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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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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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4〕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75〕,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76〕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①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于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注:①百团大战在八月二十日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日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六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三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四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八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注 释

  〔56〕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57〕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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