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厨房的电话说，“马修·斯卡德。”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防止电话可能是由别人代打的。
这个电话是他自己打的。“马修，”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希望没有打扰你。”
“我正在看拳击赛转播，”我说，“我和那两个拳手都不怎么投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好问题。麻烦你老实告诉我好吗？我的声音听起来如何？”
“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没发抖吧？”
“没有。”
“我想也是，”他说，“可是应该发抖的。刚刚我接到一个电话。”
“嗯？”
“是一个《每日新闻》的白痴打来的，不过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他，据我所知，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每日新闻》的人我认得的没几个。“谁？”
“马蒂·麦格劳。”
“算不上是朋友，”我说，“我见过他一两次，不过彼此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怀疑他是不是还记得我，而我记得他的唯一原因是：我每个星期都会看两次他登在报上的专栏，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年了。”
“不是一星期三次吗？”
“嗯，星期天我很少看《每日新闻》。”
“我猜是因为你的手指被《纽约时报》占满了。①”
①《纽约时报》平常月一百页，周日版则达三四百页。
“通常占满我手指的是油墨。”
“可不是吗？让人觉得他们是他妈的故意把报纸印成那样，好让字句留在你手上。”
“如果人类都可以登上月球……”
“没错，你信不信？大中央车站有个报摊，送一次性的白色手套，好让你用来翻阅那些他妈的报纸。”他吸了口气。“马修，我一直在逃避重点，我猜你已经知道重点是什么了。”
我已经想到了。“我想麦格劳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威尔寄的。”
“是威尔寄的，没错。猜猜信的主题是什么？”
“一定是有关你的某个当事人的，”我说，“不过我不想花力气去猜是哪一个。”
“因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吗？”
“我只是完全没线索，”我说，“我没太注意你接的案子，除了我参与过的那几个之外。而且我也不知道威尔为什么会关心那些案子。”
“哦，那是一种很有趣的关心方式，我必须说，相当有用，对于我正在进行的案子绝对有用的。”他暂停了一下，在他再开口前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明白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他写的跟我的当事人无关，而是跟我有关。”
“他说了什么？”
“唔，很多事情，”他说，“我可以念给你听。”
“你拿到那封信了？”
“是副本，麦格劳传真给我的。他找警方之前，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他实在很周到，我不应该叫他混蛋的。”
“你没有。”
“第一次提到他名字时，我说——”
“你叫他白痴。”
“你说对了。哦，我想他既不是白痴也不是混蛋，就算是，他也是白痴或混蛋类里面做事周到的一个模范。你刚刚问威尔说什么。《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一封公开信》。我们来看看。‘你毕生致力于让有罪的人逃脱牢狱之灾。’这一点他错了。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都是无辜的。而只要他们有罪的证据能让陪审团相信，我那些当事人就得进监狱。除非我能上诉并获得改判，否则他们就得待在牢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当然，威尔的说法相当正确。我曾代表过的大部分当事人都犯过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我想这就足以让威尔认为他们有罪了。”
“他对你到底有什么不满？他不认为那些被告也有找律师辩护的权利吗？”
“这个嘛，我不想把整封信念给你听，”他说，“他的意见也很难精确描述，不过可以说，他对于我善于做好自己工作的这个事实非常不以为然。”
“就这样？”
“真好笑，”他说，“他甚至没提到里奇·沃尔默，而他写这封信的起因就是这个案子。”
“没错，因为你是沃尔默的辩护律师。”
“的确，而且他逃过法律制裁时，我也收到了不少充满恨意的信件，可是威尔的信里没提到我在让他脱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让警察在法庭上被审判，这又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我们共同的朋友格鲁利奥一向把警方拿来审判。对于弱势的被告来说，这通常是最佳策略。他还说我把被害人也拿来审判。我想他指的是内奥米·塔洛夫。”
“或许吧。”
“你可能会很惊讶，我常常回头去想这个案子。不过不是当时也不是现在。我尽全力替那个姓埃尔斯沃思的年轻人辩护，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没能帮他脱罪。陪审团认定那个狗娘养的有罪。他现在正在州立监狱服十五到二十五年的徒刑，不过这样的判决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朋友威尔。他说他要杀了我。”
我说：“想必麦格劳直接去找警方了。”
“报警之前，他先匆匆地打了个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事实上，他是先复印了再传真的。他不想把正本放进传真机，以免毁损任何有形的证据。然后他打电话给警方，接着警方就来找我了。有两个警探在我这里待了一个小时，我可以叫他们白痴，不必担心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我有任何敌人吗？有任何当事人对我的工作成果怀恨吗？老天在上，我所碰过会恨我的当事人，现在全关在大牢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至少我自己完全不必担心。”
“这些问题警方还是得问的。”
“我想是吧，”他说，“不过这个人跟我没有私人恩怨，不是很明显了吗？他已经杀了四个人，他杀第一个人是因为马蒂·麦格劳叫他杀的。我不懂我为什么会被列在他的名单上，但不会是因为他觉得我为了不让他坐牢而收了太多律师费。”
“警方有保护措施吗？”
“他们提出要在我办公室外头布置一名警卫。我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好处。”
“也不会有坏处。”
“对，可是也帮不上什么忙。马修，我得知道该怎么做。我对这种事没经验。从来没有人想杀我。最接近的一次是五六年前，一个叫保罗·马斯兰德的家伙对着我的鼻子挥了一拳。”
“是心存不满的当事人吗？”
“不，是一个喝醉的股票经纪人。他说我搞他老婆。天啊，我是康涅狄格州西部少数几个没搞过他老婆的男人之一。”
“结果呢？”
“他挥拳过来，没打中，然后几个人抓住他的手臂，我骂了几句‘见鬼’就回家了。后来再碰到他，我们两人都装作没事发生过似的。也许他不是装的，因为那天晚上他醉得很厉害。有可能他什么都记不得。你看我应该把这事情告诉那两个警探吗？”
“如果你觉得那封信是他写的话，那就说吧。”
“那就真见鬼了，”他说，“因为那个可怜的混蛋已经死了一年半了。中风还是心脏病，我忘了是什么，反正是那种暴死的病。那狗娘养的还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死的。不像我们的朋友威尔。他真是条他妈的响尾蛇，不是吗？事先警告你，让你知道大难临头了。马修，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你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你不是认真的吧？就算你是认真的，我也不可能出国。”
我并不惊讶。我说，“你现在人在哪里？办公室吗？”
“不，警察一走我就离开了。我现在已经回到我的公寓，你没来过，对吧？我们一向在市中心碰面。我住在……天哪，我刚刚还犹豫该不该在电话里告诉你呢。可是如果他想窃听我的电话，就得先知道我住在哪儿，你说是不是？”
稍早他问过我。他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在发抖。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可是随着他的谈话越来越颠三倒四，他的焦虑是很明显的。
他告诉我地址，我抄了下来。“哪儿都别去，”我说，“打电话给门口的警卫，告诉他你在等一个名叫马修·斯卡德的访客，除非看到我附相片的身份证件才能让我上去。另外告诉他，我是你唯一在等的访客，别让其他人上去，包括警方都不行。”
“好。”
“把电话应答机打开，替你过滤电话。除非你知道打电话来的人是谁，否则别接电话。我现在就赶过去。”
我挂了电话之后，绳圈里面已经换了两个不同的人，是一对迟缓的重量级拳手。我问前一场比赛结果如何。
“结束了，”TJ说，“打满十回合——有一两分钟，我还以为自己会讲西班牙文呢。”
“怎么了？”
“那个拳赛播报员啊。他播报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我还想着奇迹出现了，下回你们就会看到我出现在‘不解之谜’电视节目里面了。”
“这场拳赛是在密西西比举行的，”我说，“播报员讲的是英语。”
“是啊，现在我知道了。刚刚我昏了头，都是听多了前头那些播报员讲西班牙语的原因。然后等我真正听到英文，还以为那是西班牙文，而我都居然能听懂。”他耸耸肩，“年轻的那个拳手赢了。”
“意料之中。”
“这两个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还在慢慢地磨时间。”
“他们自己慢慢打吧，”我说，“我得出门一会儿。”
“生意上的事情？”
“没错。”
“要不要我跟着？或许可以替你把把风？”
“今天不用了。”
他耸耸肩。“不过你还是得想想电脑的事情。”
“我会考虑的。”
“如果我们打算迈向第二十一世纪，你就别考虑太久。”
“我不会错过二十一世纪的。”
“你知道，警方就会用这种方法逮到威尔。利用电脑。”
“是这样吗？”
“把那个傻瓜写的信输入电脑，按几个键，电脑就会分析他的用词，告诉你那个混蛋是个四十二岁的北欧裔白人男性。他的右脚少了两根脚趾，是喷射机队和游骑兵队的球迷，而且他妈妈小时候曾为了他尿床而鞭打过他。”
“他们会从电脑里面得出所有这些结果。”
“不只这些，还有更多，”他说，咧开嘴巴直笑，“你想他们会怎么逮住他？”
“科学鉴定，”我说，“在犯罪现场和他所写的信中采样分析。我相信他们会利用电脑处理资料，这年头，他们什么事情都会用到电脑。”
“人人都这样，只有我们除外。”
“他们会找出一堆线索，”我说，“敲一大堆门，问一大堆问题，大部分都没有用。最后他会犯一个错，或警方够幸运，或两者都有。然后他们就会逮住他。”
“我猜是吧。”
“唯一重要的是，”我说，“但愿警方不要花太长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尽快逮到这个家伙。”
第02章
整件事情是从一个报纸专栏开始的。
当然，是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而这件事出现在六月初一个星期四的《每日新闻》上。麦格劳的专栏“答客问”每周二、周四，还有周日会见报。这已经是过去至少十几年来纽约小报的一个固定专栏，专栏名称都一样，不过见报的日子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是在同一份报纸上。麦格劳过去几年跳槽过几次，从《每日新闻》跳到《纽约邮报》，然后又跳回来，中间在《新闻日报》待过一段时间。
“给里奇·沃尔默的一封公开信”是这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内容也是如此。沃尔默是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人，四十出头，有一大串性攻击轻罪的被捕前科。几年前他因为侵犯儿童而入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表现良好，咨询顾问写了一封对他很有利的报告给假释庭，沃尔默因此重获自由，发誓他从此会循规蹈矩，而且将奉献他的余生帮助他人。
他在狱中曾和一个外头的女人通信。她是看了征友广告和他成为笔友的。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女人会想跟一个囚犯通信，但上帝似乎制造了很多这种女人。埃莱娜说她们身上有轻度自负和救世主情结；此外，她还说，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不必付出的性吸引，因为男的关在牢里，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总之，弗朗西丝·内格利的笔友出狱了，他不想回奥尔巴尼，于是就到纽约市找她。弗拉尼①是个三十来岁的护士，自从母亲过世后，就独自住在华盛顿高地的港口大道。她每天步行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上班，为教会服务，并为社区组织基金筹募行动当义工，她养了三只猫，还写情书给里奇·沃尔默这类诚实的公民。
①弗朗西丝的昵称。
沃尔默搬去跟她一起住之后，她就没再写信了。他坚持要当她生命中唯一的罪犯。她很快就没什么时间替教堂或社区组织当义工，不过还是好好照顾三只小猫。里奇喜欢那些猫，三只猫也非常喜欢他。弗拉尼一个同事常警告她别跟有前科的人交朋友，弗拉尼也不只一次地回答：“你知道猫咪是什么样的，”她娇滴滴地说，“而且猫很会判断人的性格。它们绝对爱死他了。”
弗拉尼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能力也跟她的猫咪一样。奇怪的是，监狱里的心理治疗并没有改变她爱人的性行为倾向，他又回到诱奸儿童的老路上。一开始他勾引十来岁的男孩到港口大道公寓里，把弗拉尼的裸体拍立得照片给那些男孩看，保证弗拉尼会跟他们上床。（除了肩膀向下垂和五官看起来有点像牛之外，她的大胸脯和饱满的臀部，都让她成为一个不无吸引力的女人。）
无论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她依照里奇的承诺给了那些男孩该给的东西。她的某些访客很乐于让里奇加入这个狂欢派对并鸡奸他们。也有人不愿意，只是他们又能怎样？里奇是个孔武有力的大块头男人，体力上可以予取予求，于是那些男孩只能就范，成为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的热心参与者。
事情逐步升级。弗拉尼花光存款买了一辆旅行车。邻居越来越习惯里奇在公寓前面的街上洗车擦车的情景，显然他对自己的新玩具很自豪。邻居们没有看到他如何装饰车子内部，里头放了张床垫，车子边的栏杆上还有些绑缚用的工具。他们会开着车在市区转，到了适当的地区，就由弗拉尼开车，里奇躲在后车厢。然后弗拉尼会找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无所谓），说服他们进入旅行车。
完事后，他们会放那些小孩走。直到有一天，有个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里奇找到让她停止哭泣的方法，然后把尸体丢在内林丘公园里一个树木茂密的地方。
“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诉她，“使一切更圆满，就像餐后来份甜点一样。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解决掉的。”
“好吧，从现在开始，”她说。
“想想最后她眼中的神情，”他说，“耶稣啊。”
“可怜的孩子。”
“是啊，可怜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她还活着，好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够了。他们是禽兽——这是我们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奇怪的是，这个词是用在我们的一些同类身上，而他们的行为在其他较低等动物身上其实很难以想象。他们找到了第二个被害者，这回是个男孩，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离第一具半英里的地方，接下来就被抓住了。
毫无疑问他们有罪，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十拿九稳的，可是后来却一片接一片地掉落，直至土崩瓦解。由于法官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使陪审团无法看到大量的证据、无法听到大量的证词。这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弗拉尼已经认罪，并且做了对里奇不利的证词——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任何特殊保密的借口可以阻止她这么做。
结果她自杀了，一切就都完了。
里奇的案子依然在陪审团面前被起诉，但没什么大用，而且里奇的律师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个好律师，有办法找出种种破绽让里奇过关。结果法官的量刑轻得几乎等于无罪释放，而陪审团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法庭，做成无罪的决定。
“真可怕，”一名陪审团成员告诉记者，“因为我们都十分确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检控方无法证明。我们必须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