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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为证：
狂飙袭来风满楼，乱石穿空天地愁；
惊涛拍岸暗流涌，辗转难眠觅计谋。（未完待续。）
一七九、许爱群主任的升官梦（）
上回讲到王显耀以豁达的态度看待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抵押登记可能不实的问题。其实，他心中是有盘算的：
一是政策底线。市民银行的原则是：金融服务社时期的旧贷款，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只要没有发现中饱私囊的违纪违法行为，一般都作为历史问题处理。
二是三八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全民架构，其主要股东还是很有名的，关系很硬、人脉很广，也就应了冯老刀说的：“贷款给全民企业2000万收不回来，与贷给个体户五万元收不回来，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钱丢得放心。
三是因为与三八股份有限公司与湖贝支行签订过一份中长期贷款合同，陈善为确实老实巴交的拉来近4000万元一年期存款，而贷款则没有下文。这与安延公司、建华公司系列、皇龙大酒店系列贷款相比，它还算是吃亏吃得比较大的。
四是系统内各支行不断发现旧贷款的新问题，已经见怪不怪。而抵押不足值是普遍现象，就说湖贝支行，像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一亿多元贷款，只有几十套农民房抵押，拿来拍卖的话，连清收利息的零头都不够，在乎多了没有抵押的1000万元全民企业贷款吗？
但是，夏天可不是这样想。一上班，他在思考着是否向王行长提出调查三八股份有限公司在龙华的投资，后来，他写了一个请营业部协查三八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去向的便函，然后到了行长室，跟王显耀说明原委：“准备调查该公司实际投资去向时用。”
王显耀像往常一样，很支持，在便函上批示同意，要求营业部配合。
王显耀写完后，对夏天说：“安延公司的事，你要抓紧操作。这个朱赤儿，也是一个人物，我们如果一拖，他瘪下去，或者放挺了，我们就没戏了。”
夏天说：“可以，几件事我这边交错着办。问题是信贷处同意了吗？”
王显耀说：“说是同意，但可能有变数的，我们不管。现在是：我们要进入实质操作。一旦进入操作阶段，朱赤儿与我们有一个约定：他在我们行的1400万元存款，原来不是抵押着1000万贷款的吗？就可以动，还一部分贷款，拿出一部分帮我们搞存款。我看贷款先还600万元，剩下的400万贷款由新贷款下来后还掉，这样剩下800万抵押存款由老朱的公司转出，变成了我们组织存款的资金，不就活了吗？”
夏天高兴地笑着说：“王行长原来不是搞银行的，脑子那么好使！这个路子不是谁都能想得出来。”
王显耀平静地说：“你也是动脑筋的人。”
夏天摇了摇头说：“我比行长差得远。”
王显耀摸着头说：“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啊，对了，郝律师说，黄忠惠在法院提出，要弄个3000万存款，贴现2500万元还贷款的事。你看，什么时候请示信贷处，看行不行。”
夏天说：“我会请示。不过黄忠惠就是方案多，从来没有兑现过。他在上法院前跟我打过电话，问行不行，我说：‘你在法院调解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谈。’现在，我先去营业部把这办了。”
夏天说完，离开行长室。
话说许爱群自从被正式行文任命为支行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后，心里又满意又不满意。
满意的是，她这一职务已经得到市民银行总行的肯定，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深圳的正科级干部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到了深圳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不满意的是：这官虽然和她在内地的职务相等，或者说比内地稍大。但深圳是大城市，你要是上一回洗手间，迎面碰上的就有好几个科长在里面，若不是科长的都有可能是董事长。
许爱群想：“像我这样七老八十三的老太婆，当个科长好像小了一点，而且，我这人说假不假，说不假则假假的——还是一个高级政工师呢！高级政工师是什么职级？年轻人不懂，我还不懂吗？我告诉你吧：古代讲的七品芝麻官，也就是县令，现在叫县长，他的级别是正处级，对应我这个系列的职称，是政工师。地区的专员、市长叫厅级。我这个职称，就在县、处长以上，地、厅级之间。如果到了大学，就是副教授。怎么到了深圳这样的一个副省级城市，就弄个副省级里的科长给我当呢？你说我不懂银行业务，不给主持工作的行长让我当当情有可原，但弄个副行长，抓抓行政后勤，管管工会、青年、妇女总可以吧？真是埋没人才！”
“过去，没有任职，我不方便提出来，是因为怕银行不要我。现在任了职务了，再不提出来，就是我傻！对，应该向王显耀提出来。”许爱群对自己说。
其实，许爱群调入深圳前，在湖BE某市的一个边远小镇当妇女主任。这个小镇和中国农村的大多数乡镇一样，家家户户要把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农民约定俗成，定下了集市日期（如逢农历尾数的1、4、7，或2、5、8，或3、6、9，作为集市日期）。农民每逢集市日期，不分男女老幼，都往镇里赶。在镇上工作的人，在这一天一般也不走，就留在镇上接待前来赶集的各村的重点户、村干部等人，给前来拜访的人倒茶送水、嘘寒问暖。这是乡镇干部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你把他们伺候好了，实际上就给你自己开了一条生路：说不定哪天你就要下到乡下去，到了村里便有求于他们了。
许爱群深谙在赶集日接待村民，尤其是妇女、村干部的妙处。而且，她有一个小小优点，就是她在随机待人接物方面，在见人一面时还真像那么一回事，用一句时下体育运动比赛的行话来说，叫做“进入状态早”。见到来访的人，三言两语就把对方哄得像自己的亲姑姑、亲姐姐般受用。
中国的农民就是诚实，能记着别人的好，喝了别人一碗水，恨不得还人一瓶奶，是个有恩必报的群体。连毛主席生前都赞不绝口，他老人家有点偏激地说，农民就是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那北方深山老林夹皮沟长大的李勇奇，身兼工人和农民双重身份。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让听过他说话的人久久激动不已，以至不能入睡。
话说回来，当年许爱群热情接待前来赶集的山村群众，算把工作做到了点子上。久而久之，这许爱群还真受到不少人的好评，着实当了几年先进。后来，市妇女联合会把她作为会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加以弘扬。
做群众工作，不就是政治工作；“能手”不就是老师、师傅吗？因此，也不用什么考评，她的第一个职称就是“政工师”。几年以后，论资排辈，连500字论文都写不出的她，自然就成了“高级政工师”。当然，那时没有成立职称评审机构，以至后来调入深圳时，深圳的人事部门也没办法确认其资格的有效性。
有一句话说道：月有圆缺。有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在这四个字的后面加上诸如：“人有祸福”、“手有长短”、“水有清浊”、“天有阴晴”、“路有曲直”，等等不同的词汇。其实，真还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
话说当年许爱群凭着她那给赶集农民倒茶送水的手段，当上了半真半假的“高级政工师”和先进工作者，但在官场上却没有什么长进。这不能全怪别人，她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跟她的小小优点真是一对难得的双胞胎：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但与她相处久了的人，无不摇头。这在民主化逐渐风行的官场，当然很难找到位置了。因此，她仍然在小镇上当她的妇女干部，你要问是什么级别，若是说大一点是股级，若是说得正经一点，叫做工作人员。这种待遇，她当然不满意了！这不，穷则思变，不就在深圳见着她了吗！
一天，她真的到了王显耀办公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我给你谈点我个人的意见。我俩都是共c党员，又是支委，有事揣在怀里很难受。”
王显耀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揣在怀里很难受，看着她，平静地问道：“什么事让你受委曲？”
许爱群说：“就是我个人的职级问题。”
王显耀说：“你说说你的看法、想法。”
许爱群说：“我是高级政工师，按照职级应该套处长的起薪点。说真的，要我当行长我不敢当，因为人家欺负我不懂业务。但弄个副行长还是有资格的吗！退一步说，没有行政职务，聘请我当个高级政工师也不见得不行吗！”
王显耀听出她是要官当、要待遇来了。心里想道：她提出的哪一条，如果真的给她落实的话，工资都比自己的高，看来得给她堵住。便说：“你当行长、副行长的事应该由总行任命。”
许爱群打断王显耀的话说：“你的意见也很重要哇！”
王显耀说：“现在的关键是以岗设人，不是以人定岗。我们的班子现在只是两个职数，弄多一个总行同意吗？职称的问题也是，总行在支行一级只聘中师，就是经济师、会计师、政工师、工程师什么的，你偏偏要弄个副高出来，不是我不同意，违反规定呢。”
许爱群看看没门，怏怏地说：“反正我的意见提出来了，同不同意，也就供你参考。”说完便走了。
王显耀看着许爱群离开的背影，心里不快。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心里说道：“还想当行长？”
他慢慢走到会客室，思忖道：“许爱群与夏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许爱群明目张胆要官当、要待遇；而夏天，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业务水平甚至超过了陈作业，他只要稍加活动就可以当个副行长或者行长助理，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夏天好像不太愿意当班子成员。”
王显耀在办公室踱着方步，暗下决心：“不要依赖许爱群，在行政事务上拆分到办公室的黄蔓延等人，在主要业务上交叉用夏天、陈作业两驾马车。不能受制于人。”（未完待续。）
一八〇、王显耀行长的驾驭术（）
在行长室，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总行有关调整逾期贷款利率的意见。
原来，市民银行成立后，为了彰显业绩，在贷款利率的执行上一直就高不就低。人民银行在利率政策上有个规定：逾期不还的贷款加息20％；超储积压产品、商品的贷款加息30％；挤占挪用的贷款加收50％。当时，正常贷款利率的月息为12‰，金融服务社的老贷款一般都是逾期贷款，同时，由于金融服务社灵活的机制，有很多变通手段办一些不太符合产业政策的贷款，到了市民银行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讲当时做贷款时的客观情况，“就高”就可以变成挤占挪用贷款了。加上上面讲的原因：为了彰显业绩的需要，一律往高套，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下，帐面利润是出来了，但是应收未收利息这一块，也像一个怀了四个月婴儿的孕妇的肚子，日见日的看得到的隆起。这一隆起对谁都不要紧，只对原来想用它来彰显成绩的领导层来讲是一个问题，日子一久，应收利息每月以数千万规模增加，便很难向股东和社会交代。于是，不得不组织各支行开会，要把原来高算的利率减下来。
在湖贝支行，早在总行会计部门要求高算利率的时候，夏天就在支行中层以上会议上提出过，动辄对旧贷款加息50％计算的做法不妥。理由是：第一，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始终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深圳能以月息18‰维持正常经营的企业不多。若企业没有利润，拿什么来交息？第二，银行作为社会企业始终不能忘记做贷款时与企业的约定，逾期就逾期了，本来就是因为贷款成本高是其还不起的原因之一，银行自己再节外生枝，便很难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三，应收利息的增大，最终无法收回，日后银行还是要走核销的路，这将自取其烦。
当时，夏天发表完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正面响应，相反还在行长心中增加了对他与贷款户之间有什么猫腻的怀疑。后来，湖贝支行因为资金紧张，一方面让老贷款户花钱组织了700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一方面又继续高计他们的罚息。夏天觉得不合情理，再搞下去，势必失去企业支持，便写了个请示，与总行协调后，将十余家的旧贷款利率降低至12‰与15‰不等。
话说当日，在有总行何人友、冯老刀两个副行长参加的计划与信贷会议上，来了会计处、计划处、信贷处的处长，显见总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会议开始，各支行都对执行贷款利率政策提出了看法，其中讲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各支行的会计部门都说会计处要求高计利率。坐在一旁的会计处长鲁爱萍，听得一阵脸红、一阵脸白。
好不容易等待大家说完了，她急忙说：“会计处从来就没有要求往高套利率，逾期贷款怎么能加一个六厘呢？你们回去以后，对营业部主任说，逾期就是逾期，剩下的要怎么罚，没有计划信贷部门的通知是不可以加的。营业部坐在大厅里，怎么知道哪笔贷款是超储，哪笔贷款是挪用？真是乱弹琴！”
这鲁爱萍话中讲的理是这个理，但是各支行都说支行营业部高套利率，难道各支行的营业部主任一个个都是傻子不成？夏天在心里说：“别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跟风做事最怕的就是这样：点头哈腰地执行领导的口头指示，完事了，出问题了，责任都经领导双手轻轻一推，自己肩上踏踏实实的扛着。”
与会人员在何人友、冯老刀的反复暗示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要处理的，是市民银行帐面利润与应收利息两者之间交错产生的矛盾问题。它就像一个深度罗锅（驼背）的人躺在床上，身上的罗锅成了一个支点，人们往他的头上按下去，脚那边就起来了；如果把脚往下按，头这边又起来了。当然，罗锅也不图有什么好看、漂亮，就是把头和脚两者弄得平衡一点。
会议做出决定：当年以18‰月息计算的逾期贷款，现在还挂在应收利息帐上的，要么是真的定性为挪用贷款，要么就要一竿子插到底，全部退到加收利息20％的标准上来，月底前办妥冲减帐项手续。
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完总行的会议精神，三人根据支行的情况研究了一番。最后定的调子是：已经办了借新还旧的不退了；已经由信贷部门通知过是挪用贷款的予以维持；比较难分的一律退下来。
方案定下后，夏天问道：“那就搞一个书面通知落实下去了？”
王显耀和陈作业表示同意。
夏天想，支行定的调子，已经十分清晰，没有任何歧义。便叫来汪洋按照行长的意见，用排除法，将已经借新还旧的、原来发过挤占挪用通知的企业剔除，剩下的列出一个清单，夏天以支行计划信贷科的名义写了一个业务公函，内云：
关于纠正逾期贷款利率套算的函
营业部：
总行于本月26日召开纠正逾期贷款利率套算会议，要求本月底必须自查自纠。支行经研究决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