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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个以土立国的大陆农业国来说，在凭借土地资源而形成的原有利益集团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掌握大量资本的商业利益集团，情况会更加复杂。所有通过海军控制的飞地，日后肯定如三佛齐一样，以经济控制大于军事控制的模式，成为大虞的属国，即便是安南、骠国这样已并入国土，采用城县制的地区，如果不是因为布政使的外戚身份，恐怕朝廷还是抱着‘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对待这些新子民。
中华传统就是官绅掌握土地，因隐田、免税等措施，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土地的产出要求稳定和封闭，人员或商品的流动很容易影响粮产的数量和价值。虽然大虞对此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遏制土地兼并的速度和趋势，但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各种原始积累，会破坏这种依土地而建立的单纯关系，甚至让土地本身和土地上的人一样，变成可买卖可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同立足原则会导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倘若资本集团对外扩张停顿或失败，又会反过来加剧国内的土地兼并，这缘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因对土地有强烈需求，而形成的安全感，就跟股市崩盘，资金涌入楼市，或‘有钱存银行，不如去买房’一样。届时定会暴露出更多潜在问题和矛盾，必然让许多保守人士惊呼‘动摇国本’，重提‘重商灭礼’的论调。
背书时都知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但身为当事人，顾辞不晓得什么程度才是‘变’的节点，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是前进还是倒退，即使目前没遇上，她的儿子或孙子也会遇到。所以她想的是通过东瀛战国时代的分封体制来说明，地是有限的，只能在技术和商业上下功夫，提高产量和资金量，可不能有禁商锁国的愚蠢想法。
社会变迁从来都是金字塔换塔尖，最底层的人只能在这个塔尖更替过程中顺势而为，才能实现阶级上的飞跃，除此之外，教育不会改变这一点，法治也不会，技术更不会。那身为塔尖里的人，顾辞不希望成为被替换掉的那个，幸亏她的夫君是个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选的时机、措施和执行人都很给力。报纸成了最初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去给自给自足的官绅百姓们普及何为‘国’、何为‘民’，何为‘商’，当小农经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有了统一的认知，再去选择、、评判、消化、吸收，远比被打破重构，更安全稳妥。当然，对于热爱土地的国人来说，直接告诉他们，海外有许多无主之地，用不着为眼下这点争得死去活来，或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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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东瀛，他们为什么热衷于下克上，因为幕府的分封是为了封锁阶级，确定‘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农民—匠人—商人’的划分，辅以神道教和佛教的约束，一个认为天皇是神的后代，确定人神之分，一个用‘轮回说’劝各阶级各守其道。但平家打破了这个传统，商人可以成为家臣，农民拿起刀可以成为武士，武士可以振臂一呼，推翻大名上位，做将军又有何难？
任何文化和政体都是在经济基础上构建而成，多山少地的狭小岛国，只有三块较大的平原——近畿、关东和浓尾。不论是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皇，讲究血统尊贵的贵族，还是闲时耕田战时保地的草根武士阶层，他们的经济来源只有土地。位于狭长国土中间位置的政权很难有足够的控制力全面掌握国土，近畿地区也养不活一支专属于天皇的军队，去讨伐东西两边不安分的地主，所以，发展神道教维护皇权的威信，采用分封制去控制近畿之外的田地，是唯一选择。
分封带来了庄园制经济，在没有足够技术发展铜、银、金等货币时，米布就是这个岛国的货币。当定朝钱币流入东瀛成为通货时，给完全依赖土地产出为生的御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本来十斗粮食足以换取一匹表现武士身份的马，现在铜币先过一道手，十斗米换来的钱在某些时候只能买个马屁股。再加上诸子均分的‘分割相续’，造成类似‘推恩令’的结果，每个人能得到的土地越来越少。没地就没钱，没钱只能借，借了高利贷还不起，只能卖地，地都没了，自然更没钱——这是土地兼并永远不变的恶性循环。
有武力值的人自身hp不足，当然要从别处抢血瓶和绷带。上杉家的横空出世，不是因为他们比源平两家拥有更多资源，而是顺应时代，在制度上小小变革了一下——嫡长子继承家业，其他儿子出去抢新地盘。有了新的土地分配方式，意味着攻占下来的土地会重新分封，相比较于单纯依靠近畿和关东平原旧势力晋身的源平两家，上杉家显然更得人心，所以才能暗中收买，或说劝降平氏阵营各势力，在平氏即将享受胜利果实、精神松懈之际，成功地一击必杀，取而代之。
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能实现聚拢家族资源不再细分，但基于分散的土地而形成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获得幕府分封的守护和守护代，自然也凝聚自己家族之力，成为大名。每个大名想必都很支持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儿子和兄弟们去开疆扩土，开始新一轮的对外战争和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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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虞来说，东瀛这种距离较远、来往时间长的小地方，比之三佛齐的航道要冲地位低许多，仅比琉球这等体量的小串岛重要一点，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把它作为一个获取金银的商业属国足矣，使臣可以让商人们兼任，只要控制了对马岛，连上岸驻军都不必。
他们内战打得越久越激烈，越要依靠大虞的海贸，给大虞输入金银，所以枢密院在皇帝和太子的建言下，很快制定了‘扶三港，占隐崎，控出云’的战略——重点扶持信田，能拿下甲斐金矿最好，维持岛津实和长宗部的现状，打击隐岐走私的海盗，将其收编，重点保护出云的银矿，在出云选择一位大名合作。当然如果虎义头脑足够好，能搞定加贺一向宗，在能登开港，也是个不错的合作对象。
至于僧兵的存在让寺院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大名，这点让枢密院比较踌躇。越是乱世则越需要‘正统’思想来禁锢等级关系，这是新上位者防止下克上的工具。但东瀛的佛宗往往依赖于庄田的产出和信众的供奉，对贸易并无需求，甚至反对开国互贸，因为信众一旦离开本地，就会给别家寺院献财了！这样的阻力，大虞选择合作伙伴时多了一个条件——敢于灭佛再立。
还有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获就是东瀛佣兵。许多武士因战乱失去家主，不愿‘折节投敌’而变成浪人。在大虞没来之前，他们大多成为海盗，在对马岛、伊岐岛、隐岐岛游荡走私。大虞来了之后，他们非常愿意受雇为‘上国之兵’，武艺不错又听话，善水战，不畏死，刚好可以收编补充到安东军中，接受系统训练和语言学习，日后随着安东军出洋征战，成为雇佣军主力，与汉人无异。待他们回归本土，也将成为治理东瀛的最好人选。
这样四面开花的结果，除了会让东瀛不易平定，也能让大虞仔细选择一个盟友进行合作，等此人真的成了‘天下人’，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权之后，只要在其试图自立，或别的国家前来染指时，从高丽和琉球两地加以施压，完全能让这根墙头草安分地为大虞守好海上第一道门户。
唔，这就是我们的东海第一岛链！
157 帝国之形（）
东瀛正在经历的过程，正是中华在秦帝国集权之前的历史，华夏一族从黄土高原扩张到现在的规模，显然不可能是充话费白送的。广袤的国土让中原政权可以不断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寻求更多土地，以解决每个朝代末期因土地兼并过度所导致的矛盾。比如秦下巴蜀、荆楚，汉克岭南、西域，唐开吐蕃、栗特，定朝入大理、东北、安南、高丽，济朝虽然惫懒武事，修建的水利工程足以将让汉人在这些新的疆域里扎下根来，繁衍生息。如果是顾辞知道的宋朝，虽然弱得和晚清一样割土求和，好歹富庶繁荣，还有个粮食革命，引入占城稻，‘湖广熟、天下足’，自然没了占地的动力；元朝不用说了，险些欧亚一家亲，明朝重文治似乎作为不大，但沐王爷搞定了云南、贵州；不为文人所喜的清朝却把整个蒙古、东北、西域、青藏、台湾都划拉回来，即使在‘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思想下割下许多肉，至少还留下一只完整的‘鸡’。
神宗九年，建国八十一年的大虞正处于上升期，帝国最尊贵的一家人有幸亲自创造和经历这段的历史，借助这次了解国门之外的机会，她支使双胞胎去整理国内外各朝代在开国‘九九循环’时都发生了什么大事。
阿双抢着整理国内史，毕竟有高岱教授做后援，翻翻资料而已，一点都不难，阿桑很激动地开始折腾西方历史，顾辞特意不限制他们的交稿时间，写好一段交一段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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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按武王分封始，八十一年正值周穆王十二年，西征阳纡，小胜而归，但加剧了与犬戎的冲突，‘自始荒服者不至’，之后两伐而定犬戎。第二年东征，八师伐淮夷，后来又去西边一趟，勾搭了西王母。这个喜欢东奔西跑、打仗泡妞的皇帝，结果是朝政松弛，周天下由盛转衰。
到了东周时代，彼时乃周庄王八年，齐、鲁、宋、陈、蔡五国联军攻卫，送卫惠公复辟，南边的楚文王徙郢都，深入江汉腹地，奠定楚国的根基，倒是没什么全国性的大乱子。
秦朝国祚太短，西汉的八十一年正是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辉煌的河西战役之始，从此武功昌盛，国土大增。东汉延平元年却陷于戚宦之争，一年内换了两任皇帝，外面鲜卑侵渔阳，西域联兵反汉，谈不上扩张，尽在内耗。
三国之后的晋朝八十一年已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永和三年，能算大事的也就桓温伐蜀一桩，虽然四分五裂，竟然还跨越千里西域，与拂菻建交，也算一个壮举。
南朝是齐中兴元年，萧家先祖萧衍正在大放异彩，即将搞定皇位，建立梁朝，这一段自然得到阿双的大书特写。北朝的鲜卑政权从北魏元年开始算，即宋明帝泰始三年，在献文帝拓跋弘和大将慕容白对南方的侵略，以及宋明帝北伐反攻中度过。
短命的隋朝之后，大唐的八十一年是女皇当政的则天顺圣皇后中圣历二年，有吐谷浑余部内附，又与西突厥十姓部落相通，山那边飞旧渤海国静悄悄地立国了。
定朝天祐元年接于唐昭宗的天复四年，第八十一年是穆宗之子、烈宗他爹顺宗继位第一年，做了二十八年太子的顺宗终于熬过了强势的老爹，改元观宁。虽然这个年号只维持了一年，顺宗就驾崩了，但这短短一年半里，他做的几件大事足以载入史册——开放港口迎入大食人，随之而来的玉米、红薯等发源自‘尼罗河源头’的粮食从此名列华夏食谱，年底又再接再厉引进卢城稻和占城稻，才有了江南鱼米之乡的繁荣，也让烈宗常年应付羯夷、匈奴两线作战，出击天山之外，仍能迅速恢复元气。
济朝继承了殷实的家底，据称元宗改元时，人数已过亿，待迈入九九轮回之年，济简宗统正十四年，本该更上一层楼的国势却已摇摇欲坠。羯夷首次突破北方防线，攻入上谷郡，如今的上京，军民哗恐，争相南逃过涴江，几无主官留任，刚中进士刚及冠的太宗走马上任上谷郡守。当时河西走廊尽失，朝廷数次大举征调西南夷土著和川夔边民新修三关，疏通漕运，修陵寝，激起民愤。文人领军，对付彪悍山民，完全束手无策，再加上朝政惫怠，旱情、瘟疫，加上巴蜀大地震，简直天都容不下简宗，腊月没到，他就光荣谢幕了。接下来开始了延绵不绝十来年、此起彼伏的边民起义，和每年准时来打劫的匈奴、羯夷，以及连年天灾，雪、涝、旱、蝗轮番上，济朝再没缓过气来。
现在到了大虞的八十一年，收复西域、东北、康藏、吐蕃、高丽，新纳安南、骠国、琉球、三佛齐、真腊、龙门，又有海军之威和骑兵之盛，帝国之相初具雏形。
年方八岁的二皇子袁胄不认为自家老爹会就此止步，眼下国朝无内耗隐忧，连着几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民生富足，军势占优，没理由不向刘野猪和定烈宗学习。若讲究休养生息，大可让大哥抚民，他跟着镇北军或靖西军去打江山，以战养战，哪怕把自己的俸禄全扔进去，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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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的西方史研究得不是太顺利，主要是安息、大秦、拂菻等没有系统的编年史可考证，不过这些国家和文化引起了他的兴趣。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泡在鸿胪寺的通译司和高教授的书房里查资料、做笔记，然后拿回来与哥哥们和顾辞讨论。
这些零星火花似的小碰撞，有时能给在一旁打酱油的袁懿或艺青不少启发。例如孩子们评价古希腊雅典打造的‘提洛同盟’形式，将本该由同盟的城邦国缴纳和共同决定用途的‘盟金’变相改为每年献上的贡税，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为城邦国的海上安全保驾护航。这种本该平等的同盟，却因为一家独大，成为松散的‘帝国’模式，让艺青借鉴到处理东瀛业务上。
东瀛是个很好的试验点，先辅以条约形式，以打击海盗或保护华商为名，全面接管东瀛港口的关税收入和军事权。以大虞现有的商业渗透能力，可首选在那儿试点宝钞的发行和控制，大量进口他们的金银矿和渔林产品，卖出多余的黄豆、小麦等农产品，必要时倾销稻米，使其经济命脉完全受控于皇家产业。退一万步讲，若东瀛政权彻底不受大虞控制，依两国贸易的紧密联系程度，哪怕换个凶残的蒙兀人当天皇，也不会影响其在商业方面的附属地位，大虞还是能占主导之位。
袁懿对此提议很认可，让内阁众议之后，待时机成熟，朝廷拟下发正式国书，将东瀛的‘属地’地位明确下来，充其量不过给个‘属国’待遇，以代替之前通行的‘称藩纳贡’。称藩纳贡是一种以小藩事大国的关系，藩国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以每年的朝贡表示服从。中国方面对藩国持不作为态度，甚至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给藩国的赏赐远超过贡品的价值，反而是亏本生意。宗藩之间看似不平等，实际上只是维系一种友好的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毕竟中国如果真想要某地，一般打下来后，直接驻军、流官、移民、开垦，允许作为藩国存在的地方，基本上维护起来性价比不高，例如海军壮大之前的安南、高丽、骠国。以后这种商业优先、军税全控的‘属地’关系，也将取代宗藩关系，成为大虞远距离控制海外诸地的国策。
至于中南半岛和高丽这种，有陆地的连接与支撑，先占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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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有些史书将东瀛战国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
在大虞全面介入之前，以大名与将军之间的斗争导致幕府更迭，藤原氏、源氏、平氏和上杉氏都是为了上洛组建幕府而战。
第二阶段是大名之间的互殴，上杉幕府在广义之后的将军和天皇一样，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