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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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5年第6期-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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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告诉奶奶,幺爷爷雪山还没走过来就死了,爷爷在成县打那一仗时受了伤,后来战友们把他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小弟——就是我幺叔啦,和爷爷在一起,是死是活不晓得。 
  父亲、二叔向奶奶打听姑姑和前母的情况,奶奶就把当时被藏匪冲散的情况说了,其他就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说,姑姑和前母下落不明,她们有可能还活着,有可能死掉了。 
  这是1936年12月的事。 
  后来有人把奶奶走的路线一算,她是从四川,经甘肃,到陕西,总共走了八千里,用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七 
  幺爷爷说,我就这样看着你们走。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过雪山时,幺爷爷侯昌贵是父亲亲眼看着死去的。 
  我幺爷爷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油黑脸络腮胡,宽肩短腿,天生一个刚强汉子。长征一开始,他就是担架连的连长。担架连虽然不打仗,但比任何一个连队都辛苦,长征途中战斗不断,伤病员一天天增加,担架连的任务越来越重。我幺爷爷来到担架连后,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处雇请人,请不到人,哪里缺班,他就到哪里顶上。部队宿营时,他还必须提前赶到为伤病员和抬夫送热水,而其他人睡觉之后,他还在忙。行军路上,他的肩上不是放着担架就是挑着为抬夫们准备的干粮和草鞋。 
  我幺爷爷的身体就是这么一天天累垮的,但他依然还是支撑着。很多伤病员说,我们是在侯连长的肩上行军的。 
  部队过雪山前,一场可怕的瘟疫在部队蔓延开来,不少战士染上了伤寒和疟疾。原本快要累倒的幺爷爷也染上了重病,一连几天没有进食,每到晚上就发起高烧来,烧得神志不清时,口里还在念叨着:快,快跟上……让我抬会儿……白天,高烧退下来,他就拄着根树棍,跟在担架连后面。同志们劝他上担架,他说,不碍事,不碍事,我还能走! 
  雪山上气候变化无常,刚刚是明晃晃的阳光把周身照得晶莹透亮,隔一会儿又是狂风大作,雪粒子夹着雨点像沙子一般砸在头皮、耳朵、和手上,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很多红军战士就是因为想坐下来歇一会儿,结果就再也没站起来。 
  一个伤病员跌倒了,幺爷爷用尽全力去扶他,谁知他自己却倒了下去。他试着想爬起来,但努力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父亲离幺爷爷没多远,他走过来一看,幺爷爷已放弃努力,不准备站起来了。 
  父亲说,幺幺,你是饿的,你吃点东西就会好的。说着从粮袋子里抓出一把炒面来要喂幺爷爷吃。 
  幺爷爷朝父亲摆摆手说,清芝,我不吃了,你留着到最困难的时候吃。 
  幺爷爷又说,清芝,我不行了,你要记住,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多停留,千万不要坐下来,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再也站不起来。 
  幺爷爷最后说,你走吧,我就这样看着你们走!说完他就躺在雪地上闭上了眼睛。 
  父亲和战友们把幺爷爷抬到一个小山包上,让他仰躺在那里,面对着红军前进的方向。大家用他身边的雪掩盖了他,然后流着泪水和他告别。 
  在后来的和平年代里,这个故事父亲给我们讲过好多次,每讲一次,他都要脱掉头上的帽子,说:孩子们,让我们再悼念一次你们的幺爷爷,悼念这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那时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脱掉头上的帽子,低下我们的头颅,为我们的幺爷爷侯昌贵哀悼。 
  每次,在悼念幺爷爷的时候,我们都感动得有一种要下跪的冲动。幺爷爷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英雄的红军战士,是我们的骨肉亲人。 
   
  越过雪山,部队便进入了水草地。草地也非常难走,茫茫一大片,望都望不到头,污水烂草混在一起,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不定什么时候脚下会冒出个水坑来。要是那样,你就得赶紧卧倒,从上面滚过去,不然稍一迟疑,整个人就会陷进去,越挣扎就陷得越深。 
  这些对父亲来说都不算什么,真正难倒他的,是饥饿。没东西吃时,就吃牛皮带,连首长的马也吃了,后来就什么也没的吃了。红二、六军团是最后一批走过草地的红军队伍,前面几路大军已经把树皮草根吃完了,他们连吃树皮草根的分也没有了。加上长久没吃上盐,每个人面黄肌瘦,脸尖尖的,走路脚在打飘,浑身没一点力气。 
  大家休息时,父亲连站着小便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是像女人那样蹲着拉完那泡尿的。等到大家要走时,父亲再也走不动了。 
  父亲掉队了。父亲意识到,自己八成是已经完了,因为一旦掉队,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虽然后面有收容队,但他们一般只简单地掩埋牺牲的同志,你要自己走不出草地,他们是没有一点能力帮你走出去的。父亲望着战友们走去的方向想喊一声,但他的声音没人听得见。 
  草地上饿死冻死的人,就像我们南方秋天收割后田间地头的草垛子一样多,有的枪靠在肩上,坐在路边像打盹一样,有的侧卧着像安静地睡觉一样,有的仰躺着,睁大眼睛……父亲绝望了,他看着战友们慢慢走远的背影,闭上了的眼睛。 
  父亲再一次睁开眼睛,草地上已是漆黑一片,遥远的天幕上嵌着十几颗冷冰的星子。突然父亲看到远处有一闪一闪的亮光,那一定是宿营的战友们在烤火取暖。 
  我一定要赶上他们!一种求生的欲望鼓舞着他站起来,可是他只偏偏倒倒走出几步,就又倒下了。 
  我走不了了,我爬也要爬上去!父亲就爬呀爬,就那么两三里的路,他爬了四五个钟头。 
  终于接近战友们了,可是一个十几丈的水坑,把父亲拦住了。水坑对面那堆篝火呼呼烧得正旺,战友们都已静静地睡着了,父亲喊了几声,没有人能听见。父亲力气太微弱了。 
  父亲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起自己的枪,朝天打了一枪。 
  战友们听到枪声,马上意识到这是掉队的战友的求救信号,几个战友跑过来,把父亲背到那堆篝火边,让他取暖,又给他烧了一缸子开水喝,父亲这才缓过劲来。 
  就那一缸子开水,救了父亲的命,他身上的能量和热力很快得到补充。小睡了一会,天亮时他又能和战友们一起前进了。 
   
  八 
  爷爷死时躺在一个小山包上,那里正对着红军往北行军的方向 
   
  雪山草地,爷爷带着幺叔都顺利走过来了,不想部队到甘南时,他们出现了意外。 
  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十多万兵力,想把刚走过草地的红二、六军团一口吃掉,那一仗就在甘肃成县五龙山的泡沙乡打起来。仗打起来后,爷爷侯昌仟带着幺叔侯宗元在离县城不远的石冲嘴筹粮,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屁股,他身受重伤,被战友们送到当地老乡家养伤。 
  收留爷爷和幺叔的那个老乡叫何天颂,四十多岁了,他和妻子是从四川巴东逃到那地方的,两口子一直没生养,听说我爷爷是隔巴东不远的湘西人,便收留了他们。 
  爷爷住下后,心事重重,他心里明白,今生今世恐怕再也见不到亲人们了。他只希望我父亲和二叔随便来一个,把身边的小儿子接走,他就可以放心去死。成福在哪里呢?清芝、清平、幺妹,还有儿媳妇大妹,你们都在哪里呢?夜深了,爷爷在昏迷中呼唤着一个个亲人的名字…… 
  虽然何天颂每天都上山给他采些草药,为他敷伤,可他伤势太重,流血过多,十多天后,爷爷伤情恶化了,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含着泪说,天颂兄弟,我好不了了,不要麻烦你了。他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来说,这个就留给你吧! 
  何天颂生气地说,我照顾你几天,我是图你的钱? 
  爷爷说,别说傻话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是有事要托付你。 
  爷爷说,我原先想,要是我过不了这个坎,我就把九生娃送给你做儿子,看来今儿只好这样了。 
  何天颂答应收养我幺叔,爷爷睡了一夜好觉。第二天,趁何天颂出外采药,他让幺叔搀扶着他,半走半爬,来到何天颂家门口一个小山包包上躺下,只一会儿,他就死去了。 
  那个山包包正对着红军往北行军的方向。 
   
  九 
  二叔说,奶奶褊狭的恋乡情结,把他的前途整个给毁了 
   
  在陕西富平,奶奶千辛万苦找到两个儿子后,就一心一意地要见到贺龙军长。那时奶奶见贺龙也不是太难,因为二叔在二军团警卫连当排长。 
  奶奶很快就见到了贺龙。奶奶一见到贺龙,一下子就跪下了,她哭着请求贺龙,她要回老家——二叔后来说,在奶奶见到贺龙之前,他不晓得奶奶会有那样的要求,不然打死他,他也不会让奶奶见贺龙的。他说,奶奶褊狭的恋乡情结,把他的整个前途给毁了。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奶奶给贺龙跪下了,话没说,就大声哭起来。 
  贺龙军长说,嫂子,你别哭,有什么事跟我讲,我马上给你办! 
  奶奶说,我是老侯侯昌仟的堂客,从大庸出发时,我一家八口人,现在只有三个了,其他人死的死,散的散。你让我怎么不哭? 
  贺龙说,你一家人是好样的,革命是会记住你们一家人的,我贺龙也会记住你们一家人。 
  奶奶说,贺军长!大慈大悲的贺军长!我一家人对革命的贡献足够大的了。可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天天打仗死人、天天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我要回去!我还有两个儿子在你的队伍里,我给你留一个,跟着你把革命干下去,另一个我还想带回去。 
  贺龙听了奶奶的话,心里很难受,好半天没说话,吧嗒吧嗒用他那个烟斗抽烟。想了一会儿,贺龙说: 
  嫂子,跟我出来的人我要负责,我不会让你回去!我派人把你送到延安去,那里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里今后要办女子大学,你到那里可以参加劳动生产,也可以学点文化,将来革命胜利了会用得着的。 
  贺龙这么一说,奶奶似乎有点动心,点头答应了。隔两天,贺龙亲自安排二叔送奶奶去延安,还给了盘缠。可盘缠一到手,奶奶变卦了,她死活不去延安,她还是要回湖南。二叔左右为难,想丢下奶奶不管,随她到哪儿去。 
  这事到底是让贺龙晓得了。要说贺龙那人,还真是个仁义之人!他不仅没生气,还安排人给奶奶写了回湖南的介绍信、红区白区的来往护照,并再派二叔一路护送。 
  二叔本来是想把奶奶送回老家后,再回部队去。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娘儿俩回乡的路途,国统区比解放区要漫长得多,部队给的盘缠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二叔和奶奶就一路讨着米回家。 
  从陕北出发的时候是春天,到家都深秋了。那是一个有着太阳的下午。太阳给家乡的山野、村子、房屋都涂上了一层红。一种橘皮色的红,暖洋洋的红。这容易唤起人睡个懒觉的毛病,村头的草垛子脚下,山包包上,茅草弄里,河坎坎边……只要是能躺身的地方,躺着就很安适。娘儿俩满身灰尘地走到老家那条山道上了。他们急匆匆往前走,都快要跑起来了。 
  侯家的一个隔房侄女认出了奶奶。她牵着一头牛从那条路上走过,一眼就抓住了正从她面前走过去的两个破衣烂衫、头发脏乱的叫化子样的人,她轻声喊了声: 
  福婶,你是福婶么? 
  奶奶也认出了她。来不急拉上家常话,侄女就告诉奶奶,红军走后,地方上又杀了很多人。杀的都是红军家属。人杀得好惨,有的是用火烧死的,有的是剥皮死的,有的是开膛破肚挖了心肝死的……你们一家人离家也有好几年了,地方上就是一直这么杀过来的,无休止地杀,有红属嫌疑的杀,窝藏过红军的也杀…… 
  侄女那意思,母子俩一下子就懂了:你们回是回到了家,可你们不能在家呆下去,要不就是有今天就没明天,保不准什么时候头掉了,还以为是翻斤斗闹着玩的。 
  母子俩连夜走了,赶往石门县。石门县离大庸有一百多公里,那里有我们侯家的远房亲戚,他们把我二叔介绍给有钱人家做长工。我奶奶呢!就常年给有钱人家做些洗衣缝补之类的事。这样的日子,直到解放后才结束,他们回到大庸,真正放心过上安居乐业的老百姓日子。 
  在最初为别人做长工的日子里,二叔侯清平什么时候都想一走了之,到陕北去找贺龙,跟他上战场,去杀敌立功,去轰轰烈烈干一场革命。可他是个孝子,他就是再不能忍受他那种隐姓埋名、牛马一样的下等人日子,他也不能丢下奶奶不管,他硬是没有丢下奶奶偷偷走掉。 
  想想二叔本来是很有前途的——贺龙身边的警卫排长,多大的机缘呀!贺龙派他送母亲回乡,就因为这一小小的差别,他和我父亲此后的命运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随贺龙奔赴抗日前线。此后,父亲就和日本鬼子干上了,抗日胜利后,又随部队从延安出发,辗转数千里开到黑龙江,改编后在第四野战军,参加过东北剿匪和黑山狙击战。父亲就是这样,从多年的枪林弹雨中,带着一个又一个传奇,一步步走过来,他的职务也从排长、连长、营长……解放了,想回家看母亲了,还是一个革命功臣,还能衣锦还乡地当个县武装大队长。我父亲就这样成了我们侯家光宗耀祖的人物。 
   
  十 
  父亲扳倒鬼子,然后一个滚身,两人一齐坠下悬崖 
   
  小时候,父亲经常把那些由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杀伐血刃、流血死亡等编织成的故事,当作水果和点心一样来犒劳和奖赏我们。父亲讲到夺险和拼戈时热血沸腾,讲到牺牲和绝境时黯然神伤,讲到偶然和奇遇时眉飞色舞,讲到胜利和会师时手舞足蹈……父亲的故事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对日军的狙击战。 
  1942年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毛利少将率领三个大队准备袭击晋绥边区的宝德二分区军事指挥部。当时父亲在一二○师独立二队某营担任副营长。为了掩护二分区机关从兴县和神池之间撤退转移,钳制住前来扫荡的敌人,父亲带领一个连的人马预先守在一个山口。 
  仗打起来了,敌人潮水般,像穷凶极恶的狼群一样,一次又一次冲来。我方地形十分有利,但是装备太差,那大都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有一门日式山炮,有一挺重机枪,战士们手里拿的都是三八大盖,再就是手榴弹了。 
  仗打到最后,山炮不响了,重机枪哑了,战士们枪里的子弹也是一颗一颗数着打。人员伤亡严重,一个连只剩下一个班。父亲提着一把枪从这个战壕跳到那个战壕,指挥剩下的人把仗打下去。子弹打完了,就扔手榴弹和石头,人一个一个死去,连指挥所里的机要员和卫生员也和敌人干了起来。 
  有一个班长,一颗敌人投来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炸断了他一只腿,他就血人似的滚向敌阵,扑倒一个鬼子,用两只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上来两个敌兵解救,用枪抵住班长的脑壳打了两枪。班长人死了,可他的手却像铁钳一样掐在那鬼子的脖子上,两个鬼子费了好大的劲掰开他的手,可那个兵早断了气。有一个参军只半年、还不满十八岁的小战士,敌人投来一颗手榴弹,把他的一只手掌炸得粉碎。看到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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