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聂赫留朵夫望着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①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①，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①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
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
“你在罗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嗐，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
‘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