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回白菂河。他自己吃完饭则窜到他的一个相好的那里去了，不然他也不会让大家在红州住一夜。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铁戈马上跑到辛建家里去聊天，辛建讲了很多武汉和红州批林批孔运动的趣事，使他知道湖北大学的“油嘴”彭勋讲话很有口才，武汉的反潮流总指挥是谢妙福等等。
运动搞了十多天铁戈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工人们对厂党委成员几乎没写什么大字报，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人——王为仁，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按照文革的运动模式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正副书记和正副厂长，再怎么搞也轮不到王为仁这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可恰恰是因为王为仁这个小科级干部犯了众怒，他就成了厂里唯一被口诛笔伐的对象。他没有想到王为仁在人们的心目中会留下如此坏的印象，正合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
一天中午吃饭时，徐怀青告诉他：“铁戈，听人说王为仁好像觉得自己的末日到了一样，在家里哭了好几次。”
铁戈轻蔑地笑道：“他做的坏事多了去了，如今也该他哭鼻子。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坏家伙难受之时。你看他平时趾高气扬的样子，大有余子纷纷何足数的气概，这狗日的大概没想到如今他会成为千夫所指的庆父，哈哈哈哈！”
于是他便模仿赵朴初的《某公三哭》写了一张《王公五哭》的大字报，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把王为仁好好奚落了一番。厂里的干部工人看了以后都说他的文笔传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不久蔡光君、陈达带人查封了政治处，对于这件事铁戈和徐怀青本来不怎么同意，他们认为查封政治处没有什么作用，但蔡光君、陈达、古建华等人坚决要予以查封，为了不使内部产生分裂，无奈之下铁戈、徐怀青等人也只能违心同意。
查封政治处以后，有一个多星期厂里任何人都不敢启封，这样一来王为仁连上班的地方都没有了。李麻子只好派年初才调来的副书记齐江山找蔡光君等人谈判要求启封政治处。齐江山十岁就参加了中原突围，根本没有上过学是个工农干部出身，就是当时工农干部自诩的大老粗。这人没有花花肠子，想什么就直通通地说出来。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始终谈不到一块。
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蔡光君、陈达约铁戈、徐怀青、古建华等十个批林批孔运动召集人在陈达的卧室中开会。
蔡光君主持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批林批孔运动搞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天了，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上次我们查封了政治处半个月后就被他们强行启封了，大家说该怎么办？第二个是掺沙子的问题也要议一议，请大家谈谈各人的看法。”
众人听他这样讲都不吭声，实际上沉默也是一种表态。
陈达看见没有人发言便说：“我和老蔡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把政治处封了半个月，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工人们大多数都是支持我们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封得对。现在王为仁等几个爪牙们竟然敢强行启封，说明党委中确实有人暗地里给王为仁撑腰，不然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搞。所以我们应该针锋相对来一个停产闹革命，给他们施加压力。”
铁戈问道：“党委里面谁暗地里支持王为仁？”
陈达说：“肯定是李麻子和齐江山。”
铁戈又问：“你有什么证据这样肯定？”
陈达说：“假如没有李麻子、齐江山的支持，谁敢擅自启封政治处？”
铁戈马上追问一句：“我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而且又怎么能够说不是受王为仁的指使呢？当然我这也只是猜测，不足为凭。”
陈达一时语塞。
铁戈断然说道：“我今天不是来吵架的，只想就事论事说一下。当初你们要查封政治处我们铸造车间的反潮流战士本来就不同意，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作出了让步。其实查封政治处有个屁用？现在你们又要搞齐江山，人家调到我们厂才几个月，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我承认齐江山在运动中是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为王为仁说过一些话，对我们的一些行动采取了阻挠和抵制的态度，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和王为仁是一伙的。我了解过齐江山，第一，这人是五师的老革命，历史清白，为人品质不坏，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搞他不得人心，厂里的工人肯定要和我们离心离德；第二，我们树敌太多恰恰把王为仁放过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相信这个利弊不难权衡。如果连这个头脑都没有还搞什么批林批孔？我记得文革期间红州地区造反派的一号头头古学范曾经说过什么是革命？他说革命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他还说党的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把自己这边的人搞得多多的，这样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人家齐江山十岁就参加了五师突围，是个老革命，我暂且不说把齐江山团结过来的话，但是搞这样的老革命我坚决不同意。至于说他们敢于强行启封政治处，我有我的看法。虽然当初我们不同意你们查封政治处，但你们既然封了，我们在道义上还是支持你们的，对外我们一致强调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现在既然人家启封了，你再去封，人家又启封，这就像下象棋里的游将一样，有什么意思？再说到底是不是李麻子、齐江山他们在背后支持王为仁，你没有任何证据怎么就一口咬定是他？就算是你又拿他怎么办？总之我们搞运动不能树敌过多，矛头始终都要对准王为仁，这才是唯一的大方向。其实你们封政治处有点像小孩过家家，你们那个封条有什么效力？文革期间我看过红卫兵贴的封条那才叫厉害，鬼都不敢撕。所以我看他们启封就算了，不必纠缠这件事。陈达刚才说要停产闹革命，这更不可取，明显是授人以柄嘛。文化大革命那时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停产闹革命，现在不可能了。全国上下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你硬是要停产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不说工人们不听你的话，要是真的停产了我们的麻烦就来了，人家正愁找不到我们的错，你倒是送辫子让人抓，我坚决反对停产闹革命。说到底我们手上没有权，说话办事都不行。”
众人听了铁戈的话都觉得有道理，遂否定陈达的提议。
接着蔡光君又说：“刚才铁戈说我们手上没有权，这话说得好，说到点子上了。看来厂党委不改组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就谈这个问题。前几天我到武汉去了一趟，湖北省和武汉市原来被结合进革委会的人早几年抓的抓，判的判，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现在人家那里正在搞掺沙子、补台子，‘新华工’的聂年生就当上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我们厂目前虽然没有提掺沙子的事，但我们还是要议一议这件事。”
这次没等别人发言铁戈就抢着开腔了：“关于掺沙子的事我倒有自己的看法，说得好不好中不中听请在座的各位不要见怪。首先批林批孔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那时候有一个全面夺权的过程，那是毛主席叫搞的。老单位都叫革委会，我们厂是新厂所以没有叫设备厂革委会而是叫设备厂党委。关于掺沙子的事各地都闹得很凶，我不否认掺沙子是毛主席说的话，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是他在七一年八、九月间南巡的讲话，刚才老蔡只讲了前一半，后面还有一句：‘军委办事组的人手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实际上他是为了改变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这就是掺沙子的目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央没有提出要打倒什么人的口号，我们也没有提出打倒王为仁，为什么呢？因为王为仁再不是个东西但毕竟他是地委组织部任命的科级干部，你是打也打不倒拉也拉不下来。我们厂不是革委会，所以不存在补台的问题。更何况中央并没有要反潮流战士再次夺权的意思，我看这只能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老蔡我不是说你的，你不要多心。如果中央有这个意思，老蔡老陈可以掺进去，我是不想掺进去的，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白菂河这个夹皮沟回红州去。”
陈达听了铁戈这番话顿时火起，他厉声责问道：“你怎么总是跟老蔡唱对台戏？老蔡说这你也反对，说那你也反对。政治处被他们强行启封对我们极为不利，有很多工人都要我们再次查封政治处，这说明工人群众是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的……”
铁戈也火了，立马站起来打断陈达的话：“老陈，什么叫跟老蔡唱对台戏？我不同意老蔡的一些意见又怎么了？老蔡让大家谈谈各人的看法，我怎么就不能说说自己的意见？他老蔡是神仙，永远都不会犯错误？《西游记》里的那些神仙也经常犯错误，何况我们是普通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大家开会也是为了集思广益权衡利弊，看怎么样搞对运动的开展有利。搞革命不是要培养独裁者，你还让不让人说话了？”
徐怀青站起来支持铁戈说：“陈达，这就是你不对了。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铁戈只是谈了一点个人的看法，怎么就成了跟老蔡唱对台戏？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你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要是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倒还可以像你说的那样搞，就算搞出了问题也不怕。现在不行了，上面怕局势失控所以有很多硬性规定，你看武汉有没有停工停产的？红州有没有停工停产的？搞任何事都不能蛮干，小不忍则乱大谋。”
铁戈跟着说道：“就是嘛，当年李立三命令红军攻打长沙，想首先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结果怎么样？五次反围剿时红军被老蒋打得狼狼大败，最后连根据地都丢了只好进行长征。如果红军当时不省时度势还要打下去，其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为什么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经过多少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想当然地搞革命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陈达仍然不服：“照你这么说他们启封政治处就算了？他们看见我们没有任何动静肯定嚣张得很。我认为最起码我们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那就是重新查封政治处，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无能，那样就会失去工人们的支持。”
铁戈也毫不含糊地问道：“请问陈达同志，就算我们按你的意见去办再次查封政治处，又能得到什么理想的结果？是王为仁被撤职还是设备厂党委垮台了？王为仁不会被撤职，设备厂党委也不会垮台，就算垮台了地委组织部还会派一批人来，照样没我们什么事。想掺沙子进班子那只是自作多情，如果真要进班子的话那也要等到全国的形势大变，外面有了先例才能考虑这个问题。陈达我告诉你，六七年初武汉的‘钢派’就夺了省委的权，结果中央不予承认，又有什么用？夺了几个过时的公章，还不是麻雀跳进谷糠里——空喜一场。那时候天下大乱，‘钢派’闹得那样厉害都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能听中央的，等到全省大联合了才被结合进湖北省革委会。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我们只能以静制动，如果一味蛮干肯定要出纰漏。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这一番话说得与会者哑口无言，只能接受铁戈的意见。
郎超雄和辛建等人于四月上旬到武汉去了一趟，发现武汉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在彭勋、谢妙福等人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在湖北省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与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相比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四月中旬他们回到红州后，再次研究了中央二月二十号发出的第十二号文件，认为由于中央要求各地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这完全束缚了反潮流战士的手脚。并且中央还要求各地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撤回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实际上不可能解决那些被捕的老造反派的“放平补提纳”的问题。而“红州地区批林批孔座谈会”并不是一级政府组织，不负责领导整个红州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再搞下去也是于事无补。于是决定撤销“红州地区批林批孔座谈会”的事，但他们并没有通知远在白菂河的铁戈。由于白菂河消息闭塞，设备厂的反潮流战士并不知道红州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停止，所以设备厂的运动还在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其间不断有人退出运动，最先开始搞运动写大字报的蒋平、刘彦、易少山纷纷贴出退出运动的声明，连蔡光君也退出去了，只有陈达和古建华以及铁戈、徐怀青领导的铸造车间七八个人还在继续写大字报。
王为仁看出了铁戈在运动中的组织能力和作用，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他挖空心事想了好几天，给李麻子出一个调虎离山釜底抽薪的计策：让厂工会派男女球队到外县打比赛，而且不光是篮球，还有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因为徐怀青和古建华是厂排球队的主力，也是厂里批林批孔的主力，把他们这几个批林批孔的中坚力量一起派出去，厂里就没人搞运动了。李麻子一听大喜过望，叫工会主席景兴旺和罗畈县、鹰峰县以及巴水县的体委联系好后带着一群队员出征。铁戈等人不知是计，兴冲冲地去打球。何田田是女队的主力，也跟着一块去了。这次厂里下了大本钱，派了一辆小吉普和两台解放牌大卡车，拉上五十多名球队员浩浩荡荡启程了。
在对这几个县的比赛中设备厂大获全胜，把工会主席景兴旺高兴坏了，拿出牡丹烟发给队员抽（文革时期牡丹香烟是仅次于大中华的好烟）。因为铁戈执意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何田田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老也不理他，连吃饭也不和他同桌，这使球队员们大为不解，只有徐怀青和古建华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后，全队从巴水县驱车返程。车行至途中忽然天降暴雨，车上又没有带遮雨的篷布，铁戈怕何田田淋了雨感冒，于是挤到何田田身边把她拉到身后为她遮风挡雨。汽车顶风冒雨向前疾驰，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脑砸下来打得脸上生疼，雨水湿透了他的全身，迎面吹来的狂风带走了身上的热量，尽管时至五月铁戈依然禁不住一阵寒战，于是他掉转身来背对车头，这样要好受些。
这一切何田田看在眼里，站起来心痛地问道：“冷吗？”
“还好。你蹲下吧，免得淋湿了感冒。”
“没事，你不也站着吗？我陪着你。”
“傻妞！淋雨也要陪着？快蹲下！”铁戈命令道。
何田田顺从地蹲下了。
车到厂里铁戈冻得面色铁青，何田田则安然无恙。
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景兴旺让所有队员先洗个热水澡，然后都到食堂喝姜汤，最后大摆庆功酒宴。
回到寝室范火木送来一封信，是辛建的来信。辛建在信中告诉他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在全国紧急刹车，并沉痛地引用了鲁迅的一首诗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八•；一三抗战》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轻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随着这次短命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结束，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反潮流战士们无奈地吞下了又一杯苦酒，当权者们则一个个兴高采烈！楚人沐猴而冠，那就让他们弹冠相庆吧。还记得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审判中说过的那句话吗？他说：‘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它现在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