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在密密麻麻的黄色的稻茬下面，潮湿的褐色的原始土地裸露了出来。从高高的斗渠坝上望去，大地蒸发出冉冉的水汽；由纵横的沟、渠、田埂切割成象棋盘格似的稻田里，来往奔忙着无数象蚂蚁一般的穿黑色囚衣的劳改犯人。我们把一捆捆沉甸甸的、用草要子捆绑好的稻子提到田边，在铺在田埂上的长绳上码好，然后用背绳结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交叉成人字形的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摞稻子就紧贴着背背了起来。我这个大组长当然要起带头作用，通常，我都比别人背的多。在这里，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劳改”，是我们固定的职业，于是，只有劳动好，会劳动，才能取得特殊的待遇。我劳动好，会劳动，我便能管理别人，斥责别人。我便能获得“信任”成为一个自由犯，我便能回号子以后不但有那“一大瓢”，而且“一大瓢”之外还会给我加“一大瓢”。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
回到若干万年以前去再现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满足与愉快吧！
从我和海喜喜比试体力劳动以后，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
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没有什么再比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嘿！驴算什么？！
我是我！
且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
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
因为我背得多，便经常得到王队长的帮助。当我勒好稻捆，坐在地上，塞进肩膀，准备弯腰拱背的时候，王队长就主动跑来替我在后面往上埃Ｓ姓庖槐壑臀拚庖槐壑Υ蟛灰谎Ｔ谕溲氨车囊簧材牵缇僦卦硕痹谧ゾ俪林氐母芰迨钡哪且簧材牵灰酵饶苷玖⑵鹄矗嘀氐亩餮乖诒成隙寄苈醪健！�
“别努着了，别努着了！”他说，“一努着，吐了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有一天，我把两肩在背绳里塞妥，他又跑过来，但却不埃遥吭谖依玫牡咀由希玖丝谄担骸�
“唉！你这婊子儿，还是呆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罗！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怪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呆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的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返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的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
“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象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卖，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象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他的这个安排，使我看见了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部
第二章
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象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X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