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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拟声词，模拟细小的摩擦声音。〕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想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二节 经济独立
《为奴隶的母亲》是作家柔石写于1930年的一部短篇小说。3月1日发表在《萌芽》第1卷第3期上。小说通过对旧社会惨无人道的“典妻”现象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社会残酷的经济剥削、阶级压迫以及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摧残，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堕落。
作品着力刻画了一个被压迫、被摧残、被蹂躏的贫苦妇女——春宝娘的形象。因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忍痛撇下5岁的儿子春宝，被丈夫典到邻村一个地主秀才家当生儿子的工具。当地主的目的达到之后，她又被迫和另一个儿子秋宝生离死别。她拖着黄瘦疲惫的身体，带着痴呆麻木的神情，离开秀才家；回到自己那间破屋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而分离了3年的儿子春宝又陌生得不认识她了。
春宝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被剥夺了亲子之爱；她是有丈夫的女人，却不能做合法的妻子，享有做母亲的权力。她是商品，是工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作者借“为奴隶的母亲”，向吃人的旧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是怵目惊心的，是发人深省！作者以十分严峻冷静的笔触，采用白描手法，将深挚的情感蕴含在朴素、真切的生活描写中，不夸饰、不渲染，冷静谛观人生，严峻解剖现实，让读者从清晰的生活画卷里去探索思考重大的人生问题，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经济不独立就难以实现生命的快乐。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三节 保持本色，坚持个性，走自己的路
李金发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1900年生，广东梅县人。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法国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1976年去世。
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的李金发无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历来对李氏的研究多各执一端。研究诗人的李金发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发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里平行展开。于是，活生生一个李金发被一分为二，见其诗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样的诗作而称之为“诗怪”；（3）见其雕塑家一面者，则因其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白纸一张的雕塑界拓荒创业而称之为“泰斗”。然而“诗怪”与“泰斗”判若两人，两种身份各行其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多个侧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发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重要现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涉足两个以上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所兼具的两种艺术身份往往互相涵养，精神气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丰子恺、凌叔华、叶浅予等就是这样。而李金发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国文艺界。当其时无论新诗领域或是雕塑领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诗背后，站着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而强大的古体诗巨人。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新诗人所面临的不是“创业”的艰难而是“转型”的焦虑及压力。不蹈前人旧辙而重创一种新诗的体式，这是20年代新诗人必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切刚刚起步，如何用现代汉语重造一个诗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