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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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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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 孙兰峰无法西撤


    傅作义得知郭景云自杀、35军覆灭的消息后,顿觉天旋地转,不能自持,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待他清醒过来时,眼泪鼻涕已沾了满脸。
    1948年12月22日下午17时,也就是35军魂断新保安的时候,傅作义把自己仅有一点点温暖的手伸向了张家口。他分别急电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郭景云与共军激战终日,电讯中断,想必凶多吉少,令你等立即会商突围计划。务必于12月23日前,撤回绥远。”
    新保安失守后,张家口早已慌成一团,孙兰峰等人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议西撤计划。几人多番争论,最后决定于12月23日拂晓突围。
    相比较而言,张家口的境况的确比新保安要好。这里不仅有守军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约5。6万人,而且城防工事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从解放军手中夺取张家口时,即以此为基地,着手修筑工事。1948年6月,为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2万多老百姓在张家口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将张家口围得严严实实。
    在张家口被围之初,国民党军第11兵团即采取“依城野战”的方针,将张家口的部队分为野战部队和城防部队两部分。野战部队由第l05军的第210师、第259师和第104军第258师及整编骑兵第5、第12旅等组成,l05军军长袁庆荣亲任指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城防部队则由第105军第251师、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所属3个保安团及独立野炮营、铁甲车大队和侦察大队等组成。
    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吹嘘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和人员的部署,不亚于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无法接近。”
    可是战争一旦打起来,局势的发展就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了。在新保安丢失后,傅作义急慌慌地电令孙兰峰:“事发突然,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趁杨成武主力在东,尽速西走,与董其武配合,保住队伍就有希望。”
    孙兰峰决定:为了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应分路突围,步兵从大镜门撤出,骑兵从七里茶坊分数路向商都突进,最后全部撤向绥远。整个突围行动由第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
    然而,傅作义与孙兰峰都没有想到,当他准备撤出时,杨成武的主力已不在东面,反而已移到西面去了。毛泽东在决定打新保安时就已经替傅作义想到张家口孙兰峰的出路了。在打新保安前两天,便将东北野战军的第四纵队由怀来、康庄地区调到张家口以东,接替杨成武;杨成武则将华北第3兵团主力调到了北面和西北面。
    陷阱已经挖好,孙兰峰却毫无知觉。
    12月22日22时,根据突围部署,国民党105军第259师率先乘着暗夜偷偷溜出大镜门,向东北方向运动,立即遭到了解放军华北一纵的猛烈打击。枪声响了一夜,23日凌晨4时,张家口城内的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也开始向西突围,却发现前方路上处处都有解放军重兵把守,于是改道也涌向大镜门方向。
    这个时候,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部队也奔到大镜门来了,5万多守军在同一条路上,你推我搡,乱成了一堆。从大镜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人喊马嘶,乱成一片。
    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判明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后,当即下达了围歼张家口突围敌军的命令。
    各部得令后纷纷启程,于23日晚22时左右全部到达了张家口以北的山区地带。
    张家口的北面有两座大山,即东、西太平山,两山中间夹着一条宽约500米的河滩,出大镜门向北延伸到西甸子、朝天洼,约有10公里长。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正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有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往张北。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
    孙兰峰的5万多守军以为华北一纵的部队无力将其阻截,遂一路炮火进攻,一路人慌马乱地四处奔逃。杨成武见敌人已是军心大乱,个个都在争着逃命,立即下令全线追击。
    先后赶到的解放军各部纷纷冲出山区,猛打猛追。起初时,各部队还是按着原来的部署展开行动的,等追过大镜门后,天色已黑,相互之间难以全面照应。只好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赶,看到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追。各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不放过每一个追得上的敌人。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是从怀来经四个昼夜的急行军刚刚赶到张家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投入追击。他们由白天追到夜晚,又追到午夜过后,从南面在陶赖庙小山口将孙兰峰的部队拦腰截断。先头排率先冲了上去,他们为了辨别敌我,把棉衣反过来穿上,从混乱的人群中挤进去,冲上了陶赖庙西南的小山丘,架起机枪,向正在逃命的敌人一通猛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敌人慌忙退到对面的大山上。
    待敌人明白眼前的处境后,便决心夺回山口,杀出一条活路。105军军长袁庆荣亲自指挥,每次以2个营以上的兵力发起冲锋。从午夜打到黎明,四纵的这个排连续战斗了7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1次冲锋。阵地上的雪,早给敌人的炮火轰击得融化了,血水与雪水混杂一起,涓涓流动。
    到24日拂晓,数万逃敌,被解放军压缩到大镜门外至朝天洼、西甸子之间那道10公里长、不到1公里宽的狭窄山沟里。步兵、汽车、骑兵、火炮、各种物资把通道填得满满的,煮成了一锅粥,乱成了一团麻。随着天色明亮起来,敌人意识到末日就要来临,便争相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汽车冲翻了大车,大车翻进了人群,在两侧高地泼下来的弹雨中,混乱不堪。
    孙兰峰见5万多人的部队竟成了这等模样,只好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各自逃命,逃出多少算多少。”
    话未说完,自己便率先逃命去了,其他各级指挥官也都趁天还没大亮纷纷溜之大吉。105军军长袁庆荣率领直属部队逃到张家口东面一个小山头,往下一看,是个悬崖,待回过身来,解放军的枪口正对着他,只得乖乖做了俘虏。孙兰峰的运气倒是好一些,他带着几个随身卫士,仗着地形熟悉,绕道西去,逃得了一条活命。
    这一战一直打到下午15时,解放军除了解放张家口外,还悉数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210师、251师、259师、310师、104军的258师、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保安第4、第5团,总共5。4万余人。105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及大部分师旅长被俘,410门火炮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而解放军仅伤亡900多人。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部队主力丧失殆尽,平绥线全部被解放军控制。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庆祝张家口获得解放。社论指出,1946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曾郑重宣布:“我们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快,就越回来得快,我们一定要回来跟张家口的人民团聚,现在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了。”张家口的收复,傅作义嫡系部队的被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傅军队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地区的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待着全部被消灭”!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1948年即将过去。对傅作义来说,这一年是令人心痛的一年。在岁末的短短几十天内,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无数座城池,逐一丢失,如今仅剩下的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兵力仍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下一步怎么办?
    林彪的大军正在日复一日地围聚在仅余的三座城池附近,看来,平津要地,距其失守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但他不甘心,他还要利用手中这仅有的一点兵力与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
    “寒风虽冷,可是我不惧怕严寒!”想到此,傅作义整了整衣衫,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徘徊起来。
   
第55节 暂放塘沽打天津


    对于华北孤立的五座城池,毛泽东的策略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新保安和张家口已经攻下,接下来必然是塘沽和天津。而塘沽尤为重要。
    塘沽,地处天津以东海河的入海口,是华北重要的海运口岸,也是华北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唯一出海口。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划为一个防守区,由蒋介石嫡系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任防守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守在塘沽,陈长捷则守在天津。由于塘沽对华北国民党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1948年10月以来,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为首的“先遣指挥部”即进驻这里,督导修筑平津间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
    侯镜如的第17兵团原本包括林伟俦的第62军和黄翔的第92军,12月初由于平张线上战事紧张,92军调守北平,62军活动在天津以北及塘沽西北地区,此后,唐山的87军又撤入塘沽,使得塘沽守军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外来的87军,一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天之骄子”,他们对侯镜如的命令根本就不服从,烦恼得侯镜如一筹莫展。
    而且,面对国内局势,侯镜如内心也是焦虑不安的。他本是河南永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在起义军贺龙部任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出狱后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只好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1948年8月起,侯镜如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曾给他带去中共中央的信件,欢迎他能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伺机起义。这封信在侯镜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条件尚不成熟,他未敢在部队中有任何流露。
    但是,毛泽东不能坐等侯镜如的时机成熟,西部胜利就意味着东部必须马上动手了。由于12月20日前,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各纵队,已完成了对天津和塘沽的隔离包围,毛泽东电令林彪:要调查从大沽口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果能用大炮封锁塘沽口岸,即使我军不夺取塘沽,塘沽之敌也无法跑掉,因此,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岸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若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林彪派邓华的七纵负责主攻塘沽。但邓华经过多日的观察却不禁摇头,原来这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正面展开兵力。
    调查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也深有同感,便立即转交中央军委。12月26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最后决定:攻击塘沽似可推迟到1月上旬为宜。特别是目前平津敌人突围象征甚多,攻击大沽和塘沽又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时间,同时还应考虑将迫近这两地的我军向后撤退,以免逼迫敌人加速逃跑。
    12月28日,罗荣桓亲自抵达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平津形势,一个战前会议就这样悄悄地召开了。2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就是要大力准备先攻天津,对塘沽之敌可采取隔离监视的方针。
    战火在风中一抖,转而又向天津烧来!
    天津,不仅是华北重镇,更是北平的门户。这里西距北平120公里,东距塘沽4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进军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军事基地。1947年4月,为加强天津的防御,国民党保定绥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道主持构建了“天津城防工事线”,这条工事线南北长24。5公里、东西宽5公里,形成一个斜长的峰腰形碉堡线,共有大小碉堡1;000多个,沿此环城线又构筑了一道土墙,土墙外挖一条护城河,土墙高4米,宽2米,护城河水深3米。该工程共历时8个月方才建成,花费资财800亿元法币。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于1948年6月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一到天津,就对杜建时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陈司令大可安坐指挥。”杜建时说。
    “共军装备,今非昔比。几年交战,已掠我大炮无数……现在,共军要攻城,主攻方向必是西面。3年前,日军败走后,共军曾从该方向突入天津市区。”陈长捷觉得自己很有主见,所以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在城防西北角一带加强工事,增构碉堡,以求巩固。”
    这样,陈长捷又花费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948年12月中旬,由于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陈长捷更是大兴土木,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并在城防线前沿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构成一道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公里长的地雷区,在主要道路和主要阵地前沿阵地埋设的更多,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但陈长捷对此还是不甚满意。虽然天津已有94军第43师、1个警备旅、1个宪兵团、2个保安团、5个警察大队担任守备,他仍于12月13日请来了第62军共守天津,15日,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又率领3个师从芦台进入天津。这时,整个天津已有国民党守军第86军的3个师、第62军的2个师、第94军的1个师和战中新建的第317、第184、第333、第326、第318师、宪兵第20团及后勤部队共计13万余人。
    “我看可以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以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陈长捷在兵力部署会议上从容说道。
    “至于各区的防守工作,西北区由62军担任,林军长指挥;东北区由86军担任,刘军长指挥;南区由94军43师担任,我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每晚7时,在司令部开碰头会,各军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也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司令部各处长每晚参加会议,这样就会让所有的必要命令,可以迅速直接地传达到位。就这样布置,总之一句话,必须守住天津。”陈长捷一甩手,宣布散会。
    各军首脑在散会后纷纷进行战前动员,人人显得决心冲天。林伟俦召集62军连以上国民党军官说:“我们防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也不准随便向前冲,也不准向后退。我们一定要守住各自的阵地,要誓与阵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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