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这一次把他的话打断了。罗巴诺夫拿起话筒。
“对！……啊—啊，是您呀？……什么？！……好，好，请等一下！让值班员听电话！……阿列克谢耶夫吗？立刻让那位同志进来见我。”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困惑不解地倾听他的谈话。罗巴诺夫咔嚓一声挂上话筒，说道：“是乌尔曼斯基。戈尔利娜刚刚给他打过电话。”
这一消息甚至震惊了赫拉莫夫，他用惊愕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办公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格奥尔基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在门口停下来，对自己的冲动感到难为情。这里果真在开会。
“进来吧，进来吧。”罗巴诺夫迫不及待地对他说，“请您讲一讲，玛丽娜对您说了些什么？您请坐。”
格奥尔基轻轻把门关上，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么，是这样，”他开口说，极力要平静下来，“这是一小时之前的事……”
他急急忙忙、语无伦次地说着，时不时地清清嗓子。后来，他仿佛忽然想了起来，贪婪地一边开始吸烟，一边继续说，所有在座的人都默默地听着。
“……她大喊了一声：‘哎呀，有人来了！’说完便把话筒撂下了。”
格奥尔基一边激动地结束说，一边重新感受着这句短短的话。
“她究竟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呢？”谢尔盖问。
“哎呀！”格奥尔基忽然想了起来，“她请求不要找她。可是这似乎有点儿难以理解。而且好像……”
“是啊，是啊，”罗巴诺夫若有所思地打断了他，“我认为，您今天应该好好待在家里。说不定她还会给您打电话。”
“应当去寻找她！”
“这事我们会办的，而您必须待在家里。”罗巴诺夫坚决地又说了一遍，好像下达命令似的。
谢尔盖赞许地点了点头。
“必须这样做，格奥尔基。说不定我们还会用得着您呢？”
“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
当焦急不安的、异常突然地安静下来的乌尔曼斯基离开以后，谢尔盖说：“请注意：她从窗户里看见一所小平房和一座教堂。”
罗巴诺夫懊恼地把手一摆。
“市里有不少于二十座教堂，教堂周围有数百座房子。可以从成千上百的窗户里看见它们。”
“况且她又是从五层或六层楼上看见的。”扎特金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对倒是对，但毕竟挺有意思。”
会议结束了。扎特金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还有一个侦查员去叫塔玛拉——谢尔盖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她请到局里来。
罗巴诺夫说：“是啊，我看这结子是越系越紧了。”
“我认为正好相反，”谢尔盖提出异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结子眼看就要解开了。要知道，我们苦苦寻找的两条线索现在终于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交叉在一起了——我认为是谢苗诺夫和……普罗霍罗夫。”
“唉，现在要是能审讯谢苗诺夫就好了，”罗巴诺夫富于幻想地说，甚至搓了搓手，“我们来打个电话看看。”
然而，医院里通知说，谢苗诺夫仍然处于严重状态，尽管他的生命现已脱离了危险。
“这就很谢天谢地了，”罗巴诺夫放下电话说，“就是说，他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朋友二人想起来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甚至，说实在话，不是从早上，而是从昨天晚上。于是他们朝小卖部跑去，因为星期日食堂不营业。
当谢尔盖还在办公室里嚼着从小卖部带回来的夹肉面包时，一位侦查员朝门里望了一眼。
“班基娜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谁？”谢尔盖乍一听没有弄明白。
“喏，就是塔玛拉。”侦查员淡淡一笑。
“让她进来吧。”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没有吃完的夹肉面包藏到抽屉里，急急忙忙地把桌子上的面包渣拂掉。
塔玛拉立刻走了进来，一副急躁愠怒的样子，身上穿着那件熟悉的皮大衣，没有系扣子，皮大衣下边现出带有艳丽的花朵图案的薄连衣裙。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立刻转入进攻，“怎么，您以为我有罪，对吗？您把形形色色的人统统派来好啦！……”
谢尔盖冷淡地、特别镇静地问道：“您交代吗？”
“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昨天都告诉您了！我就知道，您现在要死死纠缠了！我知道！……只要和你们一沾上边就算完了！只要一挨上你们就算完了！……”
“就是说，您全都讲出来了，是吗？”谢尔盖依然镇定自若地反问道。
“那好。那我就请您回答几个问题。您坐下吧。”
塔玛拉在椅子上坐下来，两手紧按在胸前，哭哭啼啼地说：“我对您干什么了？您干吗要折磨我？”
“您把写给玛丽娜的便条交给谁了？”
“您说什么呀？什么便条？”
她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显出一副非常惊诧的样子瞟了谢尔盖一眼，以致后者心想：“她可真会演戏。”
“就是格奥尔基交给您的那张。”
“天哪！我是为了安慰他，故意拿了那张便条。我谁都没有给！”
“便条在哪儿？”
“在哪儿？我扔了。”
“那好。这是第一个鬼话，”谢尔盖不动声色地确定道，“便条玛丽娜收到了，两个小时之前格奥尔基接到了电话。”
“是吗？……”
塔玛拉把眼睛睁得老大，吃惊地看了看谢尔盖。
“您要知道，她打过电话了。”谢尔盖重说了一遍。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亲手把它扔掉了。大概是谁把它捡走了吧？……”
“嗬，真有这种事？捡走了？那我倒要给您说说清楚了，”谢尔盖正颜厉色地说道，“您干扰了侦查工作。您提供的分明是伪证。您要注意，为此会受到惩罚的。”
“我怎么了，是小偷吗？是强盗吗？”塔玛拉刺耳地叫嚷道，“我没有偷东西！……没有抢劫！……我……我……”
她泪流满面，用哆哆嗦嗦的手打开坤包，取出手绢。
谢尔盖看了一眼她的手。她的手指修长而强健，指甲修饰过，十分亮泽。
于是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他站起来，朝办公室的一角走去，那边小柜上有一个装着水的长颈玻璃瓶，他倒了满满一杯水，走到姑娘跟前：“喝口水吧，安静一下。”
她几乎是把杯子从他手里一把夺了过去，把水洒了出来，贪婪地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自己身边的桌子上。
“您交代吗？”
“什么，您想要从我这里了解什么？”她一边用渐渐平静下来的口气问道，一边把手掌按在太阳穴上，“这简直是活受罪。我现在就觉得不舒服了……”
“您不想谈便条的事，那就说说您昨天到谢苗诺夫那里干什么去了？”
“我？……是他叫我去的！”
“去干什么？”
“取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谢尔盖自己都对自己的耐性感到吃惊。
“什么东西？……喏，那个……”她一时语塞，然后迅速地补充说：“针织服装，就是这东西。他给我买的，让我到他那里去拿。所以我就去了。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拿给您看。”
“拿来给我看看。但要得到谢苗诺夫的证实才行。”
她的脸上好像第一次露出张皇失措的神色。于是她含糊不清地嘟哝说：“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来证实呢……”
“会见分晓的，那么您给他带去的是什么呢？”
“我？……什—什么都没有带……”
“您好好想一想。”
“我说没有带就是没有带！……够了，不要对我没完没了地纠缠！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场不相连贯、混乱无序的谈话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塔玛拉一会儿满嘴粗话，一会儿歇斯底里地号陶大哭，一会儿抓住胸口，贪婪地喝水。她那红通通、汗涔涔的脸上流着虚伪的眼泪。她使自己紧张到如此程度，以致到末了，除了一些不连贯的叫喊，从她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谢尔盖决定停止这场毫无益处的、使他所有的神经都感到疲惫不堪的谈话。他只觉得，他马上就要失去自制力了。
“算了，”他终于说道，塔玛拉立刻警觉起来，“您安静一下，回家去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还要再见面的。您家里没有电话吗？要跑到拐角的自动电话亭去打电话？原来这样。今天您就不必跑出去打电话了。并且哪里都不要去。如果有人去找您……没什么，这不会是坏事……我希望，您一切都清楚了吧？”
“再清楚不过了！……”
她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使劲把门弄得砰地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叫来一名侦查员，给他指了一下塔玛拉刚才用过的杯子，抑郁不悦地说：“把它送到科技处。它在两分钟之内告诉我们的将要比塔玛拉两个小时告诉我们的还要多。而主要的是，它将要告诉我们的都是真话。”
星期一早晨，太阳出来了，天气晴朗而寒冷。谢尔盖精神抖擞地徒步来到局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怀着急欲行动起来的强烈愿望。
他首先给科技处打了电话，了解到所有鉴定的结果将在中午之前做出。
随后，谢尔盖下楼来到二层刑侦处。他和罗巴诺夫一起听取了扎特金讲述他昨天的奥尔洛夫大街之行。
根据现已查明的地址，那里住着一个叫兹翁科夫·瓦西里·普罗科菲耶维奇的人，是航空站饭店的领班，他在休补假，已经两天没有在家里过夜了，不管怎佯，左邻右舍这几天都没有看见他。因此，塔玛拉昨天来找谁，这尚不清楚。兹翁科夫是一个滑头滑脑、形迹可疑的人。沃洛佳不辞辛苦，到航空站跑了一趟，同饭店工作人员谈了一会儿兹翁科夫。同时，他当然还谈了许多其它情况，结果他的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这个问题：警察局年轻而快乐的侦查员实际上需要从他们这里了解什么呢？沃洛佳从这些谈话中还得出一个结论：应当特别询问一下兹翁科夫过去的情况。至于奥尔洛夫大街上那所房子，沃洛佳慎重地围着它转了好几圈，不时地往窗户里探望和机警地倾听。他最后做出结论：房子是空的，里边没有人。
还在同扎特金谈话之前，罗巴诺夫就往医院里打了电话，询问谢苗诺夫的身体状况。他得到的答复仍然和昨天一样：危险脱离了，但病人极度虚弱。
同时得到报告说，先卡待在家里，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严格地执行着对他的指示。看来，科尔舒诺夫的谈话对他起了作用。
塔玛拉·班基娜的行为举止也无可指摘。只有一次，她泪痕满面，惊惶失措地跑到面包店里，并且那么老远地围着自动电话亭走了一圈，仿佛电话亭里已经布了雷，马上就要爆炸似的。顺便提一句，塔玛拉原来在兹翁科夫所在的那个饭店里当服务员。
后来，给罗巴诺夫送来一大包从莫斯科寄来的普罗霍罗夫的旧档案，于是他和谢尔盖把自己反锁在谢尔盖的办公室里，以便详细地、安静地熟悉一下这包材料。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来做这件事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同事们一刻不停地朝里张望。
然而，朋友二人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包材料的目录读完，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
“当然是找我，”罗巴诺夫发牢骚说，“难道能躲得过这帮机灵鬼吗？”
原来是局长打来的电话，找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政委声如洪钟，说话很有气派，“我这里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同志，是从戈尔利娜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单位来的。您是不是跟他谈一谈？”
“当然！”谢尔盖赶忙回应道，“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吗？”
“好的，好的。我这就打发他去您那里。”
罗巴诺夫把摊在桌子上的材料收拾起来，一面走着，一面顺口说了一句：“我暂时处理别的事情。事情积压得太多了！”就急忙离开了。
过了不一会儿，有人小心地、有礼貌地、平和地敲了敲门。
一个身材高大、渐近老境的人出现在门口，头戴灰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穿着灰色的、缝制的时髦冬大衣，配着也是浅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的窄领子。这人四方大脸，皮肤有点儿粗糙，两道浓眉长得很低，显得很严肃。
“是个严肃的同态。”谢尔盖心想。
那人不慌不忙地穿过办公室，跟谢尔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索罗金。”
“非常高兴。请坐。”
索罗金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摘掉帽子，解开大衣，同时有所克制地微微一笑。
“你们这里有点热。”
“是啊，我们这里是热，”谢尔盖淡淡一笑，一边吸着烟，一边把一包烟隔着桌子递给索罗金，“请抽烟。“于是他十分客气地咔哒一声打着了打火机。
索罗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拿了一支烟，对着了火，一股青烟从他鼻子里冒出来。
“关于戈尔利娜，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谢尔盖问。
“我首先要讲明的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索罗金摇了摇头，小心地把烟灰弹掉，“我们那里对发生的这件事非常着急。我是顺路到这里来的，同志们让我来找您，讲一讲尼娜的情况，也就是戈尔利娜……”
“您为什么来找我们呢？”
“在莫斯科，警察局的同志来过我们那里了，说戈尔利娜在这里，在这个城市里被逮捕了。”
“假定她还没有被逮捕。”谢尔盖指出。
“那么，显而易见，她将会被逮捕的。”
“我们希望是这样。”
“您看，同志们对这件事都超前知道了。”
“好像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索罗金生硬地说，“那么您就应该知道您将要逮捕的是什么人。”
“什么人？”
“诚实的人，绝对诚实的人。”
“可是她的钱不见了？并且她躲了起来？”
“正是这样——钱不见了。可是尼娜，她决不会拿别人一分钱。明白吗？
一分钱都不会拿。她在我们单位工作了整整一年。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可是钱毕竟不见了。应当把钱找回来。”
“说的就是嘛，应当把钱找回来。应该寻找窃贼，但不是尼娜。她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会回来的。这事您就放心好了。比如说，她大概有什么私事。年轻人的事吗，您要知道。恋爱和别的什么事……总而言之，我们替尼娜担保。大家伙让我把这句话也转告您。”
“嗯，是啊，”谢尔盖沉思地说，“那么，假定是恋爱。您知道谁追求过尼娜吗？”
“我明白了，”索罗金冷笑了一下，“您又把这件事跟她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再说一遍：您弄错了。就是情人，她也决不会把别人的钱送给他的。”
“请告诉我，尼娜好像没有父母，她是单独一个人过吗？”谢尔盖又问道。
“她是孤儿，”索罗金难过地叹了口气，“她学校一毕业就到我们这里工作了。她母亲是在同一年去世的。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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