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一个很寻常的傍晚。卢娜一看到卡门就笑开了，她的小脸几乎都笑成两半了，卡门照例拉长了声音喊“卢——娜——”，傻乎乎的表情，学着卢娜的样子趔趄小跑，然后蹲下抱住她。卢娜也非常高兴地回答“妈——妈——”。今天傍晚这一幕比以往更加打动我的心。“嗨，心肝。”卡门站起来时我说，我吻她的唇。我们拥抱，她立刻就哭了起来。再见吧，寻常的傍晚，不寻常了。我紧紧地抱住她，从她的肩头望去，一片空旷。我告诉她最后一切都会好的，就像六个月前那次一样。这是下午以来我所能说出的最好安慰了。
她上床了，我抱紧她。我们开始亲吻，从她的动作我知道，她兴奋了。她从后面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爱好吗？”然后捂住我的嘴，以免吵醒睡在隔壁的卢娜。
卡门在卧室脱下衣服，我查看她的乳房。第一次见到她裸体时，我张口结舌，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身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未睡过这么美妙的身体，她大笑，说那天傍晚在罗莎酒馆，她就注意到我眼睛一刻也不离盯着她低胸黑色T恤露出的乳沟。卢娜出生后，她的乳房稍微有点下垂，但我觉得这毫不影响，依然那么迷人。卡门只要脱衣服，露出她那美妙的乳房，就能让我兴奋起来。每晚都是盛宴。与卡门在一起的生活就是盛宴，是身体盛宴，也是精神盛宴。
就在我们激情过后，她又开始哭起来。
“别这样，宝贝。”我低声安慰，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
“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后来我关灯时她说，“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庆祝了。”
“后悔”总是来得太迟
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landse funk；1998）
5
到三点半了我仍然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再次报告这个坏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样，在检查结果还不明确时，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忧。切片检查安排在十天后的星期五，虽然卡门希望尽快做手术好确定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沃尔特斯医生告诉卡门，他们无法早做，他让我们放心，十天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今天傍晚我又为这事上火的时候，卡门没好气地说，“那我能说什么呢，丹？说我们自己做切片检查？”此后我就闭嘴不再说了。
沃尔特斯医生。六个月来，我见他的时间一共大概就半个小时，但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约55岁，灰发，斜分，戴着圆框眼镜，白衣。自从半年前卡门去家庭医生巴克医生那里做完检查后，噩梦就开始了。他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乳房，说是为保险起见。我们被吓坏了。在圣卢卡斯医院我们见到沃尔特斯医生，他检查了一下，说卡门需做切片检查，这让我们更加害怕。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切片检查是什么，而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要做你从未听过的检查，这本身就是坏消息了。
切片检查的前一晚，我们躺在余晖照射的卧室，我努力不让卡门注意到我内心在激流汹涌。因为就寝前我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她害怕极了。我真的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癌症就等于死亡。
沃尔特斯医生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细胞很活跃，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它不是恶性的。”我记得他一说完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只想赶快离开医院，离得远远的，回归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快乐地过以后长长的日子，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千年万年的计划。一走出医院，我们紧紧相拥。我们高兴得就像是刚刚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我高兴地打电话给卡门的妈妈、托马斯和安妮、弗兰克和穆德，告诉他们没事了，卡门很健康。
不是恶性的。难道我们不该向沃尔特斯医生问清楚，这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吗？难道我们不该再去另一家医院，听听不同看法吗？说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搪塞了事吗？卡门高兴、放松情有可原，但是难道我不该继续寻求结果，坚持让医生继续检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痴的是我，不是沃尔特斯医生。毕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难道我不该保护她吗？
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的脑子里浮现了这句话。
这次不会再那样了。如果下星期他再保证没有一切正常，我就要揪住他的医生袍把他从桌子后面给拖出来。我保证说到做到。
微笑，只是一种嘲讽
Rita Hovink；f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
6
卡门是在圣卢卡斯医院的肿瘤科做切片检查，我看见推拉门上面的门牌上写着“肿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词，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么关系，它看起来是这么无害，更像是研究猛犸象是怎么灭绝之类的东西。
圣卢卡斯医院。有些人认为那个大型欧帕停车场是阿姆斯特丹最沉闷的建筑，也有人选择荷兰银行，或比玛尔区的高层建筑。我想邀他们来圣卢卡斯医院参观参观。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桥旁，我就起一身疙瘩。
卢娜在空中舞动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礼物。卡门坐在床边，她刚称过体重，抽过血。她装着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丝绸睡衣（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个）和一本《嘉人》杂志的那个黑包扔在床上。我挨着她坐下，外套还没脱，拿起我们刚拿到的两本手册，一本绿色的，《癌症患者须知》；一本蓝色的，《认识乳腺癌》。两本手册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会的标志。我开始浏览蓝色手册，就像在飞机上看免税指南使自己进入状态一样。第一页最上面写着手册目标读者，我看到我和卡门属于目标读者。我不喜欢属于哪种目标群，更别说是这种手册的目标群了。在目录页我看到章节标题，什么是癌症、假体乳房、战胜疼痛。为什么我们要看这种东西？不就是个切片手术吗？我们就不能暂时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许红肿的乳房上收缩的乳头是由荷尔蒙或什么引起的？这几天乳房更红更大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我也能看出来。
现在已经九点了，一位护士走进来。她拿着一份写着卡门名字的病历夹。
“又看到它了。”我对这病历夹点点头说。
卡门笑了，微微的。
“切片手术安排在12点。”护士说。
这位护士50岁左右。她说话时语气尽量客观。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门膝盖上安抚她。卡门很友好，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感觉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带卢娜回托儿所，然后尽快去MIU。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离开这个医院后还能做什么。
尽量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吧，我想。
卡门感觉到我的不安，笑着说，“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
“你妻子麻醉醒来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护士说。
我和卢娜拥抱了卡门，我轻声对她说我爱她。在门口我给她做了个飞吻，卢娜挥挥手。
卡门勉强笑了笑。
我把泪水藏在虚假的笑容背后
Isley Brothers；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
（Soul On the Rocks；1967）
7
十点，我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办公室在奥林匹克体育馆。从我们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起，这里就让我感觉到比家里更舒适。我的部分青春就属于这个体育馆。十六岁从布雷达来到这，我发现80年代初五彩缤纷的阿姆斯特丹魅力非凡。经常，星期天我就会坐火车来阿姆斯特丹，星期一早上我就可以告诉学校每一个人阿贾克斯（或者我们称之为哦贾克斯）的火爆场面。
弗兰克喜欢美女，我喜欢阿贾克斯，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就选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看台下方，这是最折中的方式。我坚持整面侧墙贴上7�？。5的巨幅画，画中可以看到冠军杯总决赛之前球员在无数小旗和红色烟雾中走上球场的情形。MIU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我十五岁时的卧室，只不过空间要大上十倍，而且要酷上不知道多少倍。这是弗兰克和设计师的，设计师戴着时髦而滑稽的眼镜，是个女人气的英国男人。他认为我的足球情结与这儿的整体风格不协调。我说那就难办了，我还说他的创意很好，但不能动我的那幅画。关系到足球的场合我是非常有原则性的。他不情不愿地同意了，但要求全权处理办公室其他地方作为补偿。“我没意见。”我说。然后就这样了。他坚持办公室的露天场所要放上三块有机玻璃屏风，2米宽1。5米高，一块红色，一块黄色，一块蓝色。他还坚持书架后面装上粉红色荧光灯，一面5米高的墙壁漆成苹果绿，另一面墙用波斯风味的挂毯盖住。我认为确实是五颜六色，结果装修超出预算，弗兰克笑我自作自受。
陪你到最后 第二章（2）
此后，那个女人气的设计师和弗兰克快马加鞭，毫不松懈。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搬了进来，弗兰克曾得意地跟我说，除了报社、负责三家国际杂志的广告公司、古迹杂志、两家设计集团（包括一家丹麦公司，里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听了之后我对预算超支一事闭口不提，反正钱都花了）外，还谈定了一个新客户。原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司，比想象中简单。
“嗨！”进去的时候我和大伙儿打招呼。大家都在。我先走去小厨房的咖啡机边，那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开放式办公室就有这个缺点，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机是弗兰克采购回来的，所以咖啡属于合理开销。平常按了按钮之后大约半分钟，咖啡才会装满杯子。今天，却觉得时间飞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并不急着走出去，想让心情平静下。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过穆德的办公室，躲避了她的注视。
我坐下时，弗兰克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
“嗯——她在医院。”我尽量说得含糊。穆德也进来了，我感觉到其他人的注视。
“好的。看看会怎么样吧，不是吗？”我说，一边打开电脑。我几乎都忍不住眼泪了。穆德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也把手放在她肩上，目光望向窗外。如果我是个孩子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说服自己，只要你不去谈论，所有苦难就都结束了。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
他们相爱了
原本应该很容易
原本应该很简单
但是四周开始骚动
接下来的旅途也开始变得崎岖不平
Bruce Springsteen；from Tunnel of Love（Tunnel of Love；1992）
8
下午五点我接到卡门的电话，那时我正开车准备去托儿所。甚至都不用问她怎么样，就已经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
“医生刚离开——情况糟极了，丹。”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去接卢娜，然后我就去你那。”
我不敢再问别的。
我抱着卢娜走在肿瘤科的走廊上，心里直打鼓。我走进早上离开卡门的那间房，她换了衣服，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巾，盯着窗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她身边还有两张同样揉皱了的纸巾。她看见我们进来，用手捂住嘴。我一句话没有说，跑过去抱住她。她把头贴在我肩上，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我还是没有勇气再问别的，我什么也问不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从我们进这间病房，卢娜就没有出过声。
卡门吻了卢娜，并且勉强做了个笑容。
“嗨，宝贝。”她说着，一边摸着卢娜的头。
我清了清嗓子。“告诉我。”我说。毕竟是要面对的。
“癌症，很严重的一种。他们说，扩散性的。不是肿块，是一种炎症，已经扩散到整个乳房了。”
轰！
“他们确定了吗？”我挤出这句话。
她抽泣着点点头，用已经湿得不能再湿的卫生纸擤了擤鼻子。
“乳腺炎类——”我点点头，好像听懂了——“沃尔特斯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找他。他就在后面几间。”
沃尔特斯，这个名字，整个星期我们对此都闭口不提。对六个月前托马斯、安妮和卡门妈妈的疑问，问他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的结论是，癌细胞那时或许就存在了，因为误诊没检查出来，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因为该死的误诊而失去卡门。沃尔特斯坐在书桌后，六个月前见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但他并不认得我。我敲了敲他开着的门。
“你好？”他皱着眉头说。
“嗨。”我语气不好，这样他就不会忘了这全是他的错。“我是卡门？范迪安潘的丈夫。”
“噢，对不起，范迪安潘先生，你好。”沃尔特斯边说，边站起来和我握手。“请坐。”
“站着就行了，妻子在等着我。”
“好吧。我想你是来问切片检查结果的吧。”
难道我是来问NAC对决阿贾克斯比赛结果的，拜托！
“是。”
“嗯，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这个我知道。”我语气中带着讥讽，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你能给我详细解释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沃尔特斯告诉我为什么这次特别糟糕，他说的话我只听进去一半，听懂的就更少了。我问确诊的程度是多少。
“基本可以确诊——不过我们还必须检查，看起来是炎性乳腺癌。目前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
我点头，沃尔特斯同我握手。
“现在，你们两个都要勇敢些，明天去谢特玛医生那儿。她是内科医生，能告诉你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好吗？”
我又点头。我没有揍他。更主要的是，我什么也没说。没有。我一直紧闭着嘴。如果客户想干预我的策略，我会截住他的话头，现在这个混蛋由于六个月前的一次失误已经搅乱了我们的生活，我竟表现得像林堡俱乐部的一名第一次上场比赛的球员。
我回到房间时，卡门把卢娜抱在膝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医院停车场。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还是这儿还有什么事？”我问。
“我想已经好了。”卡门说。她扭头看，找她的黑包。我静静地走到桌边，包被她的外套盖着，我帮她把外套穿上，平常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但现在做了，因为我发现这是目前唯一能帮她做的事。
“不要太靠后。”我把外套展开放在她背后时卡门说，“我不能把胳膊伸到太后面，因为乳房伤口很痛。”
“噢，对不起。来吧，卢娜，我们回家。”我一边说，一边把她从床上抱起。她仍然平静异常。
卡门把头伸进护士室说：“拜拜！”早上那个护士迅速把她冒着热气的食物碟放到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抓住卡门的手，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力量。
“今天晚上你能行吗？”
“肯定。”我说得斩钉截铁，并对她点点头，让她放心。
我们三人走向电梯，一句话没说。
现实是残酷的
我看够了
请关灯锁门来保护我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ver Me（Born in the USA；1985）
9
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弗兰克，告诉他卡门得了乳腺癌。
“天啊。”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叫着。
卡门给安妮打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不到，安妮和托马斯就站在我们家门口了。我开门时安妮紧紧地拥抱着我，然后外套都没有脱，就跑进客厅紧紧抱住卡门。卡门立刻放声大哭。
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