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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叔兄便中写信到乌拉圭时，请代我向“鲍老虎”国昌先生致意，并谢谢他这次来台请我吃饭。我对他的少爷的大作，很感兴趣，不知他可否寄我一二抽印本？
现在已是夜深，特写此信，聊述九号赏饭回味之乐，并谢谢你们小两口一再请客的好意。 敖之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夜四时
给尚勤的两封信
一 一九六六年在狱外写
与文星bye…bye事，无法在信中详说。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压力”，我曾开玩笑说这是“内扰外患”，所以不得不拆伙。我已正式写信给孟能，决定四月一号起不再拿他们的“看稿费”（即是书店方面每月付给我的全部费用），我决定从四月一号起，完全靠独自的力量生活。
我的计划是付利息借钱，印自己的一些“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靠我销路不错的著作，维持生计，开展生路。我这种做法，短时期内尚不能“脱债而出”，可是日子久了，书出多了，每月每册书的零星人账，也就颇可集腋成裘—— 这是我的如意算盘，尚不知“可行度”有多少。
我希望我能少被当权者误解一些或仇视一些，少查禁我的一些书。我不靠他们吃饭，但他们也总该让我“有限度的”（“不惹麻烦”的或“少惹麻烦”的）吃我自己的饭。（即使我坐牢，也得管饭吃吧？那时候，就要全吃他们的，我再也不必费命去自己找饭吃了！）
如果当权者硬是不让我活——不让我在外面活，那我只好进去活，我目前除了自己出书的一途外，已没有第二条“维持人格的活路”可走——我无可选择！
至少到目前为止，当权者对我的态度还算相当聪明的。至少他们清楚的知道我是绝无野心的，清楚的认为我只是纯文字上有限度的危险性而已。他们对我，当然是感到讨厌，可是似乎还未构成深仇大恨。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观察表情，只限于鼻子以上的动作——嫉首蹙额；还未到达鼻子以下的动作——咬牙切齿。什么时候，他们的观察表情从鼻子以上坠落到鼻子以下的时候，便是他们聪明做法的终点，便是我寂寞岁月的起点。那时候，一切将是十二个大字：“当权者，背恶名；坐牢者，变‘英雄’”。双方都不愿意，真是何苦来？
当然我相信，至少到目前为止，当权者中毕竟还有相当程度的聪明人，并且这种人，目前还说了算。所以我还一直能以“称衡”姿态出现，虽然做得是越来越吃力！
我不愿我被逼得越来越没有选择，我希望当权者知道我李敖也不是不会丧失掉忍耐力的，我希望他们也能多少知道我李敖的限度与极限，更希望他们永远了解我的“人围”并不就是他们的“胜利”。逼我走绝路，或者使我走投无路，又能证明些什么？难道这只证明我李敖是一个“不容于世”的“失败者”吗？难道这硬是要逼求出我李敖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不良分子”吗？
Ernest Hemingway笔下那个快死的小女人（在A Farewell to Arms中），曾表示她对死的看法。她说她不怕死，只是恨死（I'm not afraid．I just hate it．）这种心境，如果移之于我对坐牢的看法，也是一样。我实在不怕坐牢，可是我恨坐牢，我讨厌它。坐牢最没有意义，其没有意义，对双方都是一样。被关到牢里的，固然有一时表面的“失败”；可是硬要把人关进去的，又岂是不失败的“成功者” 吗？正相反的，他们也未尝不失败，甚至更失败、真失败——关人人牢只证明关人者没有更好的法子和更聪明的手段去“胜过”那“囚犯”，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于 “光着屁股的暴力”（naked pow…er），去表演图穷匕首见。他们是狼狈的制造者，每多锁一次铁栏杆，就多制造一次愚蠢与狼狈！
信手写来，越扯越远了。这封信，尤其是后半部，可叫做“李敖的牢狱观”。 “司法行政部”应该把它复印十万份，分送给每一名“禁子牢头”看，每一名“典狱长”每一名“狱吏”看。他们看了，一定会说：“李敖王八蛋！”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夜三时五十分
二 一九七四年在狱中写
尚勤：
老太来信提到你给她信中“希望不再走上‘悲剧’之路”的话。悲剧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死是人生的一部分。即使你跟别人隔绝，也不能免于悲剧——自愿遁世的修女要和上帝演；老处女要和猫演；被迫遁世的人要和小房里的白蚁、蜈蚣演……没有能跳出悲剧的舞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名伶J．N．Booth，他跳出舞台，溜进包厢，演了一出更逼真的悲剧——杀了林肯。但我们别忘了：林肯的生死和论定，正因为他是悲剧的主角，虽然他收场在别人的舞台前面。
表面上，似乎有两种人是悲剧免疫的。一种是早夭，一种是凡夫俗子。早夭在开场就演了收场，凡夫俗子则以为他们幸运置身场外，其实只是迟钝无知而已。悲剧，像死一样，总是跟着人的，死因或者不明，死法或者各异，但或早或迟，他们总骑上《启示录》中的灰色马。
悲剧的认定，往往不在悲剧的本身，而在你的观点。所以悲剧倒也并非一定要禁演。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演了悲剧，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却因而不再演出大悲剧，所以这种悲剧，也无宁是自嘲式的喜剧。另一方面，有些悲剧实在也有它“黑云的白边”（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ming），有它塞翁失马的一面，有它的潜伏的喜剧成分。这种情形，尤其在会演悲剧的人，常能感到。会演悲剧的人不在会哭，而在会笑。会哭只能把悲剧搅成小文所谓的“乱七糟八”，这一种“爱哭面”，只能在台湾演歌仔戏，跟一流标准的距离，也正是万华戏院到Radio City Music H all的距离。
我这个跟歌仔戏班一块儿吃馄饨的，如今在小地方的小地方，向你们大城里的人大言不惭，真未免坐井观天。写到观天，我抬头从高富一望，天是浅灰，楼是深灰，不同的只是深浅，同的是阴雨绵绵。此情此景谈悲剧，倒真得天时地利呵！
敖之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七日狱中
信收到，书大概不久会收到，老太寄来Dec．20；'73 the Oxford Press剪报，上面赫然是我们小女儿演Hansetl an Gretel歌剧的照片！当然在小孩子观点，这是喜剧；但若从剧中女巫的观点，这真是“折杀奴家”的大悲剧！
给汝清的五封信
一
汝清：
中国人讲究阴阳五行，五行是金水水火土。缺水的人，要加上三点水，使水多一点，只要多得不吃水泥，不生水肿，不起水痘，不变水牛，不跳水库，不闹“水门事件”，不修“水产动物学”，不看水银温度计，而只是水汪汪的，那就好。水汪汪的以后，再吃水饺（东门饺子馆冷冻的）；吃水饺以后，再吃水蜜桃；吃水蜜桃以后，再欣赏水仙花，那就更好（欣赏不到水仙花的时候，可看八大山人的七幅水仙图）。
至于水多的人，水淋淋的，水来土掩，该用土克一下，最好住在土城之地土化之，只见土木形骸，不见水木清华，脱水以后，只剩几分“咸湿”（广东话），半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想到水，想到老子的话：“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John Bullein却说“水是很好的仆人，却是残忍的主人。”（Wa．ter Is a very good servent，but It Is a cruel master．）这都表币了水这一行，可大可小可利可害。而它最大最小最利最害的表演，就是做成女人。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比照创世纪亚当肋骨造女人之说，后者当为不实。应该更正为亚当之尿过滤后造女人才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女人很骚，此无他，过滤得不彻底之过也！ 人在牢里，其实是一种遁，形式上是遁迹，精神上是遁世（遁在中国传统，叫做隐，我说隐有三层次：小隐于郊、中隐于市、大隐于牢）。遁得太多，以至无所不遁。由水遁遁到土遁，由土遁遁到尿遁。庄子说道在尿中，的确尿中有道，此乃“尿道”之正解。日本鬼子有茶道、花道、书道、武士道，却没有尿道，就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Japan As Number One。先来个尿道的笑话给你：祖父参加酒席，带孙子去。吃了一半，孙子大喊：“我要尿尿！”祖父小声告诉他：“这样说不文雅，说你要‘唱歌’，我就懂你意思了。”酒席过后，祖父喝醉了，回到家里，半夜孙子摇醒他，说：“我要‘唱歌’！”祖父把酒席上的话全忘了，说：“半夜三更，唱什么歌嘛！”孙子说：“人家要‘唱歌’嘛！”祖父说：“好吧，要唱就唱吧，不过要在我耳边小声唱。”
别以为笑话只是笑话，如果你不被“优待”，睡在四坪十二人的小cell里，你睡马桶旁边，岂不耳边整夜听人“唱歌”吗？
别以为只有活人才听人“唱歌”，死了也照听不误。再来一个笑话：酒鬼张三对酒鬼李四说：“我死了以后，千万别忘了在我坟上浇一瓶白兰地。”酒鬼李四说：“绝对忘不了的，不过，白兰地通过我的肠胃，就更容易浇在你坟上了。”
这里又是一种尿道。又别以为笑话，有人真在死人头上
尿尿呢！两千四百年前，晋国的智伯（智瑶）是个祸水派，他决水淹赵襄子（赵无恤），结果没淹成，自己反被淹垮了。赵襄子恨他，把他脑袋切下来。经过印第安式处理，做成一个小马桶，朝里面尿尿。英文中“小便器”叫urinal，“骨灰缸”叫urn，见到赵襄子这个故事，我才好玩的发现：这两个接近的英文字，竟被我们的赵襄于接合起来了！
今天很邪门，好像用了ureth］scopy（尿道镜）一般。写来写去，竟不离泌尿科。
大人物中最会尿尿最懂尿道的，是汉高帝（刘邦），他在吃霸王饭——鸿门宴那一次，用上厕所小便做理由，完成尿遁，死里逃生，这尿可尿得真好！汉高帝生平最看不起“儒生”，就是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他的杰作是“溺儒冠”——一把把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朝里头尿尿。我觉得这种干干脆脆的流氓作风，真是痛快淋漓，对付知识分子——当然是不入流的知识分子，像台湾的这些与官方一鼻孔出气的——有时候真该干干脆脆。
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就看不出来为什么仁者就不能乐水？仁者不但可以乐水，还可以乐尿呢！弗洛伊德假设人格发展的五阶段，第二阶段就是the anal stage，表示人从排泄中获得满足。从心理学家的观点推而广之，排泄一事，竟不乏“道”可寻，从孙子到酒鬼，从赵襄子到汉高帝，人证俱在，自不容正人君子再忽视泌尿科，这才叫“如其仁，如其仁”。 我每天清早五点就起来了，先尿尿，然后在小房间内独自一人过一天，晚上十点就要睡了，再尿尿，每周如一日，每月如一日，既乏善可陈，又无恶可做作，只是用功读写而已。好在“水肥”不落外人田的日子，毕竟指日可数，他年尿尿于五湖四海，不亦快哉！
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
二
汝清：
新约（哥林多后书）有两段话，我最喜欢，我把它们改译如下：
一、哥林乡后书第四章第八至九节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有疑虑，却不至失望；
遭到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we are pressed on every side，yet not straitened；
perplexed， yet not unto despair；
pursued yet not forsaken；
smitten down， yet not destroyed．
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至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as deceivers， and yet true；
as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as dying and behold， we live；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qolcing；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as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可惜你不在身边，你在身边，一定会给我更好的意见，真的，你真有很好的意见。
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大城。哥林多后书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发生“谁是真使徒”的争执时写的。保罗真是一个怪人，他早年受犹太教影响，信上帝却反基督，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以犹太公会会员的身分，去抓基督徒，走到半路，据说有一道强光照上了他，同时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你是谁啊？’那声音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这下子保罗转变了，他把扫罗的名字改为保罗，加入基督教的阵营。由于他的努力，基督教开始有了世界性，在基督教里，他成了继往开来的大宗师。 保罗同耶稣的关系很微妙，他比耶稣大两岁，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耶稣，这种师徒关系，比函授的还离奇。他主要是受了彼得的影响，才变成这样一个人。
他的改信基督教，对犹太教说来，是一种叛变行为。所以，他一回耶路撒冷，就给抓起来，押解到罗马。由于没有犹太教的人跟过来控告，罗马当局准他自己租一间房，作为监狱，只派一名卫兵看住他，同时允许他在监狱中招揽教徒，前后达两年之久。 你别以为这种宽大的监狱制度只在两千年前才有，只在罗马才有，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其实就有。特大号革命党胡瑛，给关在牢里，他却能在牢里近乎公然的指挥革命！可见时代越“进步”，统治力量就越强，人民的自由就越少。九月十三号中秋节那天，“法务部长”李元簇到土城看守所“巡视”，给人一种关怀受刑人的仁慈印象，自然以为他是来协助“欢度中秋佳节”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他跑到看守所来，是来“巡视”新装的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所谓接见，有特别接见和普通接见的两种，普通接见有二十个窗口，每次讲话，只有三分钟，（虽然“监狱行刑法”第六十三条明定“接见时间以三十分钟为限”“有必要时得增加或延长之”；“羁押法”第二十五条也明定“接见被告每次不得逾三十分钟，但有不得已事由……得延长之。”虽忘了明定下限，但立法原意，大概总不是三分钟吧？）普通接见窗口有一至二十号，用“电话三明治法”（这是我描写的，因接见人与被接见人之间，有塑料板隔音，只有电话相通），这已经是很不入道的科学方法了，因为没有电话的发明，双方见面要讲话就非得给面对面没有塑料的优待不可，这种电话的发明，你说多可恶啊！（当然它的可恶，可以被法院候保室的那种电话抵销掉，候保室的电话，能给人在牢笼中走私出爱的呼声，多可爱啊！）不料台湾的大官人，认为这种“电话传真”（这又是我描写的）还不够安全不够过瘾，居然在整天高喊经费不足之时，制造了两台闭路接见机，就是连隔塑料铁栏的人道都不准了，要接见人和被接见人都从闭路电视中出现！双方各对电视机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