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佐娃脸上这种一闪而过的不安、焦躁的张皇是瞒不住奥列先科夫的眼睛的。不过，既然她不愿意知道真相，那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谈什么症状，等星期一往爱克斯光屏后面一站岂不就行了，现在应该通过随便交谈让她散散心。
“总而言之，家庭医生是生活中最需要的角色，可这样的角色却非常难找。要知道，在我们的时代，找一个知心的医生，甚至比找一个如意的对象还难。”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皱起了眉头。
“能这样当然很好，可是这就需要多少家庭医生啊？这跟我国的人民普及免费医疗制度是不相适应的。”
“要说‘普及’是可以的，说‘免费’则不然。’澳列先科夫坚持自己的看法，声音浑厚洪亮。
“免费医疗是我国主要的成就。”
“成就是那么了不起吗？什么晔免费’？医生们不是免费工作的。只不过不是由病人，而是由国家预算付给他们报酬；至于预算，岂不还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这种医疗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与本人不直接发生关系罢了。现在你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看一次真心诚意的门诊，到处都讲定额、指标，医生没问几句话就叫下一个病号了！再说去医院又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一张病假条，为了一张伤残证明单，而医生就不得不把这种事儿戳穿。病人和医生成了冤家对头——难道这是医学？”
这种那种症状都钻进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脑子里，形成了最为不妙的一种……
“我并不是说，全部医疗都应该收费。但是最初的医疗一定得收费。等到确定病人必须住院和接受器械治疗，那时免费才合理。不过即使如此，就拿你们医院来说：为什么动手术只有两个外科大夫承担，而另外3个却傻呆着？因为他们反正有工资可拿，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要是钱由病人直接掏，那就没有一个病人去找他们看病，那时你们的哈尔穆哈梅多夫或潘焦希娜的腿就会跑得勤快些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柳多奇卡，总得让医生有赖于他给病人留下的印象，有赖于他的名望才对。”
“哦，上帝保佑，可别让医生依赖所有的病人吧！别依赖那胡搅蛮缠的女人……”
“难道依赖院长就好些吧？难道像一名官吏那样领取薪俸就诚实些？”
“可是有一些病人喜欢什么都问，老是拿一些理论问题跟你纠缠，难道对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回答？”
“是的。什么都要回答。”
“哪来那么多时间呢？”东佐娃感到气愤，这谈话使她激动了起来。他做着拖鞋在这房间里踱来踱去当然很自在。“您想过没有，目前医疗单位的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您没有那样的切身体会。”
奥列先科夫根据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疲惫的脸色和频频眨巴的眼睛看出，这次分散注意力的谈话对她并没起什么作用。这时恰巧阳台的门开了，从外面进来……一条狗，但它是那样高大、和善和不可思议，仿佛它不是狗，而是一个不知为什么四肢着地的人。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正担心它会不会咬人，但它跟一个眼神忧郁的有理性的人一样不可能让你害怕。
它在屋子里轻轻地走动，甚至是在沉思，根本没有料到走到这里来会引起什么人的惊异。只有一次，它竖起蓬松的、白扫帚似的尾巴，在空中甩了一下，随即垂下，表示进门打了个招呼。除了耷拉着的黑耳朵，它全身的毛皮由白色和棕红色组成复杂的图案：它背上好像披了一件白色的背心，肚皮两侧呈鲜明的棕红色，屁股甚至近乎橘红。诚然，它曾走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跟前，噢过她的两膝，但一点也不缠人。它没挨近桌子让自己那橘红色的屁股坐下来，像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任何一条狗那样，对于比它的头顶高出不多的桌面上的吃食也毫无兴趣，而只是四足着地站在那里，用一对圆鼓鼓、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望着桌子上方，完全是一种超脱的神态。
“啄，这狗是什么种？”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完全忘却自己和自己的病痛。
“圣伯纳德种，”奥列先科夫用鼓励的神情望着那狗。“要不是耳朵太长，吃食时老是拖到盒子里去，一切都可说是挺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仔细观察这条狗。这样的狗大概不会在街头上无谓地奔跑，这样的狗想必不会允许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正像雪人只能待在喜马拉雅山中一样，这样的狗也只能生活在带花园的平房里。
奥列先科夫切了一块蛋糕给狗吃，但不是像给一般的狗那样一扔，而是以平等相待的态度请它吃蛋糕，狗也就以平等的身份从容不迫地从他那作为盘子的手掌上衔下蛋糕，也许它并不饿，而只是出于礼貌。
不知为什么，这条安详沉静、若有所思的狗的到来，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产生了一种清新、喜悦之感，即使她从桌旁起身之后，心里还想，她的情况毕竟不是那么太糟，即使要动手术，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然而，想到没有认真听取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的忠告，她说：
“我大失礼了！我只顾来向您诉说自己的病痛，竟没有问问您的身体怎样。您好吗？”
他站在东往娃对面，腰板儿很直，甚至相当魁伟，一点也没有老年人那种风泪眼的样子，耳朵什么都听得见，要说他比她年长25岁，简直难以相信。
“暂时还没什么。我反正拿定主意临死时不让自己生病。俗话说，死也要死得痛快。”
他送东佐娃走后，回到饭厅，在摇椅里坐下。这是一张黑漆弯木摇椅，网状的椅背因年深月久已被磨黄。他坐下时把椅子轻轻一摇，等它自己停下来之后，就不再摇动。就在摇椅提供的这种像是失去平衡和不受牵制的特殊状态中，他默默地坐了许久，动也不动。
现在他经常需要这样休息。他的身体需要通过这样的休息恢复精力，他的内心状态，特别是在他老伴去世以后，同样需要清静和沉思，不受外界声音、谈话的干扰，摆脱工作上的考虑，甚至摆脱作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种种念头。他的内心状态仿佛需要清洗、净化。
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漫长过去和短暂未来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和兴趣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第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映照着一轮银月。
第三十一章 市场偶像
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之后便一直存在着，但这不是折磨人的那种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能够确切地感觉到它在什么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像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地往外挤压；疼痛中令人感到舒服；甚至还会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那种尘世音响。
这是另一种感受，不是前几个星期每逢晚上将他往卓妞身边吸引的那种感受。
他把这种紧张怀在胸中，珍爱它，不时谛听它的声音。如今他能够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可是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它能持续多久而不成为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抑或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说，这个女人尚未完全与体贴心），以后就会渐渐恢复平静？
不过．贴心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的这种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才那么爱护它。它成为充实生活和点缀生活的主要东西。该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座楼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口枯井，全赖他俩……友好相处，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她，有时只是匆匆瞥一眼罢了。前几天她又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投机，尽管不是那么能敞开心扉，因为有一名护士在场。
先前他是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渐渐迫近，他倒恋恋不舍了。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熊加。这该怎么办呢？
今天是星期日，他恰恰没有希望见到该加。可天气晴朗，阳光和煦，空气像凝住似的，一片暖融融的景象，于是，奥列格到院子里去散步，一面呼吸着愈来愈浓郁的暖气，感到舒展，一面试图想像，她是怎样度过这个星期日的？在忙些什么？
他现在行动懒散，不比过去了。他已不再按既定的直线路径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路的尽头便陡然转身了。他步履疲软，小心翼翼，经常在长椅上坐下来歇一会，要是长椅上没有别的人坐着，他就会伸开腿躺在上面。
今天也是如此。他敞着病号长衫的衣襟，微微驼着个背，慢慢腾腾地走着，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着树木。有些树已经半绿了，另一些树刚刚露青，而橡树却不见一片绿叶或嫩芽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里那里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已钻出不少青草，有的已相当高了，要不是那么嫩绿的话，简直可以被认为是去年留下的草。
在一条没有树荫的小径上，奥列格看见舒卢宾在晒太阳。舒卢宾坐在一条用窄条木板马马虎虎钉就的长凳上，重心集中在两股，身子像是有点儿前俯，又像是有点儿后倾，而两只胳膊伸得挺直，两手十指交叉，夹在两膝之间。就这样，再加上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条孤零零的长凳上，光线明暗对比鲜明，他简直像一座神情忧伤的雕像。
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
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
“不坐会儿吗？”
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
“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
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
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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