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中国人隔离。雍正十年，这种夷馆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选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里租赁一个夷馆。这样，保商和夷馆，合二而为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大班们在选择保商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到，这个行商的洋货行里，是否有靠江的驳口。因为有驳口的话，再将货物运送到黄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义行的陈汀观，从规模和实力上看，仅次于广顺行的陈寿观，所以崇义行的规模也堪称庞大。行里专门建有不止一栋专门的建筑，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们。雍正十年，陈汀观不光给瑞典公司当保商，也给荷兰公司做保商。想来荷兰公司也在崇义行内，租了一栋专门的建筑，当作他们的夷馆，或者说办事处。
中国人把外洋船的广州办事处，称为夷馆，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馆虽然是中国人造的，拥有者也是中国的洋货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观和格局与普通的中国建筑区别明显。想来这是那些熟稔外贸业务的行商们，针对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据自己的理解，特意为洋人造的。既然是专门为洋人造的，风格又有点特别，所以称之为夷馆，也算妥帖。
当时的中国建筑，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来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馆，一律都是两层楼。夷馆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两层楼。大概是因为这类夷馆，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墙用的是青砖和龙骨砖，楼板用的是木头，屋顶上的瓦片，则和西班牙建筑的西洋瓦片相仿佛。潘•；乌斯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远航广州。乌斯贝克提到，建筑用的砖头，里面有木棍做的芯，这比较符合中国南方的那种空心龙骨砖的形状。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种夷馆，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个大阳台；阳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这看上去，既像中国的水榭，却又是露天的，想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蓝旗国的洋人描述的夷馆，规模已经相当齐整。显然，夷馆是个独立的院子，进门有照壁，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一侧，建有一个门房，门房门口，挂着竹编的灯笼。夷馆里面，是两栋平行的两层楼建筑，两层楼中间，用长条形的石板铺出一个庭院；庭院的石板上还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过排水孔排出到阴沟，再直接排往珠江。这样的图景描绘出来，洋货行的办事处，还是相当不错的。雍正十年，坎贝尔等人租用的夷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记中说，这些夷馆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想来当年广州城外，专门有一家建筑行，为洋货行建造这
样的标准夷馆。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馆，基本格局和形状，应该和十多年以后的这种夷馆一样。
从功能上讲，夷馆主要用于生活、办公和仓储。所以夷馆的两层楼，特别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楼下的空间，主要是用作仓库，但是在楼梯口，都设有厨房。楼上则是大班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馆一旦租下，从名义上讲，就不再称为洋货行的夷馆了，而是称为某国的夷馆，比如法兰西夷馆、红毛国夷馆和蓝旗国夷馆，等等。这和当代办事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设立夷馆和夷馆买办
造几座功能齐全，甚至堪称漂亮的夷馆，在雍正十年前后的广州，既是洋货行招揽外
洋船的手段，也是行商们的生意经：夷馆功能齐全，出入方便，收货和发货快捷，甚至有个伸出江面的大阳台，然会吸引外商前来租用；租用和担保一体，这家外国公司的生意，大多落到这家保商手中，这也是洋货行的外商互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从夷馆本身来讲，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也是一桩生意经。夷馆造起来的时候，虽然耗资不菲，要花好几千两纹银，但是出租给洋人，收入自也不少。雍正十年前后，这等夷馆一个贸易季节的租金，以面积、条件等不同，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纹银之间。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先到广州，花了八百两银子租了广顺行的一座夷馆；几天之后，第二条船“弗雷德里克•；阿道尔夫”号又到了广州。大班们决定两条船共用一个夷馆，于是搬到了属于广顺行的另一个夷馆，规模更大一些，租金是九百两银子。
再说坎贝尔等人在行商陈汀观的崇义行租用了一个夷馆以后，立即着手进行安顿。安顿夷馆，靠的也是买办。这种买办，称为夷馆买办，和前者提到的黄埔买办，颇有不同。那外洋船，万里迢迢而来，在海上航行时间，需要半年至一年，船上自然有一应人等，包括厨师和服务生。但是在广州的夷馆，却只有若干大班和守卫仓库的军官水手，所以夷馆买办，不仅要为夷馆提供食品杂货，而且要派人照顾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起居和饮食。
如此一来，在这个镇上的夷馆买办，就不像黄埔买办那样是个建筑包工头，倒很像一个外商企业服务公司，手下有一批服务人员，一旦和大班们谈妥服务条款，一起进驻夷馆。进驻的人员中，有门房、厨师和佣人。通常有十名左右的服务人员，常驻在夷馆里进行服务。将近一百年之后，亨特在他的书中提到，官府于1824年发布命令限制这样的服务人员人数，规定每个夷馆不能超过八个。但是彼时的夷馆，已经和洋货行分离开来，成了独立的单位。等到洋人大班开始贸易，再派来一批苦力，帮助装箱和搬运货物。
雍正十年，外洋船的大班们向行商租用的夷馆，里面是空荡荡的，所以定下一个夷馆买办以后，立即需要让他提供夷馆内的各种物事。夷馆买办提供的物事中，主要是家具，却也包括很多杂物，比如床、桌椅板凳和厨房用具。有些东西非常琐碎，甚至包括木制的锅盖、风箱、将军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洋人之间，等级也十分森严：给首席大班睡的床，估计是十分豪华的，精工细作，所以要纹银二两，和一口棺材的价格相同；而给看守仓库的水手睡的，却是只值零点零八两纹银的竹床。两者相差二十多倍。
做生意的人，都要讲些派头，尤其是办事处。虽然办公只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也要布置得相当妥帖，古今中外，莫不能外。所以二楼的办公空间中，通常会布置一个漂亮的客厅，也兼作饭厅；除了家具以外，也挂上装饰画，摆上鲜花。这样一来，夷馆就有了对外的公共空间，可以接待客人，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谈生意和签合同。
想来当时的夷馆买办，办事效率相当的高。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九月八日中午到达陈汀观的崇义行，晚饭以后，就在夷馆里面接待了客人。来访的是其他外洋船上的大班们；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荷兰人，还有港脚船上的大班们，都到了瑞典公司的夷馆。瑞典公司虽然是一个新公司，却有点像新酒瓶子装陈酒，领头的大班当中，很多来自其他公司，包括首席大班坎贝尔，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既然是陈酒，他们自然和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陈酒之间，互相熟悉。
十八世纪初，充当欧洲各国外洋船和港脚船的大班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多半有点冒险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同时身强力壮，抗得住长期远航生活的风浪和艰险。除此之外，这些人还是一些高明的商人，能够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大谈生意，并且取得丰厚的利润。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一个公司的大班到达以后，其他公司的大班前去看望，多少是一种惯例：一方面，他们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互相之间，表示一下亲热和友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探听消息。
外贸生意，信息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二天，坎贝尔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带着其他的几位大班，又回访了各国公司的外洋船，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的夷馆。回访的时候，坎贝尔带着相当明确的目的，要探听今年广州贸易的价格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因为欧洲船的大班们，虽然大家都成了身在万里之外的漂泊客，但是本质上还是贸易竞争的对手和敌人。所以探得的信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蓝旗国大班觐见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正如坎贝尔所说，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办事十分稳妥，有效。也许就在瑞典公司的大班到达广州的当头，也许是第二天，陈汀观就到海关监督衙门进行了申报，说明已经充任了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是雍正十年广州最重要的行商之一，和衙门的关系，一定很好，是否上下打点，尚不可知。但是他在瑞典人到达广州的第三天，就带着这些洋人，前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
是日上午，坎贝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带着其他的大班和军官，前往海关监督衙门，按例觐见大清雍正朝钦命粤海关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二品大员祖秉圭。海关监督衙门，也在广州城外的这个小镇上，位于总巡口的后面，在洋货行所在大街东边。所以坎贝尔们在陈汀观带领下，很快到达了海关监督衙门。
说坎贝尔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十分精神和兴奋，是因为他这次到广州，身份和地位大大地不同。雍正四年他和他兄弟一起来广州的时候，虽然也是大班的身份，但是算不得重要角色，是否有资格觐见海关监督，也难说得很。但是坎贝尔现在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兼首航外洋船的首席大班，虽然瑞典人主要借重他的经验，好比是识途的老马，却是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在瑞典的时候，还通过公司的另外股东，从瑞典国王那里，讨得了一纸“瑞典国王特命前往中华帝国全权大使”的封诏。坎贝尔是个商人，眼下既然有了这么好听的官方头衔，自然是觉得非常自豪，也多少有点拿鸡毛当令箭，要展示一下这特命全权大使的派头。
到了衙门，二堂上觐见海关监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气，让他们坐下，并奉茶招待。坐下以后，坎贝尔就滔滔不地说了起来，说是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国家，受瑞典国王派遣，前来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希望海关监督阁下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瑞典国王陛下就会每年派遣大船，前来广州贸易，云云。
下面这段文字，标志着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接触。“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陈汀观同我们一起去拜见海部，向他致意。我们通过翻译（又称通译 Linguist）告诉海部说，我们受瑞典国王之命，远道而来，旨在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进行贸易；我们因而希望他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使瑞典国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够不断
地进行贸易，每年都派船只到这个国家来。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请我们喝茶。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保证我们将享有所有的保护和一切欧洲人在此的所有权益； 他也祝愿我们贸易成功和财源不断。他还送了我们一些丝绸作为礼物，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举止； 而显然，对其他的欧洲和港脚公司的大班们，他也有如此的礼待。我们称谢后就告退了。”坎贝尔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翻译说的。
当年这翻译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贝尔先生的话，源源本本地翻译给祖秉圭听，很难判断，想来大意还是明确的。问题是祖秉圭一是对瑞典，或者说蓝旗国，几乎毫无所知。按照粤海关的规矩，对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向来也没有兴趣；二是坎贝尔觐见祖秉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位海关监督大人心情最为不好的时候。广东总督和巡抚联名参奏他贪墨海关税银，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下文自当细述。
祖秉圭虽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还是很有风度。按照坎贝尔的说法，他对蓝旗国外洋船的到来，表示高兴和欢迎；承诺蓝旗国的外洋船，也将一体享受其他国家贸易者在这里的所有权益。最后，他祝愿蓝旗国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财源滚滚。又送了这些洋人大班们几块丝绸，作为礼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场老手，当海关监督也有数年，所以虽然不见得熟稔外交事务，却也说得十分得体。其对洋人大班所说，基本是一些套话，放在每个国家的外洋船大班头上，都毫无破绽。祖秉圭同时对坎贝尔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以及他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顾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词，也算避开了这，一政策性的话题。想来这次接见，历时很短，属于礼节性的接待，海关监督大人，总共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否则依照坎贝尔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记中，大大地写上一笔。
接见虽然简短，而且是礼节性的，这次接见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坎贝尔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货真价实，祖秉圭则是大清国负责外洋贸易的最高官员。所以尽管坎贝尔是曾经到过广州的陈年老酒，尽管他是一个刚刚加入瑞典国籍不久的前苏格兰人，这次会面，还是意味着中国和瑞典两个遥隔万里的国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雍正十年西洋历九月十日这一天，也就翻开了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
黄埔的丈量船只仪式
祖秉圭担任海关监督时的粤海关衙门，显得效率相对很高。就在坎贝尔等觐见海关监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就通知这些大班们，海关监督大人当天将派人前去丈量船只。于是，坎贝尔一众，大清早就急急赶往黄埔，蓝旗国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关监督衙门官员的到来。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和他们同船前往。
却说丈量船只，在广州的外贸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既体现了大清王朝对外洋来船的理论和政策，又是粤海关征收来船固定税的一种方法。广州一地，向来是中国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多少带有一点中华属国前来天朝进贡的色彩。所以这个丈量船只的仪式，十分夸张和形式化：既象征着泱泱中华大国，怀柔夷人，泽被四海，又标志着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正式开始贸易的起点。
外洋船到黄埔抛锚之后，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这种丈量船只的仪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自然是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夸张的仪式，通常是海关监督大人亲自参加。早在西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国的“麦卡费尔德”（Macclefield）号船和法兰西国的“阿拉巴”（Arab）号。船到港的时候，海关监督大人索尔弼，亲自跑到澳门，前去主持丈量仪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标担任海关监督期间，他一年当中到黄埔主持丈量船只仪式，多达六次。这些都说明，通常情况下，海关监督大人都要亲自出席丈量仪式。
前面说过，雍正十年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