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婚。洪根培恼羞成怒，立即向宪兵总部诬告他是抗日分子。郁达夫却极力保护他。此事经过，紫微在《郁达夫被害前后》中写道：“事隔多日，达夫先生来巴东，我暗中问他，原来是这样的：日宪兵约达夫先生到巴东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时分，日宪兵叫达夫先生去叫林君来。林君来了，吃了饭，就被带去了。到了武吉丁宜宪兵总部，达夫先生看情形不对，怕‘苦打成招’，事态扩大，便挺身而出，看管此人，请宪兵交给他。果然，宪兵将林君交给达夫先生看管在巴爷公务。”但是，由此一来，洪根培却对郁达夫恼恨之至，决意施以报复。他收集了郁达夫的许多著作交给宪兵总部，并勾结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加以作证。这位校长因不得人心，被校董会解职，曾要郁达夫帮助他保住校长职位。郁达夫没有理他，他便跟洪根培一起陷害郁达夫。郁达夫被告密后，日本宪兵队长叫郁达夫去到宪兵总部，指着堆在那里的著作问他：“这些书是谁作的？”郁达夫一看是自己的作品，便知道出事了，但他却异常镇静地说：“是我作的。”宪兵队长又问：“你怎么又是赵廉，哈哈哈”这样从容不迫的回答，使宪兵队长一时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郁达夫一听，便知道事情的严重了，但他以过人的才智，应付他说：“啊呀！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先问问我，我早就同你们说了。”经他这样一说后，宪兵队长无可奈何，只能表面上显出谦恭和尊敬的神情来。但是，事后却一直严密监视着郁达夫的行动。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后，便将自己被汉奸告密的事告诉胡愈之等朋友。大家都感到郁达夫的处境非常危险，劝他到别处去躲避。然而，达夫却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这一番话，表明郁达夫在处境极其艰危之时，多么冷静和镇定，而且所考虑的不是自己怎样侥幸逃生，而是朋友们的安全。可见，他的精神境界多么高尚而又伟大！朋友们当时都认为郁达夫的话是对的，但一时又无能为力来为他出一分救助之力，而且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各自分散转移。1943年2月底，胡愈之和兹九去了棉兰，张楚琨、高云览则去了巨港。他们走后不久，宪兵总部根据洪根培的密告，在巴爷公务、巴东、石叻班让、望加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据说都是跟郁达夫有牵连的人。对郁达夫却始终没有逮捕，只是暗中监视，侦查跟他来往的人。但是，他们占用了他的小洋房，叫他住到一个像店铺的房子里。因而，郁达夫日常的行动更加谨慎，碰见朋友故作为陌生人，更不陪同友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日本宪兵总部经过大半年时间，到上海、东京等地调查后，终于对郁达夫的情况侦察告一段落。1944年8月的一天，宪兵队长又来到郁达夫家里说：“打电报找你不知用了多少钱。”郁达夫已经习惯于对付他了，随口说道：“钱吗，我这里有，你们要，拿去用吧。”随即又请他们喝酒，喝到他们满足时为止。郁达夫当时对日本宪兵，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但是，对汉奸洪根培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据紫微说，郁达夫曾亲口告诉他：“不错，他（指洪根培——著者按）离开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爷公务，在汽车上，汽车停在路旁，我开了车门，抓他下来打了他两个耳光，我说：‘你再去告我的密！’他当时道歉，说以后不敢再妄动了。”这两个耳光，虽然未能将这一无耻汉奸置于死命，却凝结着郁达夫对于民族败类的切齿痛恨，更是显示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勇士，正气凛然，铁骨挣铮！郁达夫这样教训了汉奸洪根培后，总算出了一口闷气。但是，他感到由此一来，自己的命运可能更是凶多吉少，因而，他平时虽然装出异常豁达、洒脱，但内心却难免暗自忧伤。他的一些朋友已感到他已现出—种“暮气”了。他甚至曾经对友人说过，自己很可能过不了50岁这一关。即是说，他已做好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于是1945年2月13日，他又像往年一样，在他的好友蔡清竹处，写下了一篇《遗嘱》。
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下，郁达夫好不容易坚持到了1945年。在这一年里，世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彻底打败了德意日侵略者，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郁达夫，已预感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从侨长蔡承达家中的收音机里，曾秘密收听到了德国法西斯于5月2日宣告投降和于5月8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因而，他断定日本法西斯的完蛋之时也为期不远了。日本法西斯虽然疯狂地挣扎顽抗，但终究敌不过中、美、苏和亚洲各国人民所给予的毁灭性的打击，终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世界宣告了无条件投降。至此，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郁达夫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万分兴奋，立刻写信要棉兰等地的胡愈之等难友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同时，他还召集当地的华侨，组成一个欢迎联军的筹备委员会，做好迎接他们和欢庆胜利的准备工作。可是，郁达夫却万万没有料到，这时敌人还会那么狠毒，竟然于8月29日夜里，秘密把他绑架，而且不久便加以杀害。
那天晚上8时左右，郁达夫在家中和蔡清竹等三位华侨闲谈，商量有关土部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突然有一个印尼青年跑了进来，说有事请郁达夫出去商谈一下。郁达夫便出去了几分钟，然后又回来向三位华侨说：“我出去一下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后，连穿着的睡衣和拖鞋也未换，就随着那位青年走了。三位华侨一直等了很久，仍不见郁达夫回来，便各自回家去了。到第二天，郁达夫仍然没有回来。那天，何丽有刚好产下女儿美兰，急需郁达夫照护。于是，她托人四出寻找，但一直未曾找到。从此之后，郁达夫便永远失踪了。据后来有人调查，郁达夫那晚从家里出来后，跟那位青年一同到中华街，在一家咖啡店坐谈了一会，两人好像有些意见不合。然后，两人离开咖啡店，向一条偏僻的小路走去。在那里停放着一辆小汽车，有两个日本兵在车上，当郁达夫和那青年上了车后，汽车便开走了。
郁达夫的下落究竟是怎样的呢？现在已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日本宪兵出于害怕郁达夫战后揭露他们的罪行，采取杀人灭口的手段，于1945年9月17日秘密把他杀害的。让我们永远缅怀著名作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郁达夫！同时，应百倍警惕和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七节 被共产党误杀的评论家王实味
好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一个党也会这样。正因为一个党会犯错误才能总结教训，才能不让悲剧重演，这也是笔者写这一节的目的。我们固然要歌颂我们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但我们也要正视曾经的错误，只有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正确的话在错误的时候说出来也许就是一种罪过，王实味就是这样的一位评论家。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后来，毛泽东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山西省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押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直到1990年12月中共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听到消息后泪流满面。王实味的生存状况让我们想起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八节 在理想界中发现美的朱光潜
朱光潜自称是一位“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并且是一位“现代儒生”，他的人生信念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跳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在利害关系方面，人己最不容易调协，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诈、凌虐、劫夺种种罪孽都种根于此。”不错，现世只是一个利害网，所以人现实中可能会遭遇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人不应该在困境中消沉，而应该超越现实，在理想界中发现美。朱光潜说：
人类的意志可从两方面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不过现实界有时受我们意志的支配，有时不受我们意志的支配。譬如我们想造一所房屋，这是一种意志。要达到这个意志，必费许多力气去征服现实，要开荒辟地，要造砖瓦，要架梁柱，要赚钱去请泥水匠。这些都是人力可以办到的，都是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但是现实界凡物皆向他心下坠一条定律，就不可以用意志征服。所以意识在现实界活动，处处遇障碍，处处受限制，不能圆满地达到目的，实际上我们的意志十之八九都要受现实限制，不能自由发展。譬如谁不想有美满的家庭了谁不想往极乐园了然而在现实界决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因此我们的意志就不能不和现实发生冲突。
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半让现实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观烦闷的路上去，以为件件事都不如意，人生还有什么意味了所以堕落，自杀，逃空门种种消极的解决法就乘虚而入了，不过这种消极的人生观不是解决意志和现实冲突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类生来不是是懦弱者，而这种消极的人生观甘心让现实把意志征服了，是一种极导弹的表示。
然则此外还有较好的解决法么？有的，那就是我所谓超现实。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无奈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以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了？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善尽美，理想界是有尽善尽美的。
所以朱光潜认为文学美术等艺术就是帮助人从现实中超脱而创造出另一伟大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越阔大就越美，创造的世界越能引起人的无限想像就越是美的世界。故他极推崇文学美术等艺术中要做到“无言之美”，甚至在爱情和生活中也要做到“无言之美”，这样才能引起自己和别人的无限想象，引起美感，得到美的享受。朱光潜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他努力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了美。
朱光潜，生于1897年，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上面的那段话就出自本文，年青的朱光潜在那时就建立了初步的美学思想。朱光潜香港大学毕业，后有幸官费留学英法，获博士学位。当时因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畅销全国，影响很大。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1937年5月朱光潜任主编《文学杂志》，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1947年复刊，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
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1941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运动。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948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948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