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共识。比如陶澍、贺长龄等封疆大吏，利用自己的权位将经世思想实践施行。在学术上，近百年的汉学训诂已由盛世入衰，宋学也已流于空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中摆脱出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这个时候，清廷自顾不暇，已无力再继续保持清初那种思想上文化上的高压专制政策了，从而为读书人研究各类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
于是，历史选择了魏源，成就了魏源。
魏源身跨封建末世和近代开端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成为魏源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中兴人物掀起的一浪接一浪的经世致用潮流，是魏源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伴随这两者，则是知识分子内部发生分化。尽管这时社会条件尚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但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都有一股正在转化的政治力量，这就是魏源的社会阶级基础。
魏源从千年学府走出。这个岳麓书院的高材生，曾经与学友以经世之学相切磋，凡“经史及宋、元、明、当代儒生之书，重究其源流，而务适于用”。地理、财赋、兵陈、礼乐、算数、佛老……只要有关天下利病的学问都在他们探讨的范围之内。
深沉的政治忧患，加上传统文化的浸润，就这样给魏源以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文化魄力。既然是“以天下为己任”，那就要尽匹夫之责，不惜力气，不畏艰险，专务躬行。
1825年，魏源应贺长龄之邀，选编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对经邦济世的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使经世之学大兴于天下。这部书共120卷，选自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以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文章，全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在选编文章的过程中，魏源遵循“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一是切于事，二是合于今，就是有盼于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凡高之过精微，果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不取；“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不取。一切取舍以实用、经世为的鹄，这保证了《文编》的经世原则。这表明，魏源的思想深处，试图在封建的旧系统中作自我调节和自我拯救，这种尝试是可贵的。
《皇朝经世文编》在全国广为流传，给当时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思想界震动很大，“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规矩，几乎家有其书。”“一时纸贵，几乎家荆璧而人隋珠矣。”在故乡湖南，“三湘学士，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这一年，魏源还是个31岁的青年。
90年后，毛泽东最敬佩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从《皇朝经世文编》的经世实学思想出发，提出中西文化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批判地继承中西文化的思想。杨昌济说：“魏源是我师。”
魏源有编著《皇朝经世文编》的智慧，自然有编著《海国图志》的胸襟。历史，就这样成就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
五
我曾多次到南京，而真正畅游秦淮，是去年秋天。“秦淮烟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我是为寻找魏源的身影来的。150年前的秋天，秦淮河上有叶小舟轻轻划过，那是魏源与好友陈世秋游秦淮。南京名妓马小聪陪伴魏源，银铃般的笑声在秦淮河上荡漾。秋风送爽，佳人在侧，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一片红叶飘落船头，魏源不经意间捡起，顿生悲秋情怀。他想起当年枫叶红了的时候离开故乡，在岳麓书院读杜牧的诗“停车坐爱枫林晚，枫叶红于二月花”，意气风发，壮怀激烈。一晃几十年过去，有如“楚人空抱稀世珍，踏遍关山频泪吟”，两鬓添霜了，谁来理会你这番报国之志？内忧外患愈来愈烈，又有谁来拯救这个水深火热的民族？
魏源把酒临风，缓缓地说：“天下人才，唯使君与操尔。索第三人殊难。必不得已，以马小聪充数可也。”
这是1852年深秋，魏源已是花甲之年。他已经进入人生的秋天，一个寂寞的秋天。
而深秋是人生最美丽的黄昏。它的美丽在于那无牵无挂的恬静的淡泊和莫名其妙的隐隐悲凉。接着而来的冬天是人生的黑夜，闪着微弱而冰冷光泽的寒星将照耀着魏源走完生命的最后旅途。对于生命来说，深秋的美丽是极其诱人的，同时又是极其可怕的。它太短促了！
魏源叹息，“升平”无屈贾，随意访樵渔！在天下不太平的日子里，像我这样难能施展政治抱负的屈原、贾谊式的人物，也就只好随意和樵夫渔郎为伍了。
可皇帝听不到这声叹息。
昏庸的皇帝哪有心思领悟《海国图志》的精粹？这都是读书人的事情，任他们去吧，不再掀起“文字狱”为难他们就不错了。皇宫照样流光溢彩，照样三叩九拜，一个读书人的著作，一个幕僚的文字，比起阴谋暗算，比起你争我斗，比起荒淫奢侈，太文质彬彬了。尽管洋枪洋炮已经打开国门，尽管世界走近了中国。
魏源注定是一个寂寞的思想者，要进行的是铁肩挑道义的思想苦旅。
在仕途上，魏源是不自由的，而在思想的海洋中，他又是自由的。他的思想不断激发出时代的火花。何绍基曾为魏源的洁园书屋题写“果味满园”，龚自珍为其书一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寂寞的魏源，果然成“一家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到1852年，在此整整十年时间内，魏源完成了三部主要著作——《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并都经过再三修订补充。如果我们把魏源对这些著作的修改加以分析、比较、研究，那就不难看出魏源的思想不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以他战前提倡变革的思想为基础，战后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在政治上也必然带来民主主义的要求。魏源当时围绕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与顽固派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三部著作里，其爱国御侮的军事思想，体现更具体，更完整。他在战前研究古代兵家学说（如《孙子》、《吴子》、《六韬》都有注），在战后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提出一整套抵抗侵略战争的战略、战术及防御的具体措施。在战略上，他认为敌人是不可怕的，“外夷惟利是图，惟威足畏”。因此，他满怀信心主张“严武备”、“以甲兵止甲兵”。他一再强调战争胜利的因素，主要是人，而不是武器。他说：“胜无定在，制胜在人。”魏源在策略上提出“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魏源一再呼吁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利用好西方的器物。尽管这声音是微弱的：
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
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
固礼刑书固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
欲师夷技收夷用，丘策惟当选节旄。
——《寰侮·欲师夷技收夷用》
中国人习惯听的声音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个读书人的声音没有穿透力。可这微弱的声音传到国外，日本人就开始新的变革。
这便是中国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六
一个王朝的终结，总是那么悲壮。
比如康熙的龙椅，就溅满了明代文臣武将的热血。袁崇焕的慷慨悲歌，史可法的舍生取义等等，终将挽救不了朱家王朝覆灭的命运。现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一个个谁不是抽刀断水、力挽狂澜的英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弹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他们又能支撑清廷大厦多久？但总有那么多人愿意为这没落的王朝陪葬，比如后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硬是拖着两根长辫子，一觉醒来就自沉未名湖。
魏源选择了逃避。
1856年深秋，枫叶红了的时候，杭州灵隐寺木鱼声声，有一个满脸忧郁的老人走进这巍峨的庙宇。主持接纳了大名鼎鼎的魏源。从此，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走进佛门，远离了血腥红尘。“终日默坐参禅，耳听微聋，默而不语”（《师友记》摘录评献《复堂日记》）。
有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魏源。曾经一腔报国爱民的耿耿忠心，血脉里流淌着慷慨赴义的精神魂魄，怎会皈依佛门？当年他“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梦回汉使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先”，是何其忠勇，何等豪迈！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魏源遵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道，可潜意识里却崇尚独立人格，强调自我。现在怎么能够想象这种独立人格与念佛诵经连在一起？
魏源心如止水。他曾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大清王朝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而最终，他看不到这民族的任何希望，而他的任何抗争也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候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他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得到同时代多数人的认同。他思想的层次越深，所覆盖的时代范围越大，就越难与同代的某种思潮相容。他所揭示的预言，是皇帝不情愿听到的，是朝廷的大多数人不情愿听到的，于是就陷入一种孤立的境地。如同明月，在黑夜的乌云中悲凉地隐去。
一个孤寂的人来到了清静之地。那窗外千年古木汇聚成深邃的林海，林海松涛声“悠悠远逝而袅袅不绝，耳倾已息，心聆犹闻”。魏源是否在这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寄托？
许多年以后，大学问家李叔同歌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到杭州出家，号弘一法师。他是否与逝去的魏源作过心灵的交流和对话？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弘一法师确实寻找过魏源的足迹，他读了《海国图志》，周游欧洲和日本，再回到中国。在他看来，出家为僧，也是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是生命的又一种形式，把希望和思考留给浊世红尘！
七
《海国图志》，是一个文化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早觉醒，是一个热血男儿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的生死歌哭。
《海国图志》如一轮明月，高悬于中华民族的夜空，尽管云遮雾罩，羞羞答答，但这毕竟是千年文明的清风。
不是吗？波斯帝国灭亡了，阿拉伯帝国灭亡了……排斥外来文化，最终断送了昔日帝国的前程。康熙不修长城，要将长城修在国人的心里。这是对的，结果又怎样呢？他的子孙闭关锁国，自坏长城慨今日，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许多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个湖南人当起了开路先锋。
魏源的著作在兵营流传。魏源说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可以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当兵的多么希望魏源来指挥一场战斗！近100年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吸取了魏源的军事思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争相学习魏源的思想。魏源指出，富国强民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这是多么重要的观点！魏源思想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吹响了时代号角，《海国图志》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纲领的雏形和先导。
魏源的书摆在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案头，左公为《海国图志》的再版，欣然作序。
康有为、梁启超也找来《海国图志》，读罢，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尝言“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
八
150多年过去了，历史早已展开新的一页，灿灿的，春光明媚，春意盎然。而魏源精神也生生不息，就像明月一样，永照神州。
在日本滋贺县国立图书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心中。它是在国家遭受欺凌时的另一种思考。事实证明，中国只有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才有出路……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魏源，记住魏源精神。
明月几时有，何须问青天！
移动的思想
刘索拉等
时间：2003年1月3日
地点：犀锐文化艺术中心（北京）
策划：皇甫 杨卫 邓欣南
主讲：杨炼 刘索拉
主持：杨卫
主持人语：
漂移的思想经验与确立的文化状态
人类学家于长江曾跟我提起过许多贵州山里的乡风民俗，其中一项尤为特别，当地人唤之为“死给”。何为死给？也就是用自杀的方式报复自己的冤家。当自己在某人面前蒙冤受屈后，既不争，也不闹，而是不声不响地死到对方的家门跟前。表面上看，这种报复手段非常软弱，也非常愚昧，但实际上却很残忍，也很奏效。因为在一个农耕自足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祖辈相处，世代定居；假若真有人因你的缘故，惨死于你的门下，那么，不仅你自己将要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而且你的子孙也会为此受到牵连，付出惨重代价，在地方上永世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惨局发生，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尽量减少矛盾；忽略冲突，争取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费孝通先生曾说：以农为主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农耕经济产生了恒定不变的价值系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道德秩序。乡间称之为风俗习惯。可问题是，农耕经济的不断打破；势必也会影响到各种风俗习惯的变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变态被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并司空见惯地逐步成为常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过去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系统是否还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否还能跟现实构成存在的血源关系呢？于长江说；像死给这类风俗习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发展了，人都基本失去了常态；即便像贵州那样偏僻的山区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选择往外迁移，选择各种机会外出打工。这时，各种旧有的风俗习惯自然也就失去了效应，不再可能对他们形成约束，产生威慑。就像死给这样过去在山区里比较通行的报复手段；就不会再令人畏惧了。因为现在的人都在挪动当中，你用死来进行报复；可人家都已经移走了，死了也就只能等于白死。
于长江的话在我心底引起了种种对于价值的思考。我在想关于当代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这种全民集体大迁移的滚滚浪潮中，一种文化传统如何得以继承与发扬？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这些问题被突出地提交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日程表上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里究竟还是需要有一个脉络；从前到后；源源不断的思想脉络。其实，传统也都是在这脉络中生长出来的，她并非是一个死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载体。所以；继承和发扬传统，不应该是一种夸夸其谈的口号，也不应该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死守，而应该是一种鲜活的承担，真正从个人的意义上去重新激活；重新演绎。不然，情形就会像死给在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一样，将传统说得天花乱坠，再好，再大，再悦耳动听，也终将会踏空落虚。
感谢犀锐艺术中心的信任，委托我出面主持犀锐思想论坛，使我能够有机会将这些思考提交出来。同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