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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滨鸟在生物学上的这些典型特征——早成性的雏鸟、量少形巨的鸟蛋、平地筑巢的习惯以及因食肉动物造成鸟蛋和幼雏的严重夭亡——使得雏鸟易于接受雄性单亲育后、雌性抛夫弃子，无拘无束的模式。当然，多数滨鸟种类中的雌性不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一雌多雄的机会。例如，居住在北极酷寒地带的多数斑鹧由于繁殖季节太过短暂而没有时间生育第二窝孩子。只有在少数物种，如热带的水难和南部斑鹧种群中，一雌多雄组合才时有发生甚至成为通例。尽管这一现象与人类的性行为相去甚远，滨鸟的性行为仍然对我们很有启发，因为它揭示了本书的主旨：物种的性行为是由物种生物学上的其他特征潜移默化决定形成的。因为对于滨鸟，不像对人类，我们无需考虑道德准则，所以我们更易认同这一结论。
雄性薄情模式的另一个例外发生在这样一些物种中：体内受精、但是单亲很难甚至不能独力养活依赖性很强的幼崽，人类是其中之一。父母中的另一方有必要为配偶或者子女觅食，在配偶外出觅食时照料子女、保卫家园以及教育子女。在这些物种中，雄性不伸援手，单靠雌性是养不活也保卫不了孩子的。如果抛下受孕的配偶去追逐其他异性，孩子会饿死，显然对雄性并无进化益处。因此，自身利益牵住了雄性不羁的心，迫使他留在怀孕的配偶身边，反之亦然。
我们熟知的北美洲和欧洲鸟类的状况是雌雄恪守一夫一妻婚约，共同抚育子女。尽人皆知，人类也大体如此。尽管有超市可购物，有保姆可雇用，单亲家庭的生活仍然麻烦多多。在那些远古的狩猎年代中，无论幼年丧父还是失母，都将减少孩子的存活可能。同母亲一样，渴望绵延血脉的父亲发现照看孩子是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于是多数男人为妻儿提供食物、安全和居所。因此人类的社会制度名义上都是由一夫一妻的已婚伴侣组成，偶尔也有有权有势的男人妻妾成群。大猩猩、狒狒以及少数其他雄性育儿的哺乳动物都是基于同样的考虑。
然而，父母共担育儿重负并不能熄灭两性战争的烽火。由于产前父母的投资不等，这一安排未必能缓解父母利益的冲突。即使在那些照顾子女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中，雄性仍然试图搞明白，他们究竟付出多少才能既保证子女主要靠母亲照顾活下来，又能在外寻花问柳。雄性不放弃引诱他人配偶的机遇，而那无辜的戴了绿帽的丈夫则被蒙在鼓里，养育着“好夫”的孩子。雄性理所当然地因此对自己配偶的一举一动而疑神疑鬼起来。
有一种欧洲鸟类叫做花斑够，它极好地反映了父母在共同育儿过程中的内在冲突，人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多数雄性花斑销名义上是一夫一妻的，但是许多雄性都试图赢得更多雌性，而且有些还得逞了。因此，我在讨论人类性行为的本书中拨出几页讨论某些相关鸟类，因为它们的行为同人类惊人地相似，但又无涉道德问题，因而极具启发性。
我们看看雄性花斑鸷是如何寻花问柳的。春暖花开季节，雄鸟会找到一处好巢穴，在周围划定界限，追逐到一只雌鸟，然后与之交配。当这只雌鸟（称之为元配）产下第一个蛋时，雄鸟确信是自己令她受孕，而她将会忙于孵化他的孩子，对其他异性毫无兴趣而且还暂时丧失了生育能力。于是雄鸟在附近找了另一个巢穴，赢得另一只雌鸟（称之为二房）的苦心，与她交配。
当二房产卵时，雄鸟确信自己已令她受孕。差不多同时，无配产下的卵开始孵化。雄鸟返回元配身边，喂养她的雏鸟占据了他大部分心神，对于二房的孩子他只稍微管一下甚至全然不顾。鲜明的数字对比撕下了雄性多情的假面：雄马平均每小时14次往来于元配的鸟巢内外衔运食物，而它往二房处运送食物的频率只有每小时7次。只要能找到足够的鸟巢，多数已有配偶的雄鸟都会蠢蠢欲动，追逐第二个雌性，而且其中有多达39％的雄性成功了。
显然，这种模式同时造就了赢家和失败者。由于雌雄鸟的数目大体相等，而且每一个重婚的雄性必然对应着另一个的单身汉。这种模式的大赢家是那些一夫多妻的雄鸟，他们每年平均繁衍81只（归功于两性共同的努力），而那些忠贞不二的雄鸟只有5，5个子嗣。一夫多妻的雄马比起单身汉来，年岁要长，体形要大，而且他们能在最佳栖息地点占据最佳地盘和巢穴。因此，他们的孩子体重要比其他雄性的子嗣重上10％，这些健壮的雏鸟要比羸弱的同伴有更多生存的机会。
那些不幸的单身雄鸟则是最大的输家，他们得不到任何雌性的青睐，彻底断绝了香火（至少在理论上如此——随时间推移趋向这一结果入二房雌鸟也是一个输家，因为她喂养雏鸟的负担要比元配雌鸟沉重得多。前者每小时往鸟巢内搬运20次食物，而后者仅有13次。Th 房往往由于筋疲力尽而早亡。尽管她不辞辛苦，但她辛苦半天得到的食物仍然比不上元配雌鸟轻松工作以及和雄鸟合作的收获。于是一些雏鸟饥饿而死，最终存活下来的二房孩子要少于元配（平均为3．4比5．4）。此外，二房的孩子即使活下来也要比他们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妹们瘦小，他们因此更难抵御严寒和长途迁徙的折磨。
鉴于这些严酷的统计数字，为什么还有雌性甘愿充当第三者的角色呢？生物学家们过去推测二房之所以走上了这条路，是因为她们觉得充当优秀雄性的二房，即使逊色于元配，总强过做那只有块破地盘的蹩脚雄性的大房。（众所周知，那些富有的有妇之久就是用同样的办法诱惑众多的情妇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二房并非有意识地、自觉自愿他屈就做小，她们是中了圈套。
骗术的关键在于，花心的雄鸟将他的第二个家安在距离第一个家约200米以外，中间隔着许多其他雄性的地盘。雄鸟出人意料地不在第一个家附近几十个可能的巢穴金屋藏娇，尽管这样可以缩短他们往来奔波的时间因而可以更好地喂养雏鸟。结论只有一个，一夫多妻的雄鸟情愿将第二个家安置得偏远一点，借以欺骗可能到手的二房，隐瞒使君有妇的事实。生活的苛求使得雌性花斑题特别易受欺骗。如果她在产卵后发现情郎另有家室，已经为时太晚，只有徒唤奈何了。她最好还是留下来照料她的孩子，而不该离家出走去寻找可能的新伴侣（多数这些雄性其实也是未来的重婚者），她也不该奢望新伴侣会比前夫好上多少。
男性生物学家以无关道德的词汇矫饰雄性花斑题的这一策略，称之为“混合繁衍策略”，它意味着已婚雄马并不是忠贞不二的；他们还偷偷摸摸地试图引诱其他雄性的配偶。一旦他们发现某一雌鸟的配偶临时外出，他们就会尝试与之交配，而且常常得手。他们有时高喉大嗓地靠近她，有时却静悄悄地前往，后者更易成功。
这种行径如此普遍，令我们人类的想象力颇费思量。在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第一场，唐璜的仆人李卜雷娄跟唐娜·埃尔维拉吹嘘唐璜光在西班牙就勾引了1003个女人。这个数字乍听起来似乎耸人听闻，但如果你想一想人类有多么长寿就会明白了。如果唐璜的情场战绩陆续发生在30年中，那他平均11天才勾引到一个西班牙女人。反之，假如雄性花斑鹧小别配偶外出（比方说觅食），那么平均每10分钟就会有另一只雄鸟闯入他的地盘，每34分钟就会有一只闯入者与其配偶交配。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中，有29％属于婚外性行为，大约24％的雏鸟是“非婚生子”。这些擅闯禁地的引诱者通常都是邻家雄性（占领毗连地盘的雄性）。
戴上绿帽子的雄鸟也是大输家，婚外性行为以及混合繁衍策略对他们来讲是一场进化的恶梦。他虚掷光阴，将短暂生命中的整整一个繁殖季节用来喂养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雏鸟。然而，尽管那些搞婚外性行为的雄鸟似乎是大赢家，但我们略一思索，就会清楚要知道雄鸟的损益是比较复杂的。当雄鸟在外寻花问柳叶，恰恰为其他雄性勾引他的配偶开了方便之门。如果雌性离她的配偶不足10米，那婚外性行为的企图很难得逞，但如果她的配偶在10米之外，那成功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由于一夫多妻的雄鸟花费了大量时间照顾另一处地盘的二房并在两地穿梭，所以他们的风险尤其大。一夫多妻的雄性企图搞点婚外恋，平均每25分钟作一次尝试，但同时每二三分钟就有其他雄性潜入他的地盘企图勾引他的配偶。半数婚外性行为企图，就在戴绿帽的雄性乌外出拈花惹草时被其他雄性钻了空子。这些数字使得混合繁衍策略对于雄性花斑鹞的价值很成问题，但是他们很聪明，懂得将风险最小化。在他们的配偶怀孕前，他们离开配偶不会超过二三米，不辞辛劳地守卫着她。只有在她受孕后，他们才会放心大胆地出门寻欢。
对于动物世界中两性战争的不同结果，我们已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现在来看看人类又是如何施展身手的。尽管人类的性行为在其他方面独一无二，但是涉及到两性战争的领域又是极其普遍的。人类的性行为同其他许多体内受精、子女需要双亲共同照顾的动物是很相像的，也因此和其他多数体外受精、子女只须一方照顾甚至完全能自食其力的动物规然不同。
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以及除营家鸟外的鸟类一样，人类的卵子在受精后并不能自力更生。实际上，人类的孩子到能够觅食和照顾自己需要经历的时间绝不短于其他任何动物的幼息，甚至要比绝大多数动物长得多。所以父母的呵护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的问题是父母中谁该照顾孩子抑或双方都应对此负责。
我们已经知道对于动物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父母各自对于胚胎的义务投资比率、选择照看孩子所错失的机遇、对纯正血统的信心。究其第一个因素，人类母亲的付出远大于父亲。虽然卵子和每次射精的精子总量相比，所耗能量不相上下，甚至还有不足，但是在受精时人类的单个卵子要比单个精子大得多。女性怀孕后要经历长达9个月的妊娠期，能耗非常巨大；随后又是哺乳期，在采猎时代哺乳期要持续季年之久，直到农业在二万年前兴起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人类哺乳能耗惊人，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我妻子给儿子们喂奶期间，冰箱里食物消耗的速度是多么快啊！哺乳期女性日耗能量超过了多数运动量中等的男性，仅稍低于训练中的马拉松女选手。所以一个刚刚受孕的女人怎么也不可能从婚床上坐起、逼视着她的丈夫或请人，坦言道：“如果你想要这个胚胎活下去，你必须亲自照管它，因为我才不干这种事呢！”她的伴侣只会把这种姿态当作虚张声势。
影响两性照着孩子的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由此丧失的机遇。因为女性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所以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她不可能再抽空生产另一个孩子。传统的哺乳方式是每小时给孩子喂奶多次，由之引起的激素分泌导致了长达好几年的哺乳性闭经。月经周期的中止人因此在采猎时代，母亲间隔好几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女性不再给孩子授乳而转为用奶瓶喂奶，或者是由于女性隔几个小时才给婴儿喂一次奶（现代女性贪图方便，倾向这么做），女性在产后几个月就能再次受孕。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很快恢复了月经周期。尽管如此，现代女性中，即便是那些既不给孩子授乳也不避孕的女人也极少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再次生育，也很少有女人一生中生育超过12个孩子的。女性一生生育子女数的最高纪录仅仅为69个（纪录保持者是19世纪一个增产三胞胎的莫斯科妇女）。这个数目乍听之下非常庞大，但如果和下文即将提到的某些男人的纪录比较，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此，一妻多夫无助于女性生育更多的子女，并且极少有人类群体真正实践着一妻多夫的策略。即使有一妻多夫的例外，拥有两个丈夫的女性的平均子女数也并不比只有一个丈夫的女性多，而且一赛多夫的原因往往和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因为家族成员共娶一个女性可以避免分割那本就少得可怜的土地。
所以，女性“选择”照顾孩子并没有明显的机会损失。相反，一妻多久的雌性瓣暖鹏在有一个配偶时平均只有1．3只雏鸟，如果她能拥有两个配偶就有22只雏鸟，在有三个配偶时则可达到3．7只雏鸟。在这一领域，女性和男性亦有不同，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男性在理论上具有令全世界女性受孕的能力。与一妻多夫的特里巴女人在遗传上毫无益处不同，19世纪的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则有很好的遗传利益。终其一生，如果摩门男人拥有2一3个妻子，他的子女数目就会从一夫一妻的7个子女达到16个或者20个，相应的，摩门教长平均拥有5个妻子，他们的孩子有25个之多。
但是摩门教徒一夫多妻的收益和近代王公相比起来，仍属小数。王公们可以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养育子女，无需亲自操劳，他们有几百个孩子。一个19世纪的旅行者曾经来到印度海德拉巴的尼扎姆的宫廷中，这个印度王公拥有众多的后宫嫔妃，恰巧碰上8天内就有4个尼扎姆的嫔妃分娩，而且下个星期更有9个以上的孩子有望出生。世界上子女最多的纪录保持者当属摩洛哥皇帝——嗜血伊斯梅尔，他有700个儿子，至于女儿的数目则未作统计，据信也不相上下。这些数字揭示出，如果一个男人在令女性受孕后就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孩子，那他因此付出的机会成本将是无比巨大的。
还有一个因素也使得男性照顾孩子的遗传利益少于女性，因为男人同其他所有体内受精的物种一样，都有理由怀疑子女的血缘。男人很可能被蒙在鼓里，照料和延续了竞争对手的香火。正是这一生物学事实的潜在原因，导致了一大堆可恶的规矩，不同社会中的男人们都试图限制妻子和其他男性交往的机会，以图增加对子女血缘的信心。在这些规矩中有：处女新娘的高昂价格；传统的法律把通好定义为女性的婚外性行为（而男性当事人则不受追究）；派专人陪护女性，其实是对她们行为的限制；对女性施行“环切术”（切除阻蒂）使她对性漠然，无动于衷；以及对女性进行锁阴术（即在丈夫外出时缝合女性的大阴唇，使其几近闭锁而不能性交人
所有这三个因素——父母被动投资上的性别差异、照顾子女的机会成本、对子女血统的信心—一都使得男性要比女性更易抛弃配偶和子女。然而，男人不像蜂鸟、老虎或者其他许多动物的雄性，它们在交配后可以心安理得地马上飞走或者跑开，因为它们深知那被抛弃的伙伴完全能够胜任随后而来的一系列繁衍后代的工作。人类的婴儿实际上需要双亲的抚育，在传统社会尤其如此。尽管我们在第五章 中将会知道有些被视作父亲关爱子女的行为实际上有更为复杂的功能，但传统社会中的许多（甚至是多数）男人无疑是真正为妻子儿女们做了一些事。这些事包括：寻找和运送食物；提供保护，不仅提防着食肉动物，还时刻防备着其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