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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工们的身上都是油漆的味道，他们简单的内心就像他们简单而粗糙的手，他们没有油漆遇到墙壁后的敏感和细腻，这就注定了他们在听到王奎要给每人发两百块钱奖金和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时兴奋得脸涨得通红。“是真的吗？王总这么讲情义，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张福贵从铺上跳到铺下，觉得这像天上掉下馅饼。杨树根说当然是真的，年三十晚上请我们到“福兴”大酒楼喝酒，奖金明天就发。在确认了这一真实的消息后，大家开始议论起回家过年的种种弊端，比如，路费就要花上一大笔，买东西要浪费好多钱，回到老家走亲访友难免还要花钱，不回家不仅不需要花钱，还有两百块钱奖金，工钱虽说到明年年底发，到时候可以拿得更多一点，扣除每月提前支取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差不多每人能拿五千多块钱，五千多块钱回到乡下就是大款。想到一年后衣锦还乡的幸福情景，每个人的脸上都弥漫着男子汉顶天立地的灿烂光辉。高成海闷着头抽烟，他在想女儿，但事已如此，他也不好多说，周山安慰他说：“大风也许遇到好人家，正在享清福呢。”周山这一安慰竟让高成海哭了起来，他抹着眼泪鼻涕说：“要是遇上好人就好了，可她是在干那种丑事，我的脸都被丢尽了。”罗小顺蜷缩在被窝里抽泣着说：“我想我妈妈。”他像一个瘦小的猫一样，哭的时候瑟瑟发抖，肮脏的被子盖在他身上如死水微澜。
杨树根的心里很乱，心脏有一种锯树般的疼痛，不过，他总是往好处想，王总是不会在乎他们这一点小钱的，要拖到明年，主要也就是怕他们提前开溜。他知道本地的油漆工曾为涨工资闹过好几回，听王总说离开工地后小八子的腿被车撞断了，他有些害怕，反正他不会带头闹着涨工钱的，因为四百块的工资对山里人来说已经很高。想到这，杨树根混乱的心就慢慢地安静下来，他端起茶缸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水。
第二天已是腊月二十六，奖金真的发下来了，来到工棚发钱的是那位工地临时办公室的中年胡子，他自我介绍说是新来的财务处长黄彪，儿子比较有出息的张福贵拿了钱后悄悄地问杨树根，“处长是多大官？”杨树根告诉他，“处长就是坐在工地临时办公室里一边烤火一边掏耳朵的那个人。”张福贵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
领了奖金后的油漆工们非常兴奋，这是他们半年来见到的最多的一笔钱。每人将钱全都寄回家了，寄钱的感觉真好，等于是将自己的贡献寄了回去。这个月油漆队生活费中剩下的二百块钱就不再按重点照顾轮流转了，他们要用三百多块钱好好地过个年，更何况每人还有十块钱零花钱，除了几个抽烟的，大多数人每月的零花钱都花不完，罗小顺都攒下了五十二块，还有几人攒了三四十块，这钱就像是意外之财一样让他们激动。
腊月三十下午，他们在工地外的小卖部里给老家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由杨树根向村主任报告了他们不回家过年的情况并转告家里，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很好，村主任在电话里很有水平地表扬他们说：“好，理想远大，顾全大局，是我们新农村新农民的榜样。”村主任还要继续表扬，这边小卖部里的围着杨树根的张福贵一下子按下了电话，他紧张地说：“快到两分钟了，不能再打了。”他们的长途通话共用了一分五十二秒，花去了两块八毛钱。
年三十晚上，一辆运沙子的大货车将他们拉到城边上的“福兴”大酒楼，王奎和袁媛都没有来，财务处
长黄彪将他们安排好后说：“你们就自己吃好喝好吧，钱已经付过了，十斤白酒，五包香烟，还上了狗肉火锅，王总很关心你们，要你们一醉方休。”虽然王总没来，但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只有杨树根的心悬在半空，像挂在树杈上的一个气球。
大伙猜拳行令，大吃大喝，情绪膨胀，十瓶白酒和两桌鸡鱼鸭肉被他们扫荡干净，看着大家脸红脖子粗地满足与陶醉，杨树根鼻子酸酸的，想哭，但他不能哭，他是这帮老乡们的顶梁柱子。
在远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吃饱喝足了的油漆工们心满意足地睡了，他们在梦中回到了故乡，梦中的故乡如同一位亲人。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年了。
9
大年初一集体去北郊监狱看望正在服刑的梅来。
早晨太阳升起来后，城市在守岁熬夜的精疲力竭中依然沉睡，公交车穿过安静的市区和马路上遍地的鞭炮碎屑，一路顺风地抵达了北郊监狱。监狱冰冷的铁门上空悬挂起了大红灯笼，铁门两边大红的春联紧挨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白底黑字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过大年初一的狱警们显得相当仁慈，一点也不凶，甚至还有些客气和温柔。他们安排杨树根的油漆队在一间摆放着瓜子花生糖果的“会见室”里见面，一个年轻的狱警还拎来了两瓶开水。
梅来穿着蓝色的棉袄，棉袄上的白底黑字编号是0346号，看上去有点像电影里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俘虏。梅来见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就羞愧地低下了头。杨树根将一条香烟和几斤苹果递给梅来，说：“我们都说你在工地上打工。每个月给你家秋萍寄一百五十块钱，她们都挺高兴的。”高成海递一枝烟给梅来说：“谁还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在他们的意识中，梅来不过是一时不小心犯了点错误，反正又没弄到钱，肯定算不上犯罪。
梅来在老乡们的安慰和温暖下，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一家老小。”
大家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最后一致表态，决不向家里透露任何坐牢的消息。梅来服刑的家庭联系人是杨树根，连最后判决通知书都是由杨树根签收的，所以杨树根年底的时候还收到了梅来减刑的通知，由于表现突出，梅来减刑一年。梅来说要是再立一次功，也许今年年底就可以跟大伙一起回家过年了。分别时梅来对杨树根他们最后说的话就是，“再穷再苦都不能违法，别人骑到头上拉屎也要学会一个忍字。”
走进来另一个年纪稍大的狱警见到这情景就提着嗓子说了一句，“今天对于你们这些民工来说，等于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杨树根听了这话，虽然觉得没错，但心里还是很别扭，好像他们不上这堂法制课的话，也要进来似的。更何况是大年初一说这话，很不吉利。本想对狱警表示一下感谢的，听了这话，他就不说了。
大年初四就上工地了，他们在城市走亲访友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拎着油漆桶爬上又高又冷的脚手架，一刷子一刷子地将楼房从丑陋和粗糙中剥离出来，而钻进屋内粉刷油漆等于是钻进了漆桶里，刺鼻的气味将他们熏得眼泪鼻涕满脸横流。刚来的时候罗小顺几次都忍不住又呛又咳，他哭着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欠高利贷的钱多凶凶地说：“受不了就滚回到山里去。”罗小顺抹干眼泪说：“我不回去，我要挣钱给我妈看病。”杨树根安慰说：“开头都有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如今十九个油漆工中，最适应的就是罗小顺，夏天的时候，在室内油漆粉刷，低气压的屋子里，闷闷的，油漆的气味一点都不散，浓稠的油漆味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钱多说屋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封了口的油漆罐子，说这话的时候，钱多一边咳嗽一边拼命地喘气，而所有油漆工中罗小顺却神清气定，若无其事，他的油漆刷子在瘦弱的小手中运用自如，又快又匀。罗小顺歪过头看了钱多一眼，说：“我一点油漆味都闻不到，你咳咳停停，就是偷懒。”钱多气得直骂，“你个小兔崽子，我多大了，你跟我比？”
日子按部就班地向前延伸，每一天都相互重复，重复的日子乏味而无聊，杨树根的油漆工程队也相当疲劳了，他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晚上吃完饭倒头就睡，连闲聊的兴趣都没有了。高成海整天想着找女儿大风去，钱多抱怨老这么不发工钱高利贷怎么还得了，张福贵说新学期开学后两个儿子的学费借也借不到，言下之意是杨树根让他们陷入了赚不得离不得的困境，虽然大家说的有所保留，但杨树根心里还是很窝火。一天晚上，他郑重其事地将大家召集起来一人散了一枝烟后宣布，“你们信得过我，就跟我干，信不过我的，现在就回去，我给路费，年底如果我不把你们的工钱带回去，你们就去扒我家的房子，牵我家的牲口。我说话算数。”见杨树根这样说了，大伙都说：“我们信得过你。”谁也没走，谁也没再说过类似的丧气话。
大家的信任让杨树根感到空前的不安，他话虽那么说，但他心里一点都没底。年初六王奎到工地请杨树根去市里嫖娼的时候，杨树根先说了谢谢王总的关心自己不想去，然后就说：“王总，今年年底可要让老乡们回去过年了，工钱是再也不能往后拖了。”他想把话说在前面，也想得到王总再一次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没有任何文字和法律的形式，但他相信王总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兑现。人总是讲信用的，最起码也是要讲面子的。王奎在听了杨树根的话后快刀斩乱麻地说：“今年让你们全都回家过年，工钱一分钱都不少给，奖金照发。”
漫长的雨季天空湿漉漉的，等到太阳出来了，夏天就到了。夏天是最难熬的季节，除了闷热，不能容忍的是室内油漆粉刷时气味熏得人头昏脑涨，每天下班时，要扶着门框站一会才能下楼，不然就会一头栽倒。罗小顺就是在夏天的一个酷热难当的黄昏一头栽倒的，本来罗小顺是最经得起油漆呛的，那天下午他在刷了靠西面的一堵内墙后，他先是头上直冒虚汗，然后左手拎着的油漆桶掉到了地上，油漆溅满了他汗湿的裤脚，他想弯腰扶起漆桶，可身体软软地不听指挥，手不自禁地扶住了刚油漆过的墙壁，想撑住，但身体却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瘪了下去，他慢慢地栽倒在地，墙上留下了他五个手指留下的弯曲的指印，正在一旁的钱多骂道：“小兔崽子，你想偷懒！”
见罗小顺没动弹，他跑过来一看，罗小顺脸色刷白，眼睛紧闭，瘦弱的胸脯困难地一起一伏。慌乱中的钱多摸了摸罗小顺的鼻子，好像没气了，他嘴里吐出了一声惨绝人寰的号叫，“不好了，出人命了，小顺子死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跑过来，急忙将小顺子抬到楼下的通风口，张福贵看了看小顺子起伏不定的胸口，说：“钱多你说什么鬼话，小顺子什么时候死了？”杨树根掐了掐小顺子的人中，躺在地上的小顺子眉头皱了皱，做出了活着的反应。杨树根对围着的众人说：“中暑了，没事的。周山，你背小顺子到工地外的小诊所去看一下拿点药，在伙房高成海那拿二十块钱去。其余人都去干活。”说着自己带头拎着漆桶上楼了。
小诊所里给小顺子开了一些藿香正气水、仁丹、风油精之类的常用药，躺在砖铺上睡了两天，还没见
好。小顺子的脸像一张水泡过的白纸，失血的嘴唇干燥皲裂，眼睛空洞地望着工棚的屋顶，一条汗馊味强烈的湿毛巾敷在额头上，鼻子翕动着很不均匀地呼吸，他蜷在砖铺的草席上，像一只奄奄一息的河虾。烧饭的高成海有些急了，他对杨树根说：“小顺子不像是中暑。”
杨树根让高成海第二天烧好饭后背着小顺子去小诊所吊水。吊水后第三天，小顺子能站起来了，身体还是很虚弱。小顺子摇晃着要上工地，话还没说完，他手中端着的洗脸盆掉到了地上。杨树根说歇几天再上工地。又过了几天，小顺子好了，神气多了，高成海反复研究了小顺子苍白的表情后悄悄地对杨树根说：“我去工地，让小顺子在家烧饭。这孩子恐怕病得不轻。”
油漆工的生活很简单，早晚熬一大锅稀饭，中午煮一锅干饭，烧一锅海带冬瓜或青菜豆腐，进城打工才知道青菜豆腐保平安其实是因为没钱吃更好的，才这么自我安慰的，吃青菜豆腐的人往往就是最不平安的人。已是五十八岁的高成海和大伙一道拎着油漆桶走进了高温酷暑中，他们在城市的空调之外劳动，城市的空调在油漆工们终日汗流浃背和彻夜闷热不眠中显示出清凉的意义。
小顺子在油盐柴米之间奔走，他总是或咸或淡地烧出一锅又一锅的白菜豆腐。没有人埋怨过菜肴的味道是否正确，因为填饱肚子是吃饭的根本意义。小顺子越来越瘦了，他咬着牙气喘吁吁地买菜烧饭，一到老乡们回来，他总是提前放好自来水，摆好洗衣粉和肥皂让大伙洗去一身油漆。高成海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小顺子，小顺子斜了他一眼，“我有什么好看的？”高成海没说话，胡子像刷子一样坚硬。
小顺子确实有些累了。烧饭的时候，他看着灶膛里的火光，先是头晕，接着就眼冒火花，要闭上眼睛好一会儿，脑袋才能慢慢稳定，他拿着炒菜的铲子如同拿着一块石头，这种感觉在持续了二十多天后，小顺子觉得自己肯定不是中暑，他想家，想妈妈，想着想着就会流下泪来，快一年了，总共只给妈妈寄过四百多块钱。要是有钱就好了，他坐在灶边胡思乱想，最好要有五百万，他要给每人平分了，然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小顺子对钱的妄想与日俱增，而支持这种妄想的依据是，每天买菜经过菜场入口处的一个体育彩票的销售点，销售点的牌子上公布着五百万大奖的号码，旁边还贴了一个打工仔用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五百万的传奇故事。罗小顺试探着问卖彩票的中年妇女真假，那位嘴角上有一颗红痣的中年妇女认真地对他说：“这可是真的，打工仔中了五百万后，一个女大学生硬要嫁给他。来两注吧！”
小顺子从塑料袋里摸出四块钱买了两注，机器嘴里吐出了两注机选号码，他攥在手中如同攥住了五百万块钱和往后的幸福生活。他看到了母亲病好后轻松而愉快的表情，他看到了这帮打工的乡亲们斗志昂扬地回到了家乡，全村都沸腾了。
第二天买菜的时候，看中奖号码，没中。又买了两注，此后每天都买，由两注到买十注，月底还剩六天，买菜的钱已全换成了彩票，小顺子傻眼了，他想少买点菜，可这么多人就吃那么点青菜萝卜，想克扣也没办法。这一天小顺子只煮了一锅冬瓜汤，连海带都没放，更没有炒土豆丝。从工地上回来的老乡们一看这一锅汤就问：“小顺子，你他妈的这么懒，不能多烧点菜？”
杨树根看了小顺子一眼，那意思是你怎么搞的，小顺子低着头不吱声，不吱声意味着有问题，杨树根开腔了，“小顺子，大伙累得尿都尿不出来了，青菜萝卜总得够吃吧。”
小顺子忽然低着头抽泣了起来，杨树根端着碗走过来问怎么了，小顺子说：“买菜的钱没了。”杨树根以为是被小偷偷去了，就很恼火，“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到菜场不要多带钱，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小顺子抹着眼泪说：“大哥，钱买彩票花光了。”
杨树根用拿着筷子的手一巴掌狠狠地抽过去，“你这个败家子，你有什么资格买彩票，谁让你去买了？”小顺子的脸上留下了两道筷子的印痕，苍白的脸上只有筷子抽下去的地方呈现出一些淡淡的血色。
所有的人都在谴责小顺子的胡作非为，小顺子蹲在地上哭出声来，“我是想，中了五百万，我们一起回家。我想家，想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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