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到这里，慢慢起身，走到靠近里屋的门边，从一个大箱子里拿出一件折叠得很工整的黄色藏袍，颤颤巍巍一层层打开，然后就有一个物件呈现在大家眼前。仔细辨认，原来就是我们湘西一带小孩戴在脖子上的那种兜兜，这东西有成年人巴掌大，虽然老旧，但上面一颗红五星依然保持着当初缝上去的鲜红。侯德明把兜兜递给我们一个一个传看。
侯德明说：罗巴喇嘛说，这是我姑姑走之前留给我的。罗巴喇嘛虽然让我把母亲留下来的血书烧了，但他却将这件东西替我保存了下来。他说，他保存这个，可以证明我是红军的后代，也可以证明他曾经帮助过红军，他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解放后，罗巴喇嘛还活着，他就把这块兜兜连同这件藏袍交给了我，让我保管，说将来要是家乡有人来找我，就拿出来让亲人看……
这时，幺叔把兜兜接过来，然后捧在手中，仔细端详着。
兜兜上的红五星帮他搜寻到七十前的那点记忆。
幺叔眼里盈满闪闪的泪花说，我想起来了，这块兜兜是我妈给她还未出世的小孙子做的。他指指侯德明说，要是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么这块兜兜就是你们的奶奶专做给他的！他沉吟了一下，又说，当时我太小，这事又隔得那么久，后来的好多年里，我都忘记了，可是这东西保存到现在，看在眼里，我就会想起来——我记得，这颗红五星还是我让你们的奶奶缝上去的，剪红五星的那块布还是我帮你们的奶奶找到的……
看来眼前这个侯德明该是我们侯家的嫡亲了。可是他的年纪仍是一个疑问。幺叔通过阿尔基问他，你的年纪到底有多大？
侯德明沉吟片刻说，年代太久了，我也记不清有多大了。
阿尔基接着说，藏族人，特别是老一辈人，都有把年龄说大几岁的习惯，再加上他们过去年复一年在草原上放牧，年纪大一些的时候，自己到底有多大，就说不清了，他们的年纪一般都靠估算。
我们又问阿尔基，你婆婆今年是多大年纪？
阿尔基说，婆婆已过世三年了，过世时好像是六十几岁，而公公比婆婆可能也大不了几岁。
我们要找的人年纪应该是六十九岁或六十八岁，看来侯德明年纪快要接近这个目标。大家正这么推算着，幺叔突然对侯德明说，我说，你把你的年龄说大了，你说你是八十四岁，那你就是十三四岁就到了这里啰！要是这样，那你为啥说不好汉话呢？说不好汉话，那你就是你妈1936年在这里把你生下的。
听了侯宗元的话，大家稍稍想了一下，突然都一下笑起来。我说，幺叔说得太有道理了。大家想一想，幺叔还不满八岁爷爷就把他送给了别人，到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他还能记住家里所有人的情况，回家时还听得懂家乡话。如果他真是八十四岁，那他就是十三四岁到这里的，这样他就不可能听不懂汉话，说不好汉话了。
毫无疑问，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我们的大哥了。
阿尔基把我的话翻译给老人听了。老人想了一下，舒展一下额头上的皱纹，笑着说，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了，不是我又是哪个？
老人的话使大家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小小的房间里，立时充满了轻松的笑语。
笑过后，大家又唏嘘不已，慨叹那位了不起的母亲刘大妹，是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儿子记住了自己的身世，不然，就没有今天的寻亲团圆之旅了。
那么刘大妹和姑姑又去了哪里呢？大家都在想，她们可能是在去找红军的路途中遇到了不幸。奶奶当年一个人穿越茫茫草地，然后一路乞讨，在去陕北的路上，就遇到狼和土匪，几次遇险，又几次侥幸逃脱。那么，她们肯定也遇到了这些，只不过她们运气差一些，最终没能活着走到陕北。
从这一刻起，到后来离开瓦切乡，到离开整个红原，我们寻亲团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怀念着刘大妹和姑姑。一路上，看着车窗外茫茫高原上一晃而过的每一垅土丘，都感到那里有可能埋有嫂姑俩的尸骨。后来车开到唐古拉山口，我们还为她们烧了一炷纸。红原的寻亲之旅，实际上也是寻亲团对刘大妹与姑姑的祭奠之旅。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侯德明又讲了他小时的一些经历。他说他给土司当过放牛娃，还给土司去西藏赶过马帮，他很穷，寒冬腊月常常光着脚。红原解放后，土司也没有了，他被推举看管从土司那里缴获而来的珍珠玛瑙。因为他为人忠厚诚实，看管的东西一件也没丢，当地人就叫他罗尔伍，意思是“汉族宝石”。后来当地政府知道他是红军留下来的，把他定为流散红军。他说他晚年的生活过得非常幸福，现在政府每月还给他一百二十元固定补助。
侯德明说，虽然我从小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我现在也成了地道的藏民，但我时刻都记着，我是大庸人。我身上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我身上流着的血不会改变，那是侯家的血。这么些年，我的年岁一天天地增长，我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也一天比一天更强烈。
侯德明说，现在你们找到我了，我也终于看到了自己家里人，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离别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大哥侯德明将我们的手握得很紧很紧，怎么也舍不得松开。
就在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我的眼睛变得模糊起来。我仿佛看见，地平线无声退后直至消隐，盈盈天地间，有一封用血写成的家书，在呼呼燃烧着。先是红红的一束火苗，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旺，最后弥漫了整个天空和大地。
十六
七十年一梦归乡路
春暖花开，归心似箭。
2005年4月20日，从四川红原县出发的几辆小汽车和一辆双排座货车在高原的公路上急驰。汽车载着一颗归乡的心前行。这就是从张家界前去接大哥侯德明回乡的接亲团和红原县护送侯德明的车队。
侯德明、儿媳阿尔基和接亲团的领头人、我五弟侯德山坐在一辆车上。由于从来没离开过高原，车队快到成都时，一下子从要穿上厚厚棉袄的高原过度到只能穿单衣、衬衣的平原，侯德明出现了明显的过氧反应，没过多久又流起了鼻血。五弟侯德山担心出现危险，问侯德明，大哥，我们还要不要往前走。
阿尔基给公公翻译后，大哥的态度显得很坚决，走！一定要往前走！有多大的危险，我也要回到家乡看看。
一千五百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四天，一路上，大哥不断地出现晕车、呕吐、感冒发烧等水土不服的现象，但奇怪的是，车队一进入张家界境内，老人一下子就适应了，吃了些东西，喝了点水，老人的精神明显地好起来。
回程车队经过桑植县时，在一个有溪水有村庄的地方停下了。五弟和阿尔基将大哥搀扶下来，侯德山告诉大哥，这就是六斗溪。
六斗溪是大哥母亲的出生地，他母亲就是从这里走出去参加红军的。大哥在溪边小路上慢慢走了十多分钟，泪水盈满了眼眶，好久没说一句话。侯德山问他，大哥，你在想什么？
大哥说，好多年了，我都在想，母亲居住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我想，那肯定有山有水有人家，是一个比天堂还要美的地方。现在我看到了，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
4月23日下午，大哥侯德明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张家界市永定区。家乡人民载歌载舞，用土家族最热烈、最隆重的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街道两旁围满了热心的群众，人们争相目睹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我们侯家五十多人和自发前往的三百多名市民赶到进城的路口，为大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大哥的眼中浸满了幸福的泪水。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带大哥来到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刘家坪、贺龙元帅的故居以及湘鄂川黔苏维埃省委、省政府旧址等地参观。大哥还来到奶奶殷成福和父亲侯清芝的墓前祭奠。他们的坟墓挨着一个小山村，二百多名村民齐集在村口，还请来了民乐队欢迎他。奶奶和父亲的坟墓四周是一片松树林，大哥来到这里，对跟着他的我们兄弟姐妹说，想不到安葬父亲的地方这么好，他非常感谢村里人把父亲的墓地照管得这么好。
大哥侯德明跪倒在奶奶和父亲的坟前，两眼凝视着墓碑上的父亲，为他们转起经来，一边转经，口里一边默吟着经文。念完经文，大哥从怀里拿出一块小孩戴在脖子上的兜兜——我们兄弟姐妹知道，幺叔侯宗元更认得，这是七十年前我们的奶奶专为她的孙子我们的大哥缝做的。我们看见他将那块兜兜放在正燃着的香纸上，引上火，然后兜兜就变成了一团火焰，呼呼燃烧起来。
我们兄弟姐妹知道，在场的人谁都知道，大哥侯德明是要以此来告慰地下的奶奶和父亲，他们盼了大半辈子的孩子今天终于回来了。
侯德明手里一边摇动着转经筒，口里一边说着什么。阿尔基及时把他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奶奶，父亲，你们丢失在草原上的孩子没有迷失掉，他回来了，他在为你们转经，又在为你们祝福。你们听到了，就放心吧！安息吧！
那火焰红红的，红得鲜艳，红得夺目。那是火的颜色，也是血的颜色，只有血与火才有这样的颜色。大哥侯德明长满皱纹的脸被烤得通红，站在他身后的亲人们也红了脸，我们似乎听见了身体里的血也像这团火似的，呼呼燃烧起来。在我们眼里，这团火焰越烧越大，越烧越旺，最后弥漫了整个天空和大地。盈盈天地间只有这团红红的火焰。
我们兄弟姐妹在那一刻，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他们——爷爷、奶奶、父亲、前母、二叔、幺爷爷、小姑等恍如隔世的叹息声。
龚爱民，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民族文学》《芙蓉》《湖南文学》《青年作家》《农民日报》《湖南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四十余万字。近年来致力于纪实文学创作，2003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山东好汉孟昭良》，2004年《芙蓉》第一期选载；2004年在《民族文学》第10、12期先后发表《嫁给黄河滩》《三千里路云和月》，2005年2月《三千里路云和月》入选谢冕主编的《中国：特别关注——好看报告文学精选》。
早春季节的文学故事
颜家文
早春。
南方已经很有些花红柳绿了，可是颐和园和陶然亭，湖边的柳枝还刚刚吐露出点点鹅黄，我们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门外的槐树也是一两个月以后才缀上串串清香和乳白。
偶尔卷起街面尘土的风还是冷冷的，女学员们上街都把纱巾严严地蒙住了头部。
我们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来到北京的。
我们是来游历文学的大海的。所里安排了一大堆我们过去只在书本上接触过的老先生老太太，来为我们充任文学的导游。
从那个位于小溪源头的山寨出发，从那个边远的小城出发，命运逐渐把我拉近了文学。而且一下子，我们就要和那些著名作家、学者、文学的泰斗对话，和文学史对话，我心里常常涌起一阵阵敬仰和激动。
第一课，古代散文。讲台上早就坐了一个小老头。度数很深的眼镜架在一张圆脸上。他规规矩矩地坐着，慈祥又有些拘谨地望着我们。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周振甫先生讲课。”教务长古鉴兹每次主持会议或者作上课的开场白，都十分简捷。一句多话也不说。他是一位作家，十分珍惜自己的语言。
“我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周振甫先生也直接切入，“先讲先秦时期。”
跳过甲骨文、钟鼎文，老先生说：“爻辞，是早的散文。”他举了一段例子，“前面几句是比喻，主要是后面一句。通过比喻表达意思，这中间跳跃很大。中国最早的表现手法是否也有意……意识流。”他把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与本世纪80年代写作中最流行的术语串在一起了。
后来讲《尚书》，讲《战国策》，讲《水经注》……老先生学富五车，解析得十分具体形象，很难懂的古典文学，从他那个磨子磨出，加工制作成的食品，可口香酥，极易消化。
可惜，他说的是江浙话，且又结巴得厉害，我倒能听懂，但是三十三个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北方籍的同学都无法接受。本来，周先生还要讲唐宋散文、元明清散文的，无奈学友们怨声一片，所里只好割爱。
未能听完老先生的课，这成了我终生的一桩憾事。
听周汝昌讲“红楼”是一种享受。
讲红学，必讲到周汝昌，像讲古典文学必讲到《红楼梦》一样自然。
我凝神地望着这位权威。脸小而长，古稀之年了，牙齿都缺了，依然还很饱满，也许是因为小的缘故。一根乳白小电线从上衣口袋里牵出，爬进了耳朵里，联系了一个小耳塞。有根弯柄拐杖，放在身边。课间休息时，他也坐着，两手握住拐杖撑在胸前，支持着上身。
讲课，慢条斯理，一字一句，清清爽爽。记下来，不必修饰，就是一篇红学论文。也难怪，搞了一辈子，他的多少讲稿，都输入了他贮存的满脑子的红学软件中。
“曹雪芹是一个明星，一个时代的奇迹。这么多人物的布局、塑造，不知在他心中转了几百遍。”
“林黛玉刚入荣国府……”
说着说着，周先生竟然眼圈红了。周先生几天的红学课，比后来讲课的吴组缃和冯其庸的课都来得声情并茂。
一辈子委身红学，少不了与书里面的人物缠缠绵绵。
读“红楼”，对今天许多凡人来说，是得下决心的。我也是被逼着。因为开了课，耐着性子，读了一个月。读完后，却没懂，和讲义上规定的发生了异化现象：偏喜欢薛宝钗做妻子，不喜欢应该喜欢的林姑娘。
喜欢林妹妹的周先生与《红楼梦》也不是一见钟情。他说：“我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没机会读书，小时听兄弟们唱唐诗，非常陶醉。我的‘红楼’开始是从母亲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开始看《红楼梦》时，昏昏沉沉，看了七次，最后才硬着头皮读了下去。”
看来，红学家也是凡夫。
“‘二为’方向，‘二百’方针，大体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
贺敬之不是作为诗人来上课的，他当时已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他是十八九岁就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而后以诗歌著名的。大约，他感到，责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先谈诗。
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他以历史为线索，讲述着“二为”的由来。
他又说，这几年文艺是空前的好，三十年来最好的。这点必须肯定。但大好形势下存在着危机和危险。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形势的估计：当前，在相当范围内，左的东西是我们克服的重点。左的干扰是严重的，不能轻视和低估。有右没有呢？肯定有。有的地方、地区，有时候是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还必须引起注意。
围绕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程代熙和上海的一位教授官司打得正火热的时候，程代熙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文艺课来了。方脸，高高的前额。看书和讲话，不时变换着两副眼镜。
有人提出，巴尔扎克、曹雪芹、托尔斯泰不懂马列主义，却创作了世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