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这却是她实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今晚她就会在酒吧告诉她的同学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女的去做化疗，她长得很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她的名字叫卡门还是什么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个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个女的和她朋友，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化疗，然后这个女的开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还要啤酒吗？顺便问下，你的实习怎样？你说过你要重新评估了。”
讨厌的小护士。
珍妮告诉我们，卡门的化疗药物已经在医院药房定好了，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时他们这里同时会有八个病人，那就会非常无聊，因为药房要到中午才能准备完药物。
电话响了，珍妮拿起话筒。
“范迪安潘夫人的化疗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她放下电话对那个实习生说，“你能去取吗？”
她点头，走出房间。
“她是个好女孩。”珍妮说，微微弯腰靠近我们，“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得到这种评价的。”
“是的，”卡门面露微笑说，“我知道。”
“你也有实习生吗？”
卡门和珍妮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关于实习生的一些事情。卡门又一次让我惊讶于她与人交谈的能力，友好、无须准备、无忧无虑。我知道她非常紧张，她把化疗当做她必须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够饶有兴趣地去听珍妮讲她前一位实习生的事。
我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粗鲁，但每次走进医院，我就控制不了。我无力改变。我恨癌症，我恨它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我恨我现在是癌症病人丈夫的新身份。我愤怒，沮丧，无奈。我很生气，气沃尔特斯医生，气谢特玛医生，气护士、实习生、其他病人，气这个遭上帝遗弃的、压抑的圣卢卡斯医院的建造者，气今天早上路口那辆车里的人，绿灯亮了很久他都没有注意到，还气珍妮，她太友好，我只好尽量不把她看做是头母牛。
我对自己这么生气也感到生气。我气自己不能听天由命，我不能接受卡门患有癌症，我是她丈夫，祸福与共。是，我今天陪她一起来了，当然，昨天卡门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和安妮，她说我真的很好，陪她来做化疗，那时我为自己而骄傲。当然，我说过我们俩一起对抗癌症，我们不会让它占上风的。当然，这一切我都知道！我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卡门因为我故意逼自己表现好，所以才在走过走廊时给她拥抱，说安慰的话，吻她的脸颊和头顶，用拇指抚摩她的手心吗？我只是为了实践当时在教堂里的承诺？但是说真的，我的确是在勉强自己
做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那个实习生拿着一个巨大的特百惠盒子进来，盒子的盖子用两片铁片固定住了。
“很快啊。”珍妮愉快地说，“我来打电话叫医生准备滴液。”
医生是个羞涩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
“这位女士需要滴液，弗兰斯。”珍妮指着卡门说。
弗兰斯医生和卡门握手，脸红了。和那些老家伙不同，呃？弗兰斯很幸运，卡门穿着一件宽松的毛衣，不然我想他可能不知道要将目光放在哪里。看见别的男人认为卡门有魅力时，我会非常骄傲得尾巴都翘上了天，通常我都会以典型的丹尼式的方式来表现——就是尽可能酷地看着那个当事人。你喜欢这位你盯着看的美丽女士吧，你这个傻瓜？继续做梦吧！然后我就会无比骄傲，因为我是卡门的丈夫。
卡门的哭声把我从白日梦中拉回来，因为弗兰斯越来越紧张，说他必须再重新做一遍。他没能把那根大得荒唐的针——我看到针，吓傻了，直径有半厘米——扎进正确的血管。我怒视弗兰斯，但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和珍妮忙着止住卡门手上涌出的血。
弗兰斯第二次尝试似乎很成功，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因为他鼓舞性地说，“看起来好些了”，还一边轻轻拍着卡门的手。
“是的，成功了。”珍妮马上说，松了口气。她抓住卡门的左手，轻轻抚摩，而我——几乎无法控制住泪水——坐在卡门的另一侧，把她的头靠在我胸口，这样她就不用看医生在她手上到处下针。
“对不起，用了这么长时间，你的血管不容易找。”弗兰斯抱歉地说。他笨拙地握握卡门的左手，含糊地说了句“再见”，没有看我们，尽快从门口走出去了。
珍妮问我们想不想跟别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张长桌边，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为卡门哭而感到尴尬——癌症病人已经习惯了任何事，还是我们更愿意在旁边的房间里坐。我看看卡门，她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插入导管的手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不，我们还是坐在那张桌子边，和那些人一起，这样合群些。”她笑着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有点害羞，戴着大盖茨比帽的那个男孩、那个没有眉毛的人、穿着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几次亲吻卡门头顶，他们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专心安慰一个人就像是你的裤子掉了下来，你让别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许卡门是对的，让我们加入到别人一起吧。我们必须习惯这个。就像网球名将理查克拉契克说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对吧。”
我走向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上面放着茶的那张。卡门过来站在我身边，等我倒完茶，我有种感觉，她不想自己一个人走过去坐在那些和她一样的癌症病人中间。
“不容易吧？”那个穿白色毛衣、头发稀少的胖妇人问道。红色液体沿着导管滴进她的手里。
“不——”卡门说。
“我想这是你第一次做化疗吧？”
“是的。”
“别担心，你会习惯的。”
“希望如此——”
“但是，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有乐趣的事。”
“上帝，这就像是去税务办公室。”她丈夫愉快地说，带着浓重的阿姆斯特丹口音。
“只要他们把我们照看得比那些植物好。”胖妇人说，朝可怜的植物点头。大家都笑了，卡门也是，我也是。我看着她，决定要把今天过得尽可能好。这时，年青男孩推车上的仪器开始哔哔响了起来。
“有人在微波炉中放了什么东西吗？”我说，试着尽可能接近那位胖妇人丈夫的幽默感。
“是，我放的！一个土豆炸肉丸和一个奶酪蛋奶酥。”他得意地说，接下了我的话题。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卡门融入了他们中间。那个实习生跑到戴帽子的男孩身边，把另一根小导管插进机器中。我发现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的点滴都空了。
我和卡门移到另一张空桌子坐下。另一张桌子边所有的椅子都有人。可惜，现在气氛正好着呢。
卡门也有一个自己的推车了，好在是珍妮弄的。尽管她斜眼，但任何时候我都宁愿叫她，而不是那个实习生。天知道像那样的孩子会犯下什么错误。在推车上方，珍妮挂上两袋透明液体（一袋是对抗呕吐的）和一袋红色液体（这是阿霉素）。红红的看起来像毒药一样恐怖，就是它，从这一刻开始就离不开卡门了，也就是它会让卡门掉头发。
透明的管子和卡门手上的注射管接在一起，另一头连着一部机器，挂在点滴架中间，机器上面有两排红色的数字和箭头，一排数字是控管透明液体的。珍妮按了按机器说，大概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机器上的数字也显示了二十。
“完成之后它会鸣叫，如果我恰巧没有看见的话，你就得叫我。”
根据刚才那个男孩的经验，我已经知道程序了。
“酷——我自己的化疗车。”卡门眨着眼睛说。
现在我们开始变得可笑起来。
“上帝，她真的是斜眼，不是吗？”我在卡门耳边低语。
卡门点点头，板起脸，忍住了笑。
“我们可以叫她克拉伦斯吗？”我故作天真地问。
卡门呛了满口的茶，吐了出来。我假装被卡门的点滴架绊倒装作恼怒的样子，转过身，趁珍妮没看见，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表情和动作，威胁要把这个东西扔出房间。
“拜托，丹尼！”卡门大笑着喊道。
珍妮微笑着看看卡门，很高兴她在笑。“听起来你感觉好一些了。”她对卡门说，并对我眨眨眼。我脸红了，觉得她可能已经猜到刚才我低声的玩笑话是冲她来的。我意识到这个斜眼的珍妮会愿意尽她所能做任何事，只要能使病人的生活不那么痛苦，哪怕只有一个上午，一个小时，一分钟。如果成为笑柄能够帮她做到这个，她也绝不会推辞。与斜眼珍妮相比，我觉得自己有些渺小。
我过去坐在卡门身边，她吻我，在我耳边低声说她爱我。我充满爱意地看着她，为我们俩感到骄傲。第一次的化疗就在微笑中结束。
陪你到最后 第三章（1）
不要说话
不要告诉我
因为这会让我受伤
No Doubt；from Don't Speak（Tragic Kingdom；1996）
15
走进MIU时，穆德问我今天上午情况怎样。
“不算坏。我们甚至都能笑。”
“那就好。现在卡门感觉怎样？”
穆德是我的前女友。1988、1989年时我们在一起。穆德是一个模特，后来她意识到——比她的经纪人晚了好几年——自己不可能会成功。她于是放弃了模特生涯，同时也放弃了节食。她的腰围变粗了，罩杯大了一倍，穆德开始在酒店和餐饮行业工作。MIU招聘女秘书的时候，我说服弗兰克给她一个机会，穆德很主动，也不蠢，但最终扭转MIU决策的是她的罩杯，她的罩杯甚至连弗兰克都注意到了。穆德于是得到了这份工作。
在和卡门开始恋爱的头几年，我和穆德仍然会偷偷幽会，但后来她想结束这一切。她认为卡门太好了。现在，出于旧日情分，我们有时还会相互亲吻，去年圣诞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在办公室角落的窗帘背后，情况有点失控，（不是英国人所想象的那种），但我们就此打住了。后来，她甚至开始斥责我的不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这样过。（比如）她曾经把一杯玫瑰红葡萄酒洒在莎朗的白裙子上，因为她在皮尔斯沃格同我打招呼时太过亲密了些。基本上我的确同意穆德的论证，说什么现在我应该停止不忠了。据穆德说，我现在是在拿我这辈子最美好的爱情冒风险。经过实验和证实之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喝酒，喝醉，然后一切又都回归正常。我仍然是个孤独恐惧者。
穆德听说卡门得乳腺癌时伤心欲绝。
“还好。他们给她开了一大堆抗呕吐的药。”
“她现在在哪？”
“在家。她妈妈也在那。”
同时，我打开电脑，我不想再谈论癌症了。“荷兰赌场有没有打电话来，是不是同意我们的预估？”
弗兰克摇头。
好。这给了我一个彻底发泄的机会。
“操他妈，打电话给他们啊！我们不是等着人送上门，是吧？自己打电话给那个混蛋！天啊，难道这个鬼地方所有的事情都要我来做吗？”
弗兰克没有理会我这一顿炮轰。
同时我打开卡门十分钟前发来的电子邮件：
发件人：卡门
发件时间：1999年5月4日星期二14∶29
收件人：丹尼
主题：宝贝——
嗨，宝贝
我觉得有点恶心，但还不很严重。我只是想说，我非常高兴你能陪我一起去，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不会孤单了。
卡门
附：我爱你，宝贝
我立刻站起身，没有看弗兰克，径直走去洗手间。一到洗手间，努力控制了一天的泪水涌了出来。
几分钟以后我擦干眼泪，擤擤鼻子，洗了把脸，照镜子看自己看起来是否正常——假装用完厕所冲水，再叹了口气，回到办公室。
八个同事表现得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多年以后
当我老去，掉了头发
你还会送给我情人节礼物、生日祝福，送我酒吗
当我六十四岁的时候
你还会需要我，还会养我吗
The Beatles；from When I'm Sixty…Four
（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1967）
16
卡门的妈妈接的电话，“喂？”
“嗨，我是丹尼。卡门怎么样？”
“今天上午她吐得很厉害，现在睡着了。”
“好的。我去托儿所接卢娜，然后顺便去超市。你想要什么吗？”
“哦，什么都可以，现成的食品之类的。”
“你觉得卡门会想要什么吗？”
卡门的妈妈笑了，“再要一个桶？”
卡门的母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她在约旦长大，是阿姆斯特丹的工薪阶层。她仍然富有魅力，实事求是地说。我不认识卡门的父亲。他在十年前离家出走，离开结婚二十一年的妻子和家庭，只在厨房的小饭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卡门的母亲不甘寂寞，一个月后就结交了新的男朋友鲍勃，卡门认出鲍勃就是之前帮她们家装修房子的师傅。当时卡门的母亲五十四岁，鲍勃六十岁，卡门二十七岁。卡门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现在建筑工鲍勃已经成为过去。在他给卡门妈妈新搬的房子做完建筑活，并确保房子状况非常好的几个月之后，卡门的妈妈开始怀疑她是否真的足够爱他。鲍勃退场了。现在卡门的妈妈又一个人住，住在位于普马伦德经过精心改建的房子里。有时她会带男朋友回家，但不会让他们过夜，她自嘲地说：“我的房子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不会需要改建了。”
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里，我看见一对老夫妇，他们大概八十几岁，手挽着手，在酒架边慢慢地走。老先生用拐杖指着一瓶特价的红酒，他的妻子拿起酒，放进她手里的购物篮里。他对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这位老妇人尖声大笑起来，捏了捏她丈夫的胳膊。我抓紧卢娜的手，赶紧移开目光，往别处看。
这对仍然相爱的老夫妻让我嫉妒。我和卡门再也不能一起这样了。
所有当时看起来似乎很重要的事
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
Bruce Springsteen；from The River（The River；1980）
17
抗呕吐药没有作用，已经整整两天卡门病得很严重。
从星期四晚上开始情况有所好转。甚至整个傍晚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哭。
星期五卡门回到广告公司，日常生活在继续。在下一次化疗之前，大概两周时间，我们试着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在装。
天堂般的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你是否感觉到那些你从来不曾感觉过的事
Oasis；from Sunday Morning Call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2000）
18
“嗨，我是吉尔达。你们两个一起来吗？这很好。”心理治疗医师一边说，一边同我们握手，久久没有放开。我已看出来了，吉尔达是那种总喜欢坐在桌子上的人，即使房间里有足够多的舒适的椅子。
“是的，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卡门回答道。
我根本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认为这甚至比化疗还要糟糕。这辈子我从未想过会去看心理治疗医师。
吉尔达的咨询室是一个小房间，约六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