夺权斗争，你们作为革命群众，不能无动于衷嘛。”她对两个好朋友在进行革命教育。小龙抱着胳膊，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李树槐背着手冲他笑笑，不慌不忙地提问：
“谁是资产阶级？”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说得具体一点儿。”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具体到人。”
“咱们学校的乔校长，就是走资派，还有”小龙打断了她的话：
“是不是掌权的人都是走资派？”李北一时语塞，她确实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单位的掌权人没有被打倒，难道，他们都是走资派？
“那么我问你，你的爸爸也应该是走资派了？他是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小龙的话并没有恶意，他是按李北的逻辑在推理。
“我爸爸担任的是副职。”李北在分辩。
“那咱们学校哪一个副校长没有靠边站呢？”李树槐又丢过来一句。李北稍稍想了想，还真是这样。对了，爸爸怎么样了呢？她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回家了。有人在大声喊：
“李北，今天去育才小学点火，由你带队。”
“等我回来再继续说吧。”她向两个好朋友摆了摆手，一溜烟，跑掉了。
这次的行动，已经酝酿了好几天了。李北是育才小学毕业的。
低她几级的小弟弟妹妹们曾经来找过她几次，说学校的运动开展不起来，校长不交权，还总说，同学们，你们还小，不懂大人们的事，课停了，也不能不读一点儿书。没有文化是寸步难行的。这怎么了得。这块地方不能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这所学校，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一定要到那里去一趟。学校离家很近，事情办完，可以回一趟家。李北在队伍中行进，还没有忘记家。他们一行五十多人，排着队，迈着矫健的步伐，引得路上的行人驻足观望。
目的地到了。这里据说曾是一个亲王的宅院。红漆大门的两边是两只石狮子，它们威严昂首，微微张开的大口含着绣球，向人们显示着自己高贵的美。李北带着队伍行进到这里，有一种亲切感，脚步由不得慢了下来。她命令队伍在门口停了下来，自己先进了大门。传达室的白老伯走了出来。
“白老伯，您好。”李北礼貌地向老人行了鞠躬礼，她已经不是行举手礼的少先队员了，春天，她刚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是你，李北。”他眼皮底下，几十年里，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走过去了，而留在他记忆里的孩子只能是百里挑一。那个瘦小的脑后扎起两把黄毛刷的少先队的中队长，曾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用冻得通红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抄写黑板报，老人心疼地拉她在传达室烤火。一个雨天放学时，这孩子曾把自己的伞推给别人，抱着书包在雨地里跑。
“白老伯，我们是来造反的。”老人没有说什么。小姑娘如今是红卫兵小将，他是拦不住他们的，去吧。李北带着队伍从石狮和老人的身边走过。他们走过正对校门的门廊，那里竖起着一块大镜子，每个孩子从那儿走过，可以看到自己的仪表，他们需要整理自己，老师说过的，新中国的少年是整洁、大方、可爱的。今天从这儿走过的队伍，又是迎着自己在走着，他们格外努力地挺胸迈步，因为他们窥见到自己那十足的神气。他们走过大礼堂前面用砖石砌的院子。李北小的时候，曾经和同学们盘腿在这里坐过，听辅导员老师在讲什么是艰苦朴素。那是一位胸前围着红领巾的男老师，他曾激动地说过：
“同学们，当年，在延安的抗大，学员们也是像你们这样盘腿坐在地上，听毛主席讲课。我们今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不会忘记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革命前辈们。”这一切，李北任何时候想起来都有新鲜、美好之感。
他们穿过了操场。一群小学生们已经出了教室，跟在他们的后面。李北带着她的队伍进了一个小跨院儿，这是校长、老师们办公的地方。校长和老师们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人们很快将小院挤了个严实。
“欢迎你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话的女校长姓陶，她五十上下，乌黑发亮的秀发，已经夹杂了几缕银丝。她给李北当过班主任，教过语文，当过教务主任，后来又做了校长。看到她，李北好一阵激动。李北尊重她，爱戴她，多少年来，总会把一首诗和她联系在一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陶校长，陶老师，就是一位锄禾的人，她辛勤耕耘的汗滴，伴自己长大。她已开始老了，脸上的皮肉开出了细细的沟沟叉叉。李北的心一紧。陶校长在带领教师们鼓掌。成年人欢迎未成年人来造反，这本身是滑稽的，他们的面部表情是尴尬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向深入发展，无产阶级在各个领域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取政权。可是我们听说这所学校运动开展得不好，时至今日，陶校长还在这里继续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是不是呀。”另一名五大三粗的男领队，已挥起拳头在发表演讲了。
“是，她不让我们出学校。”
“我们停了课，她不许我们革命，还让我们读书。”
“她继续用修正主义思想毒害我们。”红小兵们像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在那里控诉。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知是谁带头呼起了口号。
“陶玉华必须交代自己的问题！”
“陶校长必须低头认罪！”
“站出来，低头！”这里有老师在喊，有红小兵在叫，有红卫兵在呼，已经乱了套。两个红卫兵把陶校长做成了一架喷气式飞机，还有人嫌不够，要求她站高一些，好看清她的脸，同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红小兵们拖来了长条桌，她被人们连拽带推地弄了上去。
两个副校长及教导主任、年级组长们统统低着头站在长条桌的两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电影《红色娘子军》里人们批斗南霸天的场面，缺少的只是那尖尖的高帽子。
一切都是一哄而起。李北的脑壳先是发麻，接着是发木，最后是发胀。不行，我是带队，不能感情用事，这是革命，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那位男领队，已经恶狠狠地盯了她好几次了，仿佛在说，你怎么是这副模样，你算个什么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
“低头，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李北豁出去了，她的声音响亮，引出一片口号声。陶校长侧过脸在看李北，那眼光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也看不出哀怨仍然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耐心，那样的，冷静，像是在问，孩子，你要听老师说什么呢？不要着急，把你想说的话说清楚。
她在看我，在看我，我不会帮你，不会。你的问题要由你自己交代。“你说，你是如何用封、资、修的思想毒害我们下一代的，说，我要你说！”李北近似疯狂地在叫。口号声又一次响起。李北不敢看她亲爱的老师，再看一眼，她就会崩溃的，会的。
“我说。”陶校长竟抬起头来，俯视着她曾经教过的和正在教着的学生们，他们是她最心爱的孩子们，她说过，那是她生命的组成，她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的。陶校长开始说了：
“我是一名新中国的教师，我教育我的学生，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祖国。有国才有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