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女孩儿”正硬拽着她的同伴给她照相；可另外那个“女孩儿”却手指天云，脸上的神情已有些惶悚了。
看来，虽说是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不同地域，阴晴倏变，云相水形也并不尽同。这时我忽生奇想：假如有一个胆大者，成心要体验一下夜��好望角海滩的滋味，那感觉又将如何？
责任编辑易山
江南学书三得
■ 杨斌庆
书 写 激 情
书圣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对我们学习书法会有什么启发？我初到兰亭很想探究这一问题。
兰亭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幽静的竹林及竹林中一条石砌的小径，一抹远山依稀可见。我们漫步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秀美山水之中。兰草叶色浓绿，只是此时已到晚秋，没有兰花的馨香。小径尽处，眼界一开：一泓碧水荡漾于假山之下，几只白鹅浮在水面，这就是鹅池。王羲之爱鹅、养鹅、写鹅，白鹅已成为王羲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宠物。池之右，一座三角石亭里立一石碑，上书“鹅池”二字，据说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分别所书，肥瘦有别，风格迥异，此碑又称父子碑。
山水美，环境雅，这是我对兰亭的第一感觉。文人，尤其是古代文人，一旦完全沉浸在这秀美的山水景物之中，就同如鱼得水一样，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思路大开、诗兴大发。看来，怡情雅兴的优美环境是触发灵感的必要条件。
我们最为关切的“流觞曲水”之地到了，这里有一“游觞亭”，由四面廊围绕，玲珑雅致。亭前有一条小溪，曲曲弯弯地流淌着清水。溪旁以叠石为凳，这就是王羲之等四十一人那次雅集形成高潮之处。他们沿溪列坐，置酒觞于清流之中，觞随水流，一旦稍滞于谁之座前，需酬诗一首。如诗不成，则罚饮觞中之酒。这些先贤雅士流觞赋诗，罚酒取乐，何等的悠然自得啊！何等的心潮激荡啊！王羲之天资聪慧，当时他作诗二首，可见他的心情是愉悦畅达、兴高采烈的。这是文人雅士创作出精品的最佳精神状态。加上他开怀畅饮，趁着酒兴，竟为这次雅集写出的三十七首诗集写出了书文双绝的《兰亭集序》。不但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文章也旷达洒脱、逸趣无穷。神来之笔，竟成千古绝唱！
秀美优雅的环境、生动热烈的场面、兴奋愉悦的心情，既能触发创作灵感，又能调动智慧潜能。这时艺术家的理性思维已经转化为情感心理状态和艺术语言要素，书写起来，心手双畅，物我两忘，心手达情，一泻千里。这时写出的作品，肯定是神采飞扬的了！难怪汉代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意恣情，然后书之。”王铎也说：“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
著名画家周韶华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艺术创造强调气盛时落笔。这时，行动解放，完全是自信心、能量和涵养的瓜熟蒂落……如像颠魔状态，幻觉、离奇、亢奋、心驰神往、肆意放浪的异常心理状态。不知是胸臆成思还是发酵后的突变，也不知是潜意识的偶发还是感情熔岩的爆发，总而言之是智慧之光与无声的宇宙相撞，人与天地精神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难怪古代一些艺术大师都以狂怪自称：“张颠”、“米颠”、“扬州八怪”等等。
现在，以下的话我是真正相信了：
“书法就是写激情。”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书 法 变 体
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上，几十座佛教庙宇，组成了名符其实的海天佛国。其中供奉最多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陀山是观世音的道场。
观世音以“六度”（布施、持械、忍辱、精进、静虑、智慧）的“菩萨行”救度众生。中国的佛教信徒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十分崇拜，为此，在普陀山海边竖有３３米高，７０吨重，用６．５公斤纯金饰身的观世音巨型塑像，老远都可以看到。塑像的后堂里的柱子上有这样一副对联：
南海驾慈航普度众生超苦海；
西天悬慧日光照万姓庇钧天。
在我的心目中，观世音是一位非常慈善的女性形象，然而我在普陀山普济禅寺的圆通宝殿里惊奇地发现，观世音菩萨竟有三十二个化身，诸如龙身、童女身、优婆塞身、比丘身、宰官身、长者身等等，男女老幼应有尽有。
一位导游告诉我：观世音菩萨只有一个，但每个人心目中希望的形象不一样，三十二个化身满足了信徒们多方面的需求。这就叫“千江映一月”、“一月映千江”。
啊，这道理真是很有意思。观世音的化身同书法的“变体”一样，同样一个字，在书法上有好几种写法。唐人戴叔伦赞扬怀素的草书之美是“始从破体变风姿”。“如果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王羲之语）。”
书法为什么要变体呢？我想，既然书法是艺术，就必须给人以生动感，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同人体一样，人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有惊人之处；如果舞蹈起来，多种造型优美的动作，就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人体在一般情况下不叫艺术，只有舞蹈才叫艺术。因此中国书法之成为艺术，就是因为文字的变体。中国书法的变体经历了篆、隶、真、行、草等诸多发展阶段，还有颜体、柳体、苏黄米蔡各体，一直到现代，出现的流行书风。总之书体的变化，也是在与时俱进，学书法的人，要想有所成就，能一成不变吗？
书法还要有风格的多样性，以满足人们多种审美情趣的需要。正如苏轼所说：“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更重要的是，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艺术发展永恒的主题。鲁迅先生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的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书法变体就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难道我们不能从观世音三十二个化身中得到一些启发吗？
师 法 自 然
杭州西湖妙在湖裹山中，山屏湖外，湖光山色，秀丽清雅。而且春夏秋冬景致不同，晴雨风雷情韵各异，加上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深厚，历代文人赋咏不绝。
最妙的诗，我认为要数北宋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雨后》：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想，这是苏轼对西湖的自然景色进行了长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才写出的妙品，没有西湖景色的优美和奇妙的变化，苏轼是写不出来的。应该说，自然景色是诗人创作的源泉和真正的老师。
那么，书画呢？书画要出精品同样也要师法自然。从古到今，许多人已有这方面深刻的认识。
罗稚川说：“天地万物皆吾师。”
赵孟颖说：“到处云山是我师。”
冯其庸说：“万象纵横尽我师。”
为什么书画要拜大自然作老师呢？
汉代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原来大自然中充满着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既然有这种矛盾运动，也就有了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和运动变化的各种动势，书法只有师法自然，才使创作的书法作品有各种形象的生动美和矛盾运动的动态美。古人书写作品运用的笔法，如张长史的“折钗股”，颜太师的“屋漏痕”，王右军的“锥画沙”、“印印泥”，怀素的“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的“银钩虿尾”等等，都是从大自然的现象中长期观察逐渐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
我体会，师法自然，首先要把自然山水看成有生命力的世界，热爱自然，投身自然，同自然对话，与自然相交；同时在书写创作时，要把生命注入到作品中去，写出动感、写出神态、写出气势、写出活力来。
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时代是在突飞猛进的。石鲁先生说过：“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艺术家必须把艺术之根扎进民族的土壤，也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营养；潜入时代生活的深层，也展开未来美好理想的翅膀。
旅行同读书一样使人增长知识。难怪古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
责任编辑 易山
我不是作家
■ 张泽勇
我爱好文学，年少时曾做过作家梦。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只是一个梦。有人会说，你是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难道不是作家？你这样说，是不是故作姿态？用时髦的话说，是否作秀？
坦诚地说，我是有省作协会员、市作家协会主席的招牌，但那仅是招牌而已，并不代表我真具备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实力。我曾在２００２年５月就任市作协主席时再三解释：吾者泽勇，既没有上两任主席诗人刘不朽、散文家李华章那样的文学成就，也没有如今活跃在宜昌文坛上的小说作家蒋杏、吕志青等那样的文学才华。因此，说我为作家就已惶恐，称作协主席就更要为之汗颜了。我以为，“文学爱好者”或“业余作者”的称谓最为准确。
在我心目中，作家是神圣的，并不是人人想当就可以胜任的。一个作者成为一名作家，按山西作家韩石山的说法，要有四个方面的训练，我是非常赞赏他的说法的。
一曰文化知识的训练。文化知识的训练，不要以为只要能认识几个中国字就可以了，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而我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古今中西，只晓皮毛，尤其欧美的历史和文学，连皮毛也不曾知晓。按说，我还是幸运者，但同时又是不幸者。说幸运者，虽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我这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仍然读了那样的小学、中学。回乡劳动两年之后，１９７５年被推荐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成为工农兵学员。对工农兵学员，社会上曾鄙视许久。随着后来电大、夜大、业大、党校等等大学颁发的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文凭的不断贬值，对照工农兵学员在现实生活中“夹着尾巴做人”的实际表现，工农兵学员这个“大普”的毕业文凭似乎又硬挺了一些。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６年，这数十万工农兵学员素质究竟怎样？政治素质姑且不论，就文化素质而言，毫无疑问，总体水平是比较低的。比如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文艺复兴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大有人在的。但这是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政策造成的。社会上鄙视工农兵学员，有不承认其水平的因素，也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吃醋心理。然而，说工农兵学员都是笨蛋，都是草包，这种说法也欠公允。他们中间，有不少发奋学习、勤于创造的优秀分子。就说作家圈吧，如贾平凹、梁晓声等。政界圈的，也有任省长厅长局长的，如今活跃在中央决策层的王沪宁，就是引人注目的代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个数字，１９７８年之后的连续三年中，工农兵学员占考取研究生总人数的７０％，当然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和我同寝室的同学陈池瑜，比我还小一岁，如今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奖励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企图为工农兵学员“平反”，也不是拿别人的成就为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想说，任何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这些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我本人吧。说不幸者，是说我们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期，却遭遇了令人窒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免受其害。这就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受到文化知识的良好训练。参加工作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忙于事务，疏于读书，有时即便读了一点书，但年龄大了，老是记不住。其实，读书并不纯粹是大学的任务，而是童子功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要在青少年时期，把该读的书都要读过，不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来补文化知识的课，那就未免太迟了。
二曰心理素质的训练。我是属羊的人，天生羞怯，胆小。但我有时又怀疑这个说法。本·拉登也是属羊的，西方记者描绘他：“表面看上去，他似乎有几分羞涩。”然而，他心狠手辣，胆大包天，敢于同美国对抗。看来，依据属相判定一个人的心理和性格，似乎有时难免偏颇。总之，不管别人如何，我的心理素质是比较差的。我记得１９９２年，我从市委组织部前往报社任职时，有位领导叮嘱我：要加强心理素质的锻炼。这与韩石山当作家的“心理素质说”不约而同。此后我就不由得时常省视自己的心理素质。久而久之，我明白了，我心理最大的缺陷是不自信，缺乏坚韧。不自信，来源于文化知识的浅薄，文化知识的浅薄，导致写不出好的文章；写不出好的文章，又强化了这种不自信。要命的是明知自己之不足，又不愿吃苦练好文化知识的基本功。有时心血来潮，趁失眠之机，认真读几页书，可出不了三天，就把读书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古人云：“学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功归不懈，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批评的就是我这类的人。
三曰人生体验的训练。按说，我是典型的属于“出生不久便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结婚不久只准生一个”的这一代人，锄草挖田，开山炸石，修水渠，烧石灰，参与“文革”，饱尝没有书读的痛苦，虽没有柳青办农业合作社的经历，更没有曲波林海雪原剿匪的体验，但不能说一点生活阅历也没有，可就是写不出好文章。还是韩石山一针见血，“对一个莽汉来说，纵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在他的心头只落个一片茫然”，最关键的，“较之丰富的社会阅历，敏锐的体验与深邃的认知更其重要”。过去，我总认为社会阅历决定着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功，现在看来，这种理解失之于肤浅。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洞明”二字说得是何等的深刻啊！洞明，我的理解就是洞察，就是体验，就是认知。有了这个功夫，就是芝麻大一点的小事，在作家笔下，也会写得有血有肉，妙趣横生。著名作家孙犁的小说，很少正面写战争场面和血与火的炽烈，全是写日常生活，写儿女情长，但，人物形象、生活场景、小说语言是那样的清纯自然，魅力无穷。
四曰写作技巧的训练。古人云，文无定法。但我以为，文学终究还是一门古老的科学，是社会科学。既然你承认它是一门科学，它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古文笔法百篇》，总结出三十二种笔法，如“感慨生情法”、“逐层推论法”、“跌宕取神法”、“一字立骨法”等等，说得十分玄乎。可见，写作技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可惜，我在这方面研究不够。过去，我有一个错觉，老是以为就只有魏晋时期的曹丕（《典论·文论》）、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等人研究文学理论，切磋写作技巧，其实凡是有成就的作家，没有不重视写作技巧的。翻开他们的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集等，同时也会发现他们还撰有大量的文学批评和写作技巧的文章。可以说，不懂写作技巧的人，决不可能成为作家，更不要说名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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