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外教胖玛丽，她因为身材极胖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一个是公共澡堂的播音员，每到澡堂快打烊的时候，校园里就会回荡着他苍老磁性、有板有眼的嗓音：各房间洗澡人员请注意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停水停电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来得晚的和洗得慢的，更要抓紧时间。很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居然异口同声一字不漏地把这段话背了出来。
我们的合唱团在高校里赫赫有名，号称梦之队。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家走了一个“1，3，5，1”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和赵传、齐秦在一起的日子。在我听来仿佛就像传奇。前贝斯手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把一台老爷级的合成器和一台音源留给了我，我准备过两年当文物卖掉，它们很有可能参与了《纪念日》的录制哦。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泄气，我在唱片的工作人员中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嗨，也许署的是艺名呢。
再后来，我去一家唱片公司工作，成为职业文艺青年。我的老板是最早把齐秦、赵传引入大陆的人；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台湾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我给他做了两年助理；后来因为一张唱片在台湾发行的事儿，我们还和阿尔发公司的杨俊荣合作了一次。
回头一看，人生的因缘际会真是神奇，似乎我现在所作的一切，在童年的时候都已经留下了伏笔。一个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莫过如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否则人生就是不健全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我认识几个人在国外混了几年，生活条件挺好的，最终还是“拒绝了海外著名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海归了，说到底，还是寂寞难耐啊，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帮可混，就像手机没有短信功能、上网不是宽带、欧洲杯期间有线坏了。
在古早古早的武侠时代，人们加入帮派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有大哥罩着你，如果加入的是黑道，在交保护费的时候就可以打五五折，如果加入的是白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交保护费，当然你还要交武术培训费、医疗保险、机场建设费等等，好在白道比较讲信用，你可以“学不会再学，学会为止，毕业后包分配，工作单位是著名镖局和保安公司，月薪不低于二两银子……”
到了文革，这一帮派传统被发扬至极限，山头林立，有时候一家人就分属好几个派别。我的二叔为人极其老实，有一点木讷，所有帮派都不愿吸纳他，于是他一努力自己拉了个山头，号称“卷巨浪造反队”，然后以“替你打柴”等诱惑把两个小弟弟强行收了进来，为了博出位，他还策划了一次全国大串联，没想到在最后关头被两个弟弟出卖，没等走出村口就被我奶奶拿获，就地饿了好几顿，从此绝了做大哥的念头。
说来惭愧，等到我混江湖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胸怀世界的志向了，连在学校争个武林盟主的想法都没有过，当时我们一共六个人，号称六人帮，基本没做过什么撑场面的事儿，顶到头也就是别人斗殴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摇旗呐喊，下地偷过老乡的庄稼，骚扰女同学未遂……唯一算得上人物的是老三，他是个狠角色，常年带着冷兵器和火器，参加过正式斗殴，多年以后承包了一个煤矿，是我们之中最先富起来的。我排行老五，因为学习好，主要担任让人抄作业、考试协助作弊的技术工种，代表了我帮的先进发展方向，作为回报，每次下地偷黄瓜，他们只让我在田埂上望风。多年以后，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刹那间有一点恍惚，眼前闪现的是六个少年在田埂上拼命逃窜的景象，跑得如此鲜衣怒马、意气飞扬。
上大学以后就不时兴这种江湖组织了，都改叫社团了，比如，书法促进社、追捕UFO办公室、腿毛研究会等等，我是文艺青年，所以一直混迹于学校的文艺圈，一开始是在学校的报社，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号称三驾马车，每周在报社举行一次座谈会，半箱啤酒、两包恒大，话题关于音乐、文学和爱情，我们的最爱是米兰昆德拉、王朔、罗大佑、达明一派……至今我都认为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学会了一种姿态：我们永远在逃脱这平庸的生活。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艺术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音乐，几年后，我义无反顾地把音乐当作了我的事业。娱乐圈我熟啊，从爷爷那辈就在娱乐圈混，我出生在一个大剧院，跟当地娱乐界名流一直厮混了十几年，我后背有块胎记，镜头拉远了看，赫然就是四个大字：我们熟悉娱乐界。
娱乐圈的切口我都懂：
有个哥儿们攒了一个穴（搞了一个演出），你们的艺人来不来？
谁接的地，不是水穴吧？（谁承办的，不会不靠谱吧？）
哪能呢，梦导的活儿。
有储吗？（有出场费吗？）
均储，每人一个半。（出场费平均，每人一万五。）
储太低了，除非让我们艺人攒底（压轴）。
不行，你们的腕儿不够high。（你们的名气不够大。）
靠，现场还是还音？（真唱还是对口型？）
……
其实做音乐和混娱乐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道行比较浅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为只要把音乐做好就可以了，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根据我多年的娱乐经验，在娱乐圈混最重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有一口好牙，口一定要正，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爱喷才会赢”嘛；一个好肺，这样可以长期转战在各个娱乐场所；一张厚脸皮，面对媒体什么谎话都敢说；一颗娱乐的心，娱人娱己，千万别当真，一认真就受伤；一副好肾，如果你准备走偶像路线的话……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除了低级趣味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然，混娱乐圈只是我的工作而已，除此以外，我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所谓的圈子是一些无形的群体，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范，它的组成来自共同的兴趣和目标，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博弈，最终达到价值认同，形成相对固定的人群和独特的话语环境。
在网络时代，这种圈子的形成更加简单而有效，最好的方式就是混坛子，在我混迹的两个圈子中有一帮是愤青，他们是一些另类音乐人、边缘青年，我们共同的兴趣是摇滚乐、文艺电影、另类文学；另一帮是小资，我们主要探讨生命的质量、精神生活和一切闲门儿。说句动情的话，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赵传有一首老歌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歌不太好听，不过歌词写得非常牛，作者是著名的李格弟（其实她是一位姐姐），歌中唱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为了那么一点点神圣的荒谬气氛
哥儿们就让我唱着 所有我会唱的歌
不知道还能不能 抚慰你们一处处剧烈的疼
因此，在我看来，理想中的圈子，就是在悲情的岁月，一帮互相舔嗜伤口的人。
我为偷窥狂
我的老家很偏远，偏远的缺点是物质匮乏、文明程度太低，优点是你可以做很多文明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在小镇旁边的山上，绿树如荫、芳草萋萋，特别适合年轻男女谈恋爱，到忘情处可以就地犯错误，因为当时还没有KTV，上旅馆还要查结婚证。现在想起来，当地民风还真是前卫。
小时候我们受主流教育，因此沾染了一些低级趣味，比如，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路上很亲密地走，我们就会一拥而上，跟在后面念童谣，大意是控诉社会腐朽堕落的，能跟出一里地去。有过分的还去山上看妖精打架，但是很遗憾，他们并不是带着性爱启蒙的学习态度，而是恶作剧式的，隔着老远就起哄、扔石头，看别人仓皇逃窜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我参加过几次组织活动，直到有一次被一个彪形大汉撵得满山跑为止。
当时的偷窥限于设备和经验，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匡扶正义、伸张道义、挽社会伦理于既倒。
在那里我一直长到17岁，某伟人说过，没有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说的就是我，我甚至连高中那堂最重要的生理卫生课都错过了，只是为了参加一次狗屁数学竞赛，我付出的代价是晚熟好几年。当后来我的同学们在后山上犯错误的时候，我只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
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工科的缺点是女生匮乏、爱情的普及率极低，优点是我们能够利用工程学的智慧解决部分生理需求。比如用高科技望远镜头偷看对面的女生。
当时我们楼和女生楼紧挨着，有足够的便利条件，因此朝北的每个宿舍都配备一个望远镜，我的一个哥儿们就是这么看上了一个女朋友，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夏天的某个中午，他辗转反侧不能午睡，于是走到窗前，拿起望远镜举目远眺，一个美女进入了她的视线，他也同时进了那个美女的视线，因为美女手中也拿着一个相同型号的望远镜。刹那间，电光火石、斗转星移、日月无光，两颗年轻寂寞的心一窥钟情，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却因为共同的志趣走到了一起。
当他们的恋情曝光以后，当地文具店的望远镜销量暴涨了数十个百分点。在我寂寞的大学时光充满了这种诱惑，它们无所不在，但和你无关。因为我住的宿舍朝西，视野里是一个煤厂，很多年以后，我依然坚信一个事实：煤厂无美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情色毫无例外地很忧伤，目的卑微，手段拙劣，情节简单，画面粗糙，演员业余。
在美国最著名的肥皂剧《六人行（friends）》里有一个经常用的情节，每当不知道如何接下一句台词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会看着窗外：“哦，看那个丑陋的裸男在干什么什么了。”奇了怪了，演了上百集了，这位老兄就没穿过衣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已经从“偷窥狂”时代前进到了“被偷窥狂”时代，真是先进啊。
现在我才刚刚进入小康水平，我住在南三环外的高尚小区的高层住宅，视野开阔、空气比城里好，在搬进去之前，我首先配了一副高倍望远镜，俄罗斯产的，然后盼着对面的空地赶紧盖楼，结果出乎意料地，那里整成了一个体育公园。至今在闲暇之际，我就在阳台上看月亮，偷窥嫦娥洗澡。中国人终于难得地领先了一步，至少外国的月亮里是没有美女的。
我们都爱586
说起来挺寒碜的，在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它神秘高远，算四则运算不用打草稿。有一年我姐放暑假回家，说系里布置了要大家回家学打字。我爸自告奋勇，说单位有一台打字机，赶明儿就带她去单位学。转天，我姐嘟着脸回来了，原来不是那种带键盘的四通打字机，而是老式打字机，打印杆上焊着大铅字，远看像一个纺织机，听动静也像。
我家乡的科技水平大抵如此，和大中城市比基本落后五年左右。在大学上的第一堂计算机课，老师对我们说，想必大家在中学的时候都接触过计算机，Basic语言也掌握了一些，所以我就不从头讲了，大家请翻到第三章。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看看四周的同学，一个个颌首微笑、成竹在胸的样子，令我无比地自卑，我的脸皮薄，不好意思让全班因为我一个人再学习一遍。
上机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组，和我搭档的是我们班的二姐。我怕露怯，让二姐先来，二姐到底是从东北的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也不推托，姿势优美地敲下一行字：2 2=，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们对视一眼，心里说，糟了，演砸了。再试一次：3 3=，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说：“是不是太简单了，试试除法。”二姐低头在键盘上找了一会儿：“除号在哪里啊？”我举手把老师叫了过来：“老师，给我们换一台电脑，这台是坏的。”
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没用过计算机的并不止我一个，粗略地估计，怎么也有三分之一，只有几个天津和北京的同学玩得比较在行，三年级的时候就能跟着老师做项目了，而我的进步极为缓慢。二年级我们学的语言是fortran77，是用作工程计算的，据说是所有语言里最难的一种，果不其然，一个学期我只调通了一个程序，代码不超过10行，本来我准备做一个大程序的，连编带写好几天，但是死活调不过，我就把最有可能出错的部分删掉，再调，再删，一直把几百行的代码删到10行，终于成功了。后来学过C语言和数据库技术，直到毕业也不知道它们能干什么用。
倒是在其他方面颇有心得，比如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因为宿舍里有几个高手跟老师干活，我们经常能夜里去机房蹭游戏玩，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波斯王子》、《三国志》、《沙丘城堡》、《刺杀希特勒》什么的，其中《波斯王子》是我的最爱，因为玩得最好。至于黄色图片更是稀罕至极的东西，不像现在，一上网就噼里啪啦往外蹦，那时候都是同学传老乡，老乡传朋友，千山万水传过来的，用的还是大号的五寸软盘，那玩意儿特别不保险，总是坏，一宿舍的人都招齐了，结果死活打不开，急得一屋子人抓耳挠腮。好在，我们这里有高手，什么文件都能修，为此我们有幸看了好多缺胳膊少腿的黄色图片，心智得以启蒙。
毕业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进了IT行业，其中几个混得不错，有出国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在著名企业当主管的，而我后来也居然混进了IT业，大家都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我去的那家公司是台资的，主要做多媒体软件，像游戏、教育什么的，我所属的部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UFO”，全称是“User Friendly Operation”（用户友好操作），在公司里没几个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基本工作就是：但凡从台湾带回来的电脑杂志我们先看，称为了解业内的最新讯息；从台湾带回来的游戏我们先玩，打通关了写一个评估报告；别的部门做的项目，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提一些意见，打回去重做。天底下有这么幸福的工作吗？不幸就让我撞上了。
于是我得以在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方面继续精进，当时玩的游戏基本上是国际同步的，因为太多，所以嘴比较挑，太没品位的压根不上眼，事实证明，但凡被我宠幸过作品如今都已经成了经典，比如最早的即时战略游戏《命令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