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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芭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必须是个漂亮的人儿。全家这么多俊俏的女人，却没有一个人把姣容遗传给她，真叫人遗憾。只有俏姑娘罗莎留给她满头水草般的碧发。可是光有满头碧发，没有其他东西，只会让人觉得是理发师用错了染发剂。米格尔猜透了阿尔芭的心思，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装饰着幽室一角的威尼斯大镜子前，拂去盖在破碎的镜子上的浮土，点燃起所有的蜡烛，一根根地放在阿尔芭的周围。阿尔芭朝裂成无数碎块的镜子里照了照，只见在烛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像蜡人似的虚无缥缈。在万花筒般的大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容变了，她承认自己是世上最俏丽的女人，因为她可以用米格尔的眼睛观看自己了。
无节制的纵情做爱持续了一年多。最后，米格尔完成了论文，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初恋时的急切需要过去了，两个人恢复了往日的镇静，过起正常的生活。阿尔芭尽力恢复对学习的兴趣，米格尔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形势急剧发展，全国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米格尔在工作地点附近租了一套小单元房，两个人就在那里幽会。前一年，他们不穿衣服在地下室里蹦蹦跳跳，结果两个人都得了慢性气管炎，对地下天堂的兴致减去了一大半。阿尔芭帮助他布置房间，把自制的靠垫和政治性传单摆得到处都是。甚至提出可以和他生活在一起。对此，米格尔坚决表示不同意。
“亲爱的，形势越来越险恶，”他解释说，“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必要的时候，我得去打游击。”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阿尔芭许下诺言。
“干这种事不能凭爱情，得凭政治信念。政治信念你还没有。”米格尔回答说，“我们不能随便接纳业余爱好者。”
阿尔芭觉得这个回答太粗暴了。只是过了好几年，她才弄明白这番话的全部含义。
特鲁埃瓦参议员已届退休年龄，但他的脑海里从来没出现过退休的念头。他天天看报，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年，变化太大了，他觉得跟不上事变的发展，没想到自己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还要对付这些事变。在他出生那会儿，城里连电灯也没有，可他居然还赶上从电视里看到人在月球上行走。在漫长的一生中，他遇到许多意外变故。但是，面对正在他鼻子底下酝酿的、牵动所有人心的国内革命，他没有丝毫准备。
家里闭口不谈时局的只有海梅。为避免和父亲争吵，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而且发现不言不语反而能更舒服一些。只有阿尔芭到“书巷”来瞧他的时候，海梅才打破特拉普派僧侣式的缄默。这种机会也为数不多。外甥女淋浴后，头发湿漉漉的，身穿睡衣，来到“书巷”。她坐在舅舅的床脚下，给他讲开心事。如她所说，海梅是块“磁石”，专门吸引旁人的问题和无法解救的贫困现象，因此需要有人给他讲一讲春天和爱情。但是，阿尔芭一见到舅舅，就急着和他争论她关心的各种问题，这番好意也就无从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过。他们阅读同样的书籍，可一到分析起书籍的内容来，意见就大相径庭了。海梅讥笑阿尔芭的政治思想，讥笑她那些大胡子朋友，埋怨她爱上了一个小咖啡馆的恐怖主义者。在这个家里，只有他知道米格尔常来常往。
“你去告诉那个流鼻涕的小子，叫他不管哪天到医院来一趟，跟我一块干干，看他还有没有兴趣把时间浪费在出小册子、发表演说上。”海梅对阿尔芭说。
“他是律师，舅舅，不是医生。”阿尔芭回答说。
“没关系，我们那儿什么人都需要，连铅匠都能派上用场。”
海梅确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社会党人会取得最后胜利。他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和力量。阿尔芭学着米格尔的话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海梅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心怀恐惧。他认为，只有在暴政下，游击队员才有存在的理由。在一个可以用人民投票实行变革的国家里，组织游击队是愚蠢的行为。
“你说的那种事从来没有过，舅舅，别太天真了。”阿尔芭反驳说，“他们不会让你那些社会党人取胜的！ ”
她尽力说明米格尔的这样一些观点：历史的步伐是缓慢的，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是个十分费力的过程，我们不能坐等。世界在跳跃式前进，他们落后了。根本性的变化靠好言好语无法实现，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争论正在无限期地拖下去，争论双方都沉湎于乱哄哄的演说，互相指摘对方比骡子还要顽固不化，个个弄得精疲力竭。可争到最后，双方又互相亲吻，互道晚安，都觉得对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海梅告诉大家社会党人准会取胜。正如二十年前他做出同样的预言的时候一样．谁也不信他的话。
“你妈妈要是还活着，准得说：过去谁常赢，这回还是谁赢。”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屑一顾地说。
海梅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对他说过了。多少年来，海梅和这位总统候选人一直是好朋友，晚上海梅常去找他下棋。十八年来，他参加了历届共和国总统的竞选。海梅第一次背着父亲看见这位候选人，还是在他少年时期。在那次大选中，他看见候选人乘坐凯旋火车在烟雾弥漫中通过车站。当时，候选人还是位健壮的年轻人，两颊瘦削，好似猎犬。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东家们发出一片嘘声和口哨声，而农民们则强压怒火一语不发。那时候正赶上桑切斯兄弟把社会党领袖悬吊在十字路口，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当着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面鞭打他儿子，只是因为他儿子在雇工当中重复了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引用《圣经》里的一些足以搅乱人们情绪的话。海梅和候选人相识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星期天夜里，医院派他紧急出诊。他乘坐急救车来到指定的地点，按了按门铃，总统候选人亲自出来给他开门。海梅没费什么劲就认出他来了，因为他多次见到过他的形象。而且自从那次他乘坐火车经过乡下以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请进，大夫，我们一直在等您。”候选人对海梅表示欢迎。
他把海梅领到下房。候选人的女儿正在屋里抢救一个好像是窒息了的女人。她面色青紫，眼球外努，舌头肿得吓人，耷拉到嘴外面。
“她吃鱼了。”家里人解释说。
“把急救车上的氧气袋拿来。”海梅边说边准备注射器。
他和候选人留在屋内。两个人坐在床边，直到病人呼吸正常，把舌头缩进嘴里。他们谈到社会主义，还一块下棋。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海梅用母亲的姓介绍了自己，他一直用这个姓。没想到，第二天社会党的保安部门就向候选人通报海梅是特鲁埃瓦参议吊——他的最大的政敌——的儿子。但是，候选人从未提及此事。直到最后的时刻，两个人在熊熊烈火与枪林弹雨中握手诀别的时候，海梅还问过自己是否有胆量向老友说出实情。
根据长期失败的经验和对人民的认识，总统候选人比所有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次会取得胜利。他把这个意思对海梅说了，还叮嘱他千万不要传出去，好让右派参加竞选的时候相信自己稳操胜券，从而不可一世，四分五裂。海梅说，即便告诉大家，也不会有人相信，包括社会党人在内。为了试试此话是否当真，他把候选人的意思对父亲说了。
海梅依然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连星期日也搭进去了，从不参加政治搏斗。这场斗争来势凶猛，他被吓住了。斗争使社会势力两极分化，各走极端，中间只留下那群举棋不定、反复无常的人们。他们等着看一看谁能取胜，再决定投谁的票。父亲利用一切他们在一起的机会提醒他要注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还说，如果左派取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祖国就会陷入一团混乱。海梅对父亲的挑衅一直不动声色。只有一次，他忍不下去了。一天早上，他看见墙上贴着几幅恐怖的宣传画。画上有一位满面愁容、肚子大大的母亲，徒劳无功地想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士兵手里夺回自己的儿子，不让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去。这是特鲁埃瓦参议员及其同伙掀起的恐怖运动，并且得到为此目的特意从国外赶来的外国专家的帮助。海梅认为这太过分了。他决定不再和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于是，关闭了“书巷”，带上衣服，搬到医院去睡觉。
大选前的几个月，事态急剧发展。所有的墙上都挂满了几位候选人的画像。用飞机从空中撒传单，印刷品的雪片像垃圾似的铺满大街，广播电台号叫着政治口号，各派的拥护者下了荒唐的赌注。夜间，青年人成群结伙上街，袭击思想敌人。还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看一看哪个党得到人民拥护。每次集会，城市里人山人海，交通堵塞。阿尔芭非常兴奋。但是，米格尔对她说，大选是一出丑剧，谁上台都一样，反正是换汤不换药。革命靠的是人民流血，而不是票箱。要在民主和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和平革命，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合逻辑。
“可怜的小伙子，简直是发疯啦！ ”听到阿尔芭转述这番话，海梅大声说道，“我们是赢定了。他等着收回自己的话吧。”
直到那会儿，海梅一直躲着米格尔，不想认识米格尔。某种难以出口的隐秘的忌妒心折磨着他。阿尔芭出世的时候，是海梅接生的。他无数次地让阿尔芭坐在自己的膝头上，教她认字，为她付学费，给她过一个又一个生日，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她的父亲。当海梅看到阿尔芭长大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注意到了近几年的变化。他看护过那么多人，凭经验就能看出，只有初恋才会使一个女人如此光彩照人。但他还是用一些虚假的理由欺骗自己。一夜之间，他发现阿尔芭成熟了。少女的不定型的体态消失了，阿尔芭出落得更加丰满，成了一位性情温柔、心满意足的妇人。海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荒唐念头，巴不得外甥女的春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从心底里说，他不能同意阿尔芭除了他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男性。但是，他不能再不理会米格尔了。这几天，阿尔芭告诉他米格尔的姐姐生病了。
“我要你和米格尔谈一谈，舅舅。他会把他姐姐的事告诉给你。为了我，你愿意吗？ ”阿尔芭请求说。
在区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海梅见到了米格尔。尽管他满腹狐疑，还是对米格尔产生了好感，对立情绪被忘在了脑后。眼前的这个紧张地搅拌咖啡的小伙子不是他想象中的傲慢无礼、杀气腾腾的极端分子，而是一个激动得发抖的年轻人。他一边述说姐姐的症状，一边强忍住眼眶中的泪水。
“带我去看看她。”海梅说。
米格尔和阿尔芭把海梅带到吉卜赛人居住区。就在城市中心，离开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现代化大楼几米远的地方，在一面山坡上出现了几条直立的大街，那里住着画工、陶工、雕塑匠。他们在那儿安了窝儿，把老房子分成几间小小的工作室。手艺匠的作坊屋顶上镶着玻璃，朝天空打开。在昏暗的小房间里，艺术家生活在伟大而又贫困的天堂之中。陋巷里，孩子们尽情玩耍。身穿长袍的美貌妇人背上背着婴儿，或者把婴儿绑在腰间。胡子拉碴的男人坐在街角或门槛上，昏昏欲睡，态度冷漠地挨日子。他们在一间法兰西式的房屋前停住脚步。房子的雕带上装饰着几个粗劣的天使像，活像一块奶油蛋糕。他们顺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这道楼梯好似为失火时预留的紧急出口。房屋分得乱七八糟，楼梯成了唯一进口。他们继续往上走，楼梯拐了个弯。一股剌鼻的大蒜、印度大麻和松节油味儿包围住他们。米格尔在最高一层的一扇涂着枯黄颜色的窄门前站住了，掏出钥匙，打开门。海梅和阿尔芭以为进入了一个大鸟笼。房间是圆形的，顶部是一个奇怪的拜占庭式的尖顶，四周都是玻璃窗。从这里望出去，城市的屋顶可以一览无遗，云彩似乎就在近处。鸽子在窗口上筑窝。鸽粪和羽毛给玻璃窗涂上几道斑纹。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晨衣的女人，胸部有一条用丝线绣成的可怜巴巴的龙。海梅看了几秒钟，才认出她来。
“阿曼黛……阿曼黛……”他期期艾艾地说。
二十多年前，他们二人对尼古拉斯的爱战胜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那以后，海梅一直没再见到过阿曼黛。当时，海梅是个健壮的青年，肤色黝黑，头上涂着发蜡，头发老是那么潮乎乎的，边走路边高声朗读他的医学论文。如今，由于长期俯身在病榻上为患者瞧病，他的后背已然微驼，头发花白，宽宽的脸上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不过，基本上还是那个人。阿曼黛就不同了，只有深深地爱过她的人才能认出她来。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大，其瘦无比，几乎形销骨立，皮肤干黄，显得十分憔悴，两手污秽不堪，指头被尼古丁熏得焦黄。两眼肿胀，双目无光，眼神涣散，眼底布满红丝。整个一副孤苦无助、惊恐万分的模样。她不看海梅，也不看阿尔芭，只把两眼盯着米格尔。她挣扎着想站起来，晃了晃，摇摇欲倒。米格尔连忙走上前去，扶住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你们认识？ ”米格尔诧异地问道。
“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海梅说。
他想，过去的事，再谈也没什么用处。况且米格尔和阿尔芭太年轻，还理解不了当时他那种无法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