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短篇集- 第12部分

　　　　　　　　　　　　　　　　　　　　　　　　　　《“三八节”有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
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
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地
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
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
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
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
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
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
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
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
“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
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
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
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
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
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
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
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
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
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在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
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
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
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
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地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
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
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
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
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
“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
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而
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
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
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
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
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
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
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
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
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
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是男子提出
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
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
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
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
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
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
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
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
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
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
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得。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
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
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
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
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
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
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
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作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
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
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
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
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
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
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
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
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
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
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
　　　　一九四二年“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
很多意见，但因发稿时间紧迫，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
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
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
吧。
　　　　　（原载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９　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　１８　期）


　　　　　　　　　　　　　　　　　　　　　　　　　　　《风雨中忆萧红》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
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
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
耳旁响，微微地卞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
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
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
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
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
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
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
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
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
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
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
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
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
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
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
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
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
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
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
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
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
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
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
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
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
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
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
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
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
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
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
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
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
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
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
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
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
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
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
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象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
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
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
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
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
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
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
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
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
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
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
“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
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
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
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
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
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
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
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
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
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
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Ｑ”曾被那批
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
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
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
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
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
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
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
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
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
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
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原载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