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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的开国君主高皇帝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帮平民的代表，他们的理想是把土地分给单个的小自耕农家庭，然后由帝国的官吏向他们收取赋税，征用劳役。男耕女织，饱食终日，君民相安，天下太平。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构，在刚刚经过战乱之后，大汉有可能组织起这样的社会，并且有能力统治这样的社会。但是，随着如此庞大的帝国极其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展开，这一简单的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与错乱。人口的增加，土地需要的扩大，商业的开展，剩余资金的投放，社会阶层的升降，帝国行政机构的延伸，加之天灾人祸、对外战争等等，帝国最基层土地的主人不断地更换着。其主要趋向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少数人来自帝国的贵族、官僚、商人、地方豪强、世家大族以及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得到土地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通过买卖，当然，其中不乏巧取豪夺的手段。按说，私有财产的扩大对帝国政府并非一件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财富总数的增加，帝国只要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并且改变税制，就可以重新适应和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帝国无法更变的，即土地是帝国的财产，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土地只有一种合法的分配方法：由政府向农民授田，或者向勋贵们赏赐。一切民间自由进行的土地贸易都是非法的。因此，本朝采取打击土地兼并和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以维持较为原始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从而保证政府能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和道德教条统治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正因为如此，帝国的政策开始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土地的兼并者，一方面不能向国家公布他的土地数目；一方面，他也就无法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向国家交纳相应的赋税；同时，他也不会保障原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帝国既无法律肯定臣民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臣民们也就无法向帝国尽自己的义务。可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降临到了丧失土地的农民身上，没有了土地，他无法承担政府规定的赋税，他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成为土地新主人的雇佣；二是离开家园，成为流民，而这两种出路，都是以放弃自己的公民身分为代价的。他们的梦想有两个，一是最现实的：吃饱肚子，穿上衣服；一是最不现实的：生活在一个比大汉的社会还要好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仍然用大汉君臣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太平”来形容，但必须绝对平均、无私、和谐、道德、无阶级、无政府、无法律、无剥削、无天灾、无疾病。
孝和皇帝以来，土地兼并更加迅速，流民规模逐年增大。由于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聚集在大土地的拥有者手中，帝国一面要限制、打击他们，一面又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从他们手中尽可能地多征收钱财，而帝国在如此窘迫的财政状态下，还必须赈抚和安置流民，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难怪当今天子要卖官鬻爵，因为国库里面已没有供他花销的费用了。从本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遗留给后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豪民们占有成百上千顷的土地，奴婢牛马、金银珠宝无法计数，富过王侯。在帝国的户口簿上，仅为一户，但他们却役使着成百上千户的人家。可那些流民们，已经无衣无食，甚至到了“裸行草食”和“人相食”的地步。
这样，张角的宗教团体便成了流民们的归宿。由于信仰的作用，张角的信徒中也不乏地主、富商和官宦，集中了不少的财物；流民在他的宗教大家庭里，可以憧憬他们的梦想；而地方官吏也感到张角的宗教解决了令他们头痛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有好感。所以，杨赐的上书中提出了让地方官吏安置或送回流民，孤立张角的教团，然后再诛杀魁首的策略。
刘陶的上书指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据他的侦察，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觇视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以重赏募收张角。
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上书被把持中书的中官们“留中不发”了。事后杨赐因故离职，无法问及。刘陶向天子打听此事，天子王顾左右，让他把《春秋》编得有些条理，以便自己阅读。刘陶无奈，只得去图书馆消磨时光。
更不知是什么原因，杨赐和刘陶上书的事情，居然被远在冀州的太平道大贤良师张角获悉。在这几年中，他加紧了部署。张角是一个有宗教激情的领袖，他觉得宗教不仅应该是人们的心灵归宿，而且应该是理想的家园，只有建立一个宗教国家，天下的苍生，才可能幸福。这个宗教国家的理想并非他的发明，而来自他珍藏的一部秘笈《太平经》的描绘。这部秘笈在宇宙学说上采用了老子和庄子的观点，但发挥的却是如何用法术和宗教信条而不是法律和道德来治理国家，直至调养个人的身心，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这些法术和信条有许多并不来自道家，而来自五行家、方士、神仙家和墨家，而后者又是先秦时代由手工艺者组成的行会式的民间学派。这个学派一开始就采用了类似后世秘密社会的方式组织自己的成员，并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大神，会对每个人的善恶行为作出反应。这样一来，道德修养就成了宗教的戒律。所以，墨家尽管在大秦帝国时代就销声匿迹，因为法制国家绝不允许秘密结社，但墨家的信徒们凭着他们在物理和化学上的造诣，摇身一变成了精于制造器物、炼制丹药的方士。可墨家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也在他们心目中演化成为宗教国家的社会结构。
一开始，太平道教徒对大汉帝国存有信心，他们把实现宗教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大汉天子的身上。前汉孝成皇帝时，国事不振，齐地有个叫甘忠可的人诣阙，献上一部叫做《包元太平经》的书，说大汉虽逢天地的大终之际，但天不弃大汉，派了一个叫“赤精子”的神仙下凡，帮助大汉重新接受天命。他不知道，大汉的立国学说是儒家思想，这种思想最讨厌有神论者，在当朝大儒刘向的建议下，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将甘忠可下狱至死。过了些年头，孝哀皇帝即位，国事益加不堪，天子久病不起，因而甘忠可的弟子夏良贺和大臣李寻等人再次以太平道劝说天子，天子相信了，下令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希望能够获得新生。李寻等人甚至开始用太平道的方式改组政府机构，但由于儒家士大夫们的抵抗，又由于天子的病并未因此而好转，于是几个太平道教徒人头落地。本朝孝顺皇帝时，又有一位齐地人宫崇诣阙，献上一部名为《太平清领书》的秘笈，并且声称：这部书是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用红白两种丝帛装帧、青朱两种颜色书写，计一百七十卷，其中说的都是让帝王立刻能至于太平的法术。士大夫们看了，又定为妖妄不经，封存在国家图书馆里。孝桓皇帝因为忧虑无子，曾召见方士襄楷，这个方士又提起了这部有太平字样的书来。当然，他又遭到了拒绝。
张角多年来一直在钻研这部书籍，但和他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他深知实现书中理想社会的力量，是广大的民众，而不是大汉的君臣。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宗教活动家，不仅善于发动民众，而且会组织联络，安插耳目和钉子。因而在得到来自大汉中枢机构的信徒送来的情报之后，他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商议。
几个教团首领决定派出八名使者，以布道的名义，迅速联络，把教徒们按地域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个渠帅。由大方首领马元义将荆、扬地区的几万名教徒收聚起来，约在明年，即光和七年（184）到冀州南部、接近司隶校尉部的邺县结合，一举暴动。
他们之所以选择明年起事，是因为明年的干支是“甲子”，每一个甲子年都是历法的新周期的开始，可以让广大的民众相信这是新天命降临的时刻。这个时刻，象征着大汉的“苍天”将会死去，而象征着太平道“中黄太乙”神将统治天下，这个神是由代表黄帝的五帝星座正中的黄帝座加上代表天帝的太乙星座混合而成的神祗；这个神主宰的“黄天”即将诞生。于是太平道拟定新的国号就叫做“黄天太平”。
马元义向自己属下的教徒下达了命令，他自己又带着一些骨干潜入了京师。不多时，京师的小儿都会唱这样的歌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帝国政府各大机关的大门上，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京师的警备长官、河南尹何进觉得蹊跷，他作了侦察，但找不到头绪，因为马元义等人每次进城，都有安全可靠的人接应。这便是将杨赐和刘陶的上书扣下不发并密报给张角的人，他们竟然是中常侍封谓和徐奉。
马元义和封、徐二人约定，明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光和七年元月，发生了一件让张角意料不到的事。马元义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朝廷，告发了太平道教徒的暴动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羽林军卫士和五校营的军士们在何进的率领下，包围了封、徐二位中官的府第，搜出了藏于其中的马元义。几天之内，马元义布置在京师内的党羽们纷纷被捕。马元义本人，在京师的街市广场上，被用称为“车裂”的酷刑处死。紧接着，京师闭门大索，不仅在闾里街巷搜捕张角党徒，就连帝国各大机关之中，也进行了排查，先后诛杀达干余人。
在此同时，帝国政府命令冀州刺史部的所有官吏和武装力量行动起来，缉拿张角等人。
张角采取了应急的措施，派出快马，日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义，以头戴黄巾作为标记。二月，张角和弟弟张宝、张梁分别自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策动冀州的教徒暴动。于是，冀州一带的安平、甘陵教徒，拘捕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邻近幽州地带的广阳教团首领黄沙，率部攻杀太守刘卫和幽州刺史郭勋。这一系列暴动，从北部对京师形成了压迫之势。
南方的教徒以三个地方为核心，举兵响应。京师西南的南阳，是世祖皇帝的老家，这里的教团首领张曼成率众攻杀了太守褚贡。京师东南紧邻的两郡：颖川和汝南的郡城，相继被教团首领波才和彭脱率众攻陷。京师的南部也形成了威胁。
仿佛一夜之间，天下裹着黄色头巾的人头攒动，如蜂聚蚁集，“黄巾贼”攻占州郡，捕杀长官的急报，随着快马的奔蹄，涌到京师的北宫。
三月，北宫的御前会议，已经开了好多天了，每次都是天子亲临，因为他也懂得，国家安危之际，还是靠大臣们才行。公卿们提出了先稳固京师的建议，诏令拜何皇后之兄、现任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统率京师所有的御林军和警备部队，在京师周围设置了函谷、太谷、广成、伊阙、擐（请将此字的“提手旁”改为“车字旁”）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从此，本朝又有了一个而且是最后一个大将军。
第二步，必须调动野战部队平定暴乱。可帝国野战军的精华都在西北边关抵御着羌人，无法调动。正在朝中的北地太守皇甫嵩参加了御前会议，他是本朝著名边将皇甫规将军的侄子，其父皇甫节为本朝雁门太守。这个家族世代经营帝国的边塞，野战经验至为丰富，加之家学渊厚，有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之称。和他的父辈一样，他不仅仅是个军人，而且是有政治头脑的大臣。此刻，他站出来，向天子面陈了几条不仅有关讨平黄巾，而且有关帝国前途的战略：
首先，大赦党人，解除党禁，取得人心。
其次，将西园中所藏卖官之钱拿出来招募和赏赐军士。
再次，立即在五校营士中选拔精锐，在京畿地区招募勇士，组练军队，并诏令各地的太守、刺史们就地征兵，鼓励地方士族和豪强们自行募勇讨贼。
最后，慎选人才，将兵出战。
会后，天子还向中常侍吕强询问是否应该解除党禁。吕强说：“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而这些党人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宗族和师生的势力颇大，如不加赦免，恐怕他们会与张角合谋，蔓延开来，后悔莫及啊！现在，陛下如能大赦党人，惩治贪污，整饬吏治，则天下人心，仍归大汉，盗贼不难平定。”
天子终于采纳了皇甫嵩的全部建议。
京师选募的精勇达四万多人，朝议之后，诏拜卢植为北中郎将，讨伐北部黄巾，与张角决战；诏拜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讨伐南部黄巾。诏令各地方军队，皆受三位中郎将的节制。
卢植字子干，幽州涿郡人，才兼文武，他的文才来自他少年时的苦学，那时他和本朝最负盛名的学者郑玄一起在大儒马融的门下修习。马先生是个外戚贵胄，一点没有书生学者的寒酸气，上课的时候还要布列罗帐，熏香沐浴，并且要有倡女歌舞助兴。当然，这也是他考验学生意志的恶作剧之一。卢植这位身长八尺二寸，声如洪钟并能饮酒一石的美男子居然连眼珠子都没往女人身上转一下，因而赢得了先生的青睐。他的武略来自他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征抚九江蛮夷叛乱的经验。加之他在涿郡地区有威望的宗亲朋党势力和太傅、司徒、司空、太尉四府的推举，他带着由五校营士组成的军队向北进发了。
朱俊字公伟，南方会稽郡上虞人，家世贫寒，但却以孝道闻名。他从小吏做起，又参加过征伐交趾南蛮的战争。由于他的精干和谋略，依仗着他在家乡招募的部曲家兵，累积军功，至拜交趾刺史。平定交趾梁龙叛乱之后，封都亭侯，征入朝中，拜为谏议大夫。这次出讨黄巾，他的部曲也编入了行伍之中。
临行之前，朱俊上表天子，要求任命他的老部下、现任帝国下邳县丞的孙坚，担任佐军司马一职。此人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在江东一带颇有英名。十七岁与父亲乘船外出做生意，看见海盗们正在岸上瓜分抢来的财物，船主不敢前进。孙坚对父亲说：“此贼可击，请讨之。”父亲对他说：“你可别惹祸。”可孙坚操刀上了岸，用手指东划西，大声呼叫，好像在指挥人马包围海盗。海盗们大惊，弃物而逃，孙坚追上去砍得一个首级带回船上，从此他在州府里谋到了一个警官的职位。后来又招募乡里子弟精勇千余人，讨伐会稽郡的道教徒暴乱，击破其首领、自称阳明皇帝的许昌。朝廷批准了朱俊的表奏，孙坚受命后，以他的名义征募军队，一时间，下邳、淮、泗的少年、商旅和农夫几千人响应而至。
三大将出征了，天子的紧张稍有缓解，他在思考变乱发生的原因，其中最使他不解的是，他最信任的中官当中，居然有人与黄巾贼勾结。他命所有的常侍们到自己的寝室中，把北寺狱审问封？、徐奉的笔录掷在他们面前，没好声气地说：“寡人平素与尔等，可谓共享荣华，视为一家之人。寡人常言：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尔等常说党人想要图谋寡人的社稷，将他们全部禁锢，甚至诛杀。现在，党人们依旧忠心报国，举兵平叛。可尔等反而与张角交通，尔等自己说说，该不该杀？”
中常侍们听了，一齐叩首，声称：“这都是王甫、侯览两个奸贼干的，与我等无关啊！”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