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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复对他说，既然他已是“多米尼加公民”，那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但这番话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表现得非常烦躁。
—天凌晨三点左右，弗雷迪使劲捶着维尔德梅尔“洞穴”的门，同时大声吼叫着：“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我们知道您在这里……我们知道您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马上出来……”
维尔德梅尔对这种玩笑很生气，两天都没有同弗雷迪讲话。后来，他们又和好了。
在山区木屋所度过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这个无伤大体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静中过去的。
但是渐渐地，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感到我们如此打发时间太单凋了。维尔德梅尔呢，尽管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英国赛马骑师”，但也故态复萌了。他是个运动员，坐着不动是不习惯的。
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在麦热夫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看来，很多人同我们一样是到这里避难来的。大家碰在—起，组织了一些“联欢会”。晚上，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很快就投人到这种夜生活中去了，我们听他们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呢，我是持谨慎态度的。我宁肯和德尼兹留在山区木屋里。
然而，我们有时也要到村子里去：我们总是住早晨十点钟的时候离开山区木屋，顺着一条两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时，我们走进一座小教堂，德尼兹点起一支大蜡烛。有些教堂已经关闭了。我们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处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耶稣像的石头十字架耸立在一个类似圆形广场的中央，一条陡坡很大的路从那里延伸开去。这条陡路的前半段本来是铺着木头台阶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兹的前面，为的是在她滑倒时，便干扶住她。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村子了。我们顺着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广场，然后从雪山宾馆的前面走过。再过去一段路，在右边人行道的后面，就是浅灰色混凝土的邮局了。在那里，我们给德尼兹的朋友们发了几封信：莱翁、埃莱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用的）……我绐鲁维罗萨写了封短信，说靠着他弄来的这些护照，我们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建议他来找我们，因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馆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也打算“到乡下休养”。我在信上把我们现在的住址告诉了他。
我们向罗金布吕纳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军蓝冬季运动服的女辅导员带领着，从马路两边的旅馆里走出来。他们不是肩上扛着滑雪板，就是背上背着溜冰鞋。几个月来，的确有人在征用疗养地的所有旅馆，好让大城市里最贫穷的孩子们住到这里来。我折回去之前，我们从远处观看了人们挤在空中缆车售票窗口前面的情景。
从我们的山区木屋“南方十字架”再向上，沿着陡峭的山路穿过枞树林，可以到达一幢很矮的平房木屋前面。绐我们采购物品的那位妇女就住在这里。她的丈夫有几头母牛，在“南方十字架”山区木屋的老板们不在时，这幢房子就由他来看管。他在自己的木房里布置出一间大厅，摆几张桌子，从酒吧间弄来一张简陋的柜台以及一个弹子台。一天下午，德尼兹和我一起去到那个男人家里买牛奶。他对我们不很热情，而德尼兹见到了弹子台，却问他是不是可以让她玩玩。他听了这话，开始显得很惊奇，接着就变得和气了。他对她说，她是随时可以去玩的。
晚间，在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离开我们投入到那个时期麦热夫的夜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本来弗雷迪等人是叫我们到“运动队”①和那些举办“朋友联谊会”的山区木屋去找他们的。但我们却宁愿到那幢平房木屋里去。乔治——就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在等着我们，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和他以及他的两三位朋友一起打着弹子，还数德尼兹打得最好。此时，一切又仿佛浮在我的眼前：她手里拿着弹子棒，身段显得纤细优美，她有着一张亚洲人温柔的面庞和一对浅色的眼睛，她的一头栗色头发闪着古铜色的光，一直垂到腰部……她穿着弗雷迪借给她的一件旧的红色粗毛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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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是一个咖啡馆的名字。
我们同乔治夫妇一直聊得很晚。乔冶对我们说，因为有很多到麦热夫来度假的人正寻欢作乐，这已经引起了当地人们对他们的注意，所以这几天当中肯定要发生混乱，肯定要检查身份证。而我们呢，我们同其他的人不一样。在碰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夫妇会来来照我们的……
德尼兹向我吐露说，“乔冶”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在这个家里，我们经常用木材烤火。时间在甜蜜的、热烈的气氛中过去，我们感到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有时候，当其他人都走了以后，就剩我们单独地留在“南方十字架”里。山区木屋是属于我们的了。我真希望能再度过几个那样晴朗的夜晚，那时我们观赏着脚下的在雪野中清晰地勾画出轮廓的村庄。远远看去，这个小村庄就象摆在圣诞节橱窗里的一个玩具似的。在那些夜晚，一切都显得单纯而使人安心，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我们要住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到村庄上的小学去读书，夏天将要在过往的牲畜群的铃声中到来……我们将过着一种幸福而宁静的生活。
也有一些夜晚，大雪纷飞，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深深地压抑着我。我觉得我和德尼兹再也无法离开那里了。在这个山谷的谷底，我们这些囚徒渐渐地要被大雪掩埋了。没有比挡住视线的这些山峦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恐惧向我袭来。于是，我打开落地窗，我们来到了阳台。我呼吸夹杂着枞树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的冷空气。我不再害怕了。相反，外面的景色使我产生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一种漠然的忧伤。我们也处在这种景色中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能激起什么回响呢？大雪飘落在我们的周围，飘落在钟楼上，飘落在溜冰场和基地上，飘落在穿过山谷的路径所形成的最阴暗的线条上，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所激起的回响都被这一团团的鹅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后，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开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请到山区木屋里来。维尔德梅尔也不再害怕别人认出他来，老是出去抛头露面，和人们逗笑取乐。有时到我们那里的人一来十几个。甚至常常还要多，而且总是在半夜前后突然到来。接着，联欢会就在另一间木屋里疯狂地进行下去。德尼兹和我，我们总是回避着他们，但是弗雷迪请求我们留下来，他是那样的诚心诚意，以致有时我们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我现在还能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人。有个很活泼的、棕色头发的家伙，没完没了地叫人同他玩扑克牌，他乘坐的一辆汽车是在卢森堡登的记；另外有个人叫“安德烈…卡尔”，穿着红色的粗毛线衫，头发金黄，脸部因长途滑雪而呈棕褐色；还有一个穿着黑丝绒的披风．身体很强壮，我记得他总是象一只大熊峰那样闲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运动明星了，其中一个叫“雅克琳”，一个叫“康庞夫人”。
在晚会达到高潮后，有时人们会突然熄掉起居室里的灯光，这时一对对男女便离群钻进一间卧室里去。
“基里尔”，就是嘉·奥尔罗夫在萨洛金车站上碰到的、请我们一道上他汽车的那个，原来是俄国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从事盒漆和铝制品①非法交易的。他常常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挂电话，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说，挂那些电话是会引起对我们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一样，早把一切谨慎小心置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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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当时，这些均为紧张物资。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尔”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贝松和一个叫“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领到山区木屋里来的。贝松是滑雪教练，在他的主顾中不乏有名气的人物。从前他常常进行降下滑雪，因有几次没有跳好，受了伤，弄得脸上布满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点蹒跚，个子矮小，头发棕褐，是麦热夫本地的人。他喜欢喝酒，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早上从八点就开始滑雪。除了当滑雪教练以外，他还在加油站有个工作。他也就是以这个身份，拥有一辆汽车。它就是在我们抵达萨洛金时，我所看到的那辆黑色轿车。弗雷戴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嘉·奥尔罗夫以前在巴黎就见到过他，他经常到麦热夫来小住。看来，他是由不正当的生财之道谋生的，他买进一些汽车轮胎和零件，然后转手倒卖出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也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打电话，我老听见他呼叫着神秘的“科默特停车场”。
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开始同弗雷戴攀谈呢？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目光真诚坦率，神情天真活泼，脸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挂着微笑。他对别人很关心，不停地问长问短：“您感觉怎样？”“您要不要暍杯酒？”“您与其坐在这把椅子上，还不如坐到那张长沙发上去呢！”“您昨天夜里睡得好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头皱着，非常用心听你说话，仿佛你最有权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并且及时地询问我们是不是要在“山区”里久留。我回答他我们没有别的门路，他悄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秘密地越过瑞士边界。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
我扰豫了一会，然后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贝松也参与其事。贝松和他负责领我们到一个距离国境线很近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一个专门协助别人偷越国境的老手——来接替他们，把我送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帮助过十几个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还一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他还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来。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54—73，并说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嘉·奥尔罗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弗雷戴”干着帮人偷越国境的事，使嘉·奥尔罗夫感到很惊奇。她以前只是以为这个青年人有些轻佻，靠做投机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弗雷迪认为，既然我们有多米尼加护照作掩护，就用不着离开法国。维尔德梅尔认为弗雷戴是个“小白脸”，还特别不喜欢贝松。他对我们断言说，贝松脸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妆品颜料涂饰出来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确，他不能忍受贝松叫他“低能汉”。至于德尼兹呢，她认为弗雷戴“很热情”。
这事很快就决定了。之所以这样快，也是由于下着雪的缘故。已经一个星期了，雪花仍飘不止。我又一次产生我曾在巴黎经历过的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忖量着我们如果在这里停得太久，会不会中别人圈套。我向德尼兹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
过了一个星期，弗雷戴又来了，我同他和贝松一起商谈了偷越国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还第—次感到弗雷戴这样热情，这样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别人肩膀时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洁的牙齿，他那奔放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很喜欢，——尽管嘉·奥尔罗夫常常笑着对我说，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交道，要提防着点。
那天一大早，德尼兹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们也不想去叫醒他们。我绐弗雷迪留下了一张字条。
贝松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他们在车里等着我们。这辆车子我在萨洛金已见到过了。弗雷戴坐在驾驶座上，贝松坐在他的旁边。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打开，把行李装进去，然后我们——德尼兹和我——就在汽车后排的沙发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晓什么话。弗雷戴显得很烦躁。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将下来。弗雷戴慢慢地开着车。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行进着。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小时。
直到弗雷戴停下车子向我要钱时，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预感。我把几捆钞票递给他。他数了数。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笑笑。他说，为了谨慎起见，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拆散，分别越境。我和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兹带着行李一道走。过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国境线另一边他的朋友们家里见面……他一直笑着。那种奇怪的笑容，我现在还在梦里常常看见。
我和贝松一块下下车。德尼兹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边，我看着她，又一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心里很难受，我真想把车门打开，要她下来，让我们俩一块走。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生性多疑，总是胡思乱想。而德尼兹却显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个飞吻。
那天早上，她穿着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头的织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给她的那条滑雪裤。她那时二十六岁，栗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们行李不多，只有两只皮箱和一只深栗色的小手提箱。
总是微笑着的弗雷戴，这时开动了汽车的发动机。德尼兹通过玻璃已经放下的车窗，把头探出车外，我朝她挥了挥手。我目送着离去的汽车。慢慢地，它在远远的前方只成了一个很小的黑点了。
我跟在贝松的后面，开始走起来。我观察着他的脊背和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突然，他转身对我说，我们已经接近国境线了，他得去探探路，让我等着他。
这样又过了十分钟，我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带着德尼兹走进这个陷阱呢？我竭力想排除脑子里的这个想法：也许弗雷戴把她也抛弃了，我们俩谁也活不成了。
大雪落个不停。我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徒劳地希望能找到一个什么方位标志。我走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走着。终于，我栽倒在雪原上了。我的周围，白雪茫茫。
三十八
我在萨洛金下了火车。天气晴朗，在车站广场上，一辆大客车在等着，发动机没有熄火。只有一辆出租汽车，一辆DS19，停在人行道旁边。我上了车。
“去麦热夫，”我对司机说。
他开动了车子。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都花白了，穿着一件皮领已经磨破了的短大衣。他嘴里含着一块糖或锭剂。
“天气很好，是吧？”他对我说。
“啊，是的……”
我透过车窗向外望着，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