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华（连长）可耻地叛变了。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大部分士兵识破其面目，又逃回来了，还有十余人被他骗走。雷振辉当晚未逃脱，翌晨出发时，拿出手枪企图凶杀叛变。被警卫张子久同志发觉，夺了雷的手枪，子弹击在地下。雷力大个高，又把枪夺过去，幸被连长黄云桥同志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黄后来当赣南红独立师师长，在反五次“围剿”时牺牲了！
后来，渣津一带群众因平江游击队狗队长（群众替他取的名字）乱烧乱杀反水了。群众原来对红军很好、很热情，现在对红军扯白旗、打土炮。当时平江党盲动主义也是严重的，我们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建设根据地、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都是废话。
十月中旬，滕代远同志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的代表会议（浏、平、修、铜、万载五县代表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当时平江有县委，修水有工作委员会三个同志，万载有工作组数人；通城、通山两县没有取得联系；浏阳东乡有区委组织，浏阳县负责人是王首道，这里乱烧、乱杀脱离群众现象比较少些。决定在平江、铜鼓边界之幽居开会，记得开了三天或四天。这次会议对边区根据地的创造是有意义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建立湘鄂赣三省边界特委和根据地，选举湘鄂赣边区党的特别委员会，以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党委书记。2．反对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思想。3．反对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决定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在三省严重“会剿”中，重要干部有雷振辉、陈鹏飞、李玉华叛变或逃跑，士兵中也有个别叛变的。混编后部队政治上得到巩固，军民联系要好些。因主力红军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混编后，即变为人熟地也熟了，能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又能适应斗争环境，分散与集中运用自如。4．这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对红军的建设是有益的。数量虽有所减少，而政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取得了某些初步经验。体会到：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是不能团结的。军队内部不能团结，军民也不能团结，没有军内和军民的团结，就不能长期坚持斗争，更谈不上胜利。5．也谈了平江起义的经验：（1）有共产党的领导，（2）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浏群众的支援，（3）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4）有北伐时期的影响。这些是起义胜利、粉碎敌军进攻和“会剿”的主要条件。此外，军内士兵会的组织对维系军队良好纪律、巩固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在党组织力量和政治思想领导如此薄弱的情况下，不要说坚持三个月，就是坚持三个星期也是困难的。起义后我们被迫接受非常不熟悉的事情——主要是没有后方的作战，伤病员安置极端困难，给养靠自筹，医药无来源，这些是我在旧军队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也学会打土豪、挖地窖筹款了，做群众工作也在开始学习。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重新学起。
会议对时局也作了些分析。大意是：1．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人民武装斗争是没有经验的。现在井冈山有了一年多的经验，建立了根据地和红军。2．国民党彻底反革命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北伐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治经济口号，一点也没有兑现，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小问题。3．人民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亲身的体会，对国民党是刮民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人民对国民党的清乡政策、屠杀政策表示了愤恨。这次平江起义，人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明显。
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在部队混编后，主力保存十一个大队（连），三个纵队，每大队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人。其余编为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根据省委指示，我和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同志率五个大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实际我自己也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等问题。其余六个大队分散在边区各县，归黄公略同志指挥。
红四、五军第一次在井冈山会合
在边区特委成立后，十一月间，天气晴和，农民秋收已毕，我和滕代远等同志率领五个大队，准备向井冈山前进之际，根据得到的敌情分析，湘赣两省白军又有向边区“会剿”之势。为了把江西白军部署搞乱，我军袭占了万载城，约占一星期之久，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赣省白军约两三个团，由南昌方向向万载前进，当敌离城半日行程时，我们即经萍乡和宜春之间向井冈山前进。
在莲花城北约四十里处，红四军前委毛主席派何长工同志率约二三百人，先我到达该地，在道侧两翼大山埋伏。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彼此才沟通，他们才知道是红五军派来联络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也是要北进同五军取得联络的。莲花城有白军一个团驻守，我们于夜间从莲花县城西绕过，直插砻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暴纪念前几日。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他首先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五军内有些同志就是把两个革命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把消灭地租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当做一回事。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
过了几天，四、五两军开联欢会和广暴纪念大会。搭起的台子，搭的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时，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讲：“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在会上朱军长、毛党代表讲了话，我也讲了话，内容都记不起了。
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认识了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41〕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渣津、马坳一带群众已有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被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带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叫这些群众为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做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
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
井冈山突围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围剿”井冈山之敌，湘赣两省各为四个旅八个团。进攻时，湘敌只发现七个团；赣敌除谢文彬旅尾随我四军外，还有三个旅六个团，进攻时只发现五个团。似此，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我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连），八面山之彭、李大队（连）均被敌隔断。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灭。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
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第二层包围。
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汾，又遭敌军三面伏击，在敌人三面火力交叉射击下，我们有全部被歼危险。只有集中三个大队突击一点。我军奋勇从中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南进，算是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可是敌方兵力大，我军人数少，突破口被敌封锁，后面伤病残人员又被包围，伤员亦无法救出。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敌军攻占井冈山后，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追击、侧击、堵击、伏击，他们满以为捞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捞到，被英雄的红军打碎了他们的幻想。
可是这件事，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从大汾突围出来，这时只有五百余人。越过上犹、崇义大山，从南康上游渡过章水。时值腊月三十日过大年时节，离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庄，有数百户，大地主家大摆筵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当然跑了。从井冈山突围以来，已有二十日，在敌不断追击、侧击下，饥疲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我说要快走，离开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我说：“此地离粤赣公路线敌军据点，远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地某镇有电话，恐已通知敌军。我军渡河近三小时，敌军可能已经出动，晚上十二点，敌军可能达到此地将我们包围住，明早拂晓攻击。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是打破井冈山的时候，反动派气焰嚣张，敌军劲头很大。”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了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气得难以形容。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我在外面走来走去，大概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我即叫号兵吹紧急集合。在村外刚集合，敌军赶到，枪声一响就有些乱，我令向信丰方向前进，贺国中说，你带队走前面，我走最后掩护。走了约十里，贺赶来说，就是不见李光来，他可能带走了一些部队。天亮了，集合队伍检查，仅剩二百八十三人枪。其余半数李光带了不知走向何方。他们说，等一会儿，或者派人去找吧。我说：都不是办法，只有走出危险界。
走了约十里，有些小部队在前面山上一字排开，望远镜中看到，很不整齐，知是民团，一冲就逃跑了，敌人也疲劳了未追。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隐蔽休息，赶快煮饭吃。一个半小时出发，走信丰东南之小河镇（信河之渡河点），向东走，经重石镇，向会昌方向走，然后向兴国去找地方党。这是一个大方向，使每个同志都知道。后来知道李光带了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