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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自传谈艺术人生——时刻准备着 作者：朱军
前言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然而当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后，却远不是想像中的顺遂人意，而是这座城市对他这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冷落。拒绝、孤寂、漠然和生活无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宽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悬念层出，似乎让人走入了小说情节，但毫无夸张的都是朱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经历。当他做成《艺术人生》之后，张越曾推心置腹地说：“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军觉得，还得信那句老话： 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那么朱军究竟“准备”了什么？在这里，朱军一一生动道来：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侦察兵脱胎换骨的磨砺；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目标确定后固执甚至“愚讷”的追求；当然还有因为好心眼积蓄的好人缘，所有这一切让他经历中有数次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极为传奇。
简单生活（图）
被人知道，受人关注，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梦想，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小富即安（图）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初识电视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萌生梦想（图）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难忘那一天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 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幻想北京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 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 ，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做饭如做人（图）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