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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是我此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吗？我的包里还放着我写给达弥的信，写信时已经明白今生恐怕再见不到了。但还是写了，却没有寄出，整整十一个月……
“老高”，我朝快步向我走来的粗壮中年男人含笑招呼。老高是我在法国的故人。回想第一次见到老高，已经是一年半以前了。那时我刚来法国不久，也就不到一个星期吧。有一天正躲在房间深沉，神游方外。突然被一阵鼎沸的人声惊醒，那是北京话，台湾国语和中国某地方言的激烈交谈——老高如风而至，恰好是我的邻居，我1013号房，老高1015。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事实上一年半后的今天仍然不通），动用了当时住在那幢青年公寓大厦里除我之外几乎所有讲中文的人作译。
住在那栋大厦的日子里（大约六个月罢），因为是公用厨房，中国人吃饭较早，或许想避开炊饭高峰时段也说不定。总之，我和老高常常不期而遇。我总是坐在巨大餐桌的一隅，默默地吃着简单的晚饭，注视老高大刀阔斧的背影，他把自己巨大的双手比作“铲子”。老高洗菜，拣菜，蔬菜在“铲子”的编排下垂头丧气，花容失色。他的双手如此之大，我有时恍惚觉得眼前是一个强壮的中年男人和两把铲子的协同工作图景；中年男人和“铲子”本属一个整体，却外在表现为两件分离的事物，这便是我对老高的手的大概印象。
有一次，老高突然回头，说：“小明先生，你晓得哇，我的铁饭盒在微锅炉里直冒火星？”
我连忙说微锅炉里是不能放金属容器的。
“噢，我们不晓得的，以前没用过！乖乖，火星直冒！”
有时，老高的锅里浓烟滚滚，油煎味四下飞散，经过厨房的外国人有时探进小半个头，丢下一句：“BON APETIT！”后恐惧地离去；或是隔壁的门房老头勿勿进来，开开窗户，又勿勿跑开。
逢老高炖肉（大约三、四天一次吧），那就更不得了，整个一层楼都弥漫着诱人的肉香，这香味，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时段，比法国女孩身上散发的香水味更有诱惑力。
顺便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法留学，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放假。但岁月勿勿，我也老大不小，假不能放得太长，且又要有意义。也就是所谓人生追求或人生价值之类近乎狗屁的东西。我背负着放假的喜悦和追求的困惑在这个美丽安逸的国家四处游荡了一年半之久。其间念了语言，念了时装设计；两游伦敦，和两个韩国女孩，两个中国女孩睡了觉；在巴黎的“丽都“形单影只不无凄凉绝壮地度过了自己28岁的生日，能想到的仅此而已，毫无心得。却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那是发生在公元2000年一月至2001年六月间的事。
七月初，我重新回到普城，暂时和老高同住在离普城大学几步之遥的大学城哈伯莱（RABELAIS）。记得窗外永远是一片无边的树林和草地，在普城七、八月间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凝视这片令人痴迷的绿色就几乎成为我唯一的消遣。鸽子们轻盈地在树叶间飞来飞去，扑打翅膀，追逐调笑，发出几乎令人窒息的咕咕声，它们同样无所事事，以消磨时光为乐。
那是一个思想真空的阶段，我没有思想，没有追求，似乎是在等待，却不知等些什么。对于那一阶段的生活，总觉得有必要写一写，不必太过详尽，事实上也毫无主线可言，正因为如此，叙述的切入点众多，才不知从何起笔。开始总是异常的艰辛，耗费心力，事间一切煞费苦心的经营皆逃不过这个因果循环。
开始吧。
2001年七八月间，我住在普城大学学生公寓哈伯莱，那是一座通身雪白的大建筑，座落在一片不小的绿地之中。远远看去相当不错，但身处其间却是出乎意料的纷繁、杂乱、肮脏。我觉得处身其中之人无不深有同感，然而，正如雨戈对我说的：这里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正是。放眼望去这幢大楼里的人来人往，皆出身于亚、非、拉三地，没有日本人，有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或来自法国贫困家庭的孩子，但终归还是中国人和摩洛哥人人数众多。
雨戈是一个法国学生，来自岗城（CAEN），在普大读生物。有一对爱尔兰人的绿眼珠，目光炯炯，喜欢谈女人…还有不喜欢谈女人的男人吗？雨戈对女孩显然没什么经验。虽说法国有一统计数字表明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但雨戈，怎么说好呢？…往往最不懂女人的人才会像雨戈这般常常把女人挂在嘴边。
常常和雨戈同出同入的是永太，一个韩国留学生，在法六年，攻读欧洲历史，后来得知他已经三十八岁了，而当时他则说自己是三十一岁。
我和雨戈和永太相识是在大学餐厅，记得第一次谈论的时候是一个新搬来的韩国女孩，这个话题开得清风拂面。因为当时那幢大楼一段时间内谈论的都是那个韩国女孩。我只隐约记得有一次在楼道里和她打个照面，她有一对凤眼，其他就无深刻的印象了。在哈伯莱的那个暑假，女孩是驻守大学城的各国留学生永恒不厌的话题，我不能免俗只能非常有节制又不涉及自身地乱谈一通。
我和老高同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由于是暑假，经济上较宽裕的学生都外出渡假去了。渡假之风在欧洲如此蔚然成风，真是非得身处其中不能体验到。我因为六月中旬在南法一带游弋，同年四月和六月两游伦敦，算是提前渡假一个月。其实想想所谓“渡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无非和足球和跑车一样，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商业运作下的产物。况且如今再外出旅游，无论精力上和经济上都不允许。我是打着和老高一同打工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来普城的。因为之前在巴黎和美芳碰面时，就听说达弥暑假会来普城作博士论文。到这个月的七月二十五日，就和达弥整整一年没见到了，我一度深信不疑，今生再也见不到达弥了，即使彼此倾心。一年前在普城车站相拥道别的情景太过完美，恍然电影情节中最华彩的章节，而恰恰也是电影结尾一样动人心魄——每逢触及此念，我就心如刀割，时逢旁边有人，就恶意开几个下流的玩笑，把自己的信誓旦旦掩示过去。
住到哈伯莱的第二个星期，也就是7月10日。我和老高开始在青年中心的招工栏找工作，由于没有车，农场又不提供住宿，工作的事一时间毫无进展。我的动机本就不纯，老高也是豁达之人，一时找不到，就顺其自然吧。
不是放长假吗。
于是我每天基本的生活程式是：早上九点左右起床，麻利地折好睡袋 ，把它“呼 ”地一声掷过尚自呼呼大睡的老高，落在橱顶。下楼到大学餐厅喝咖啡，吃牛角面包（这样一餐相当之便宜又美味），然后在杳无人烟的树林里散步步；中午之前回房间，和老高聊一下，吃中饭，中饭或者老高烧，或一齐到学生餐厅吃。午饭后，和老高聊天，午睡。然后又一人外出散步，七点钟左右回家吃饭，晚饭老高烧不是我狡滑不干活，老高说：你是客人，不要你插手！
晚饭后，活动内容丰富：中国人之间开始互相串门，算来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人际网络；或是各国人等聚到活动大厅，打乒乓球、上网、谈女人……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现在回过头想想果然单调，但当时却未丝毫感到厌倦。竟然坚持了一个月之久乐此不疲！
于是七月在散步、乒乓、聊天和伴随着经常的稀稀沥沥的降雨中悄然过去了。
八月的一天，正在臭汗和烟气冲霄中观看老高对老于的当日五番棋大战正酣之际，手机响了。佳丽出乎意料地打来电话。我略愣了一下神，大概五分之一秒的时间，头脑中某些僵化的部分就此渐渐重新苏醒过来，活跃的性暴力粒子和征服欲以一种堂而皇之又妙趣纷呈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同样的话对达弥大概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口的，即使同是讲国语。对不同的女孩讲风格迥然不同的话，达到同样期待的效果，这样事情年龄一大，就会变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现在就想见你！”
话是够直白的！我为之愕然。
“现在你什么样儿，胖了吗？瘦了吗？”
得得。简直成了远房的大表姑。
“没什么大变化，还是很忧郁，剪短了头发，象个农民……”我也打趣地回答。
佳丽咯咯直笑，我也陪着傻笑，笑声如此之遥远，象另外一个我在世界的另一端发出的回声。屋内很嘈杂，老于的开怀大笑，老高布满血丝的双眼，都如同在远望镜中的情景一般。我默默地翻出睡袍，两条新内裤，把它们塞进我的黑色GAP挎包。暗想：不就是干么。
当夜的棋局一直持续到很晚，象往常一样结果是5：0，老高每次都输，老于每次都赢，仿佛大海每天的潮起潮落一般亘古不变，赢的输的都如此的乐而不疲！
其间我出去了一会儿，多长也记不得了。腕上从来都不戴表，因为几点都无所谓，无非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已。
在夏日夜晚微带凉意的和风中，我坐在普城大学门口的冰凉的石阶上，面对空旷而巨大的停车场，远处是灯火通明的大学城，无数窗口放出的音乐混为一体，经过远距离的过滤传到我的耳际时只剩下低音鼓点的敲击节奏。突然间我想起大学的校园。自己也是常常坐在校园凉亭的一隅以审视的目光观望校园的各色男女。十年前来着，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手中常常托着一把木吉他，照例留着长发，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未经人类现代文明雕琢过的原色的纯真。当时的我们彼此注视时，都可以从对方的瞳仁当中发现什么，甚至自己的本性。那种真实性一览无余，如刀锋一般锐利、坦白。十年后的今天，幸喜我依然保留着少许旧时的激情，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继续探求某种生命的价值。也时不时碰到把我惊个倒仰的纯真。但从她们的眼中我再不能发掘出什么给予我心灵上震撼的东西。然而我却不能后退，只要后退半步，我将沦为这个时代的落伍者，任何人都无法向我伸出援救之手。
纯真的年月终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辆2B线夜行公车从眼前呼啸而过，我就着车中微弱的灯光恍惚间看到我和达弥并肩而坐的身影。那是一年前的我，握着身旁这个大我十五天的台湾女孩的手。以前比我年纪大的女孩也交往过，但比我年纪大，又如此温宛的台湾女孩却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相识于学期初，开始交往于我离开普城前二十天。
车上除了我和达弥，只有靠前几排坐着一对法国情侣、一个中年妇女和司机。我们接吻，女孩肤体的清香，头上洗发香波的味道。我的右手轻托在她的脑后，她的身体象小猫一样又轻又软。然而我们哪儿也到达不了，无论是我那座防卫森严的青年公寓还是达弥和同住男友共同的家。这辆2B公车是属于我们的唯一的场所……
“孔雀小明，你要是找了农村人可够你受的！”老高常常毫无征兆地如是说——至于我为什么要“找个农村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她两眼一瞪，你骂她，她什么也不懂，只是跟着你，给你带小孩，洗衣服，做饭，真她妈犯嫌。乖乖！”
此时，我的想像洪流中浮现出头大手大的老高在前疾走如飞，巨大的双眼布满红丝，不时回头狼顾；后面一个如秋菊一般身材的农村妇女，怀抱穿得花花绿绿的婴儿，一声不响执着地紧跟不舍。
“老高逃婚来了法国吧！”我从未敢把这个想法公开。
有一次我冷不丁地问老高，你如果回国一次干什么？他仰在床上，双眼望着天花板，悠然地说：“玩，到处玩，吃中国菜……好玩，嘻嘻……”我一度深深置疑《射雕》中老顽童和傻姑的形象是否以老高为范本推敲而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成立，但“好玩”是老高对八年下放的唯一结论。
我也略读过几本描写文革时知青的书，像《蹉跎岁月》、《血色黄暮》和《黄金、白银、青铜三部曲》，小说表现手法各异，但酸、甜、苦、竦、咸五味俱全，“好玩”却从何说起呢？
“真的那么好玩么？”我狐疑地丢过去一眼，老高来法洋插队一年多，仍不通语言，帐户上也时时捉襟见肘，他仍然归纳为“好玩”。
他的右臂上有一道数寸长醒目的疤痕，他自己说是洗澡时跌倒后被硬物边缘划伤，但大家都认为是他在当知青插队时和农民打架时留下的。
老高，如果没有你的存在，在普瓦捷那个暑假的日日夜夜一定会变得非常苍白而缺乏乐趣。真的！
一天夜里，老高和一个不知姓名的小子酣战围棋（老高的房间简直成了围棋俱乐部！）战到0：5（自然还是老高输）后，仍毫无倦意，愈战愈勇。我坐在桌子上，狐视二人脸上的表情，那个湖南小伙子（据说是访问学者）的脸色可能由于台灯光线的缘故，殷红如血，布满青筋的右手如兰花般轻盈柔美地拈起一枚枚棋子。老高在我视线的斜下方，头发凌乱不堪，面容憔悴，双目微睁；红丝藏匿其中，我从未见过如此疲惫的老高，当时真想以我独特的视角拍一张照片，取名为“老光棍”，获个当年大众摄影新人赏也不一定。
旁边二人飞快地落着子，我则拔通了那个一星期前就得到的电话号码。我的意识随着电滋波，进入海底粗大的电缆，穿越大洋，一直到达芝加哥。铃响半声，那边立刻拎起听筒，
“喂？”
“噢、噢、噢、真不容易……”我故作老道地说。
“孔雀小明！”
我的声音立刻被正确地识别，一股久违了的暖意涌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一直陪伴在我身旁的精神家园哪！在法国不知还要多久的漫长的日子里。她的影子在我的心中日益清淅。分别五年，之间只见过一面，之后又是近一年的杳无音讯。每每在半夜中醒来，恐惧和黑暗肆虐。回忆起那些相识、相知、相恋过的女孩，只有她一人让我觉得喜乐平安……
情书
附：写给那个女孩的情书
（故事发生于八年前的上海，情书写于八年之后的巴黎）
我从未写过关于她的友言片语。
那是在昨夜，她仍旧以大学时代的身份走进了我的梦。我在梦中惊诧，拼起了所有关于我和她的记忆，点点滴滴，在我走过的生命中闪着晶莹的光亮。
我爱她。
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美国吧，还是已经回到了上海，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城市；亦不知她在做些什么，每天是如何过的；剩下的，只有我对她残存的星星点点，拼凑起来的记忆。
她对我始终是如此的宽容，时隔五年，回想起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仍旧让我感动不已。但是，当时的我是麻木不仁的，充满了年轻的狂妄。
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同学。同专业但不同班，那时候的大学生，仍旧处于保守和新潮交叠的地带。直到了三年级，男生女生的交往才逐渐多起来。有几对男情女意，常招惹全宿舍或几个宿舍间室友的戏弄。
在那段时间，我追求低一届的撩人学妹失利。一时心中空荡荡，虽谈不上如何失魂落魄，也不象众多失意者一样对爱情游戏从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我盯上了她。我于是在上专业大课时有意无意地坐在她周围，既不象惯常那样搭话，也不故意引起她的注意，只是常常坐在她相邻几个座位上。她比我聪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