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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德·霍克（Ed Hoch，1930），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兼编辑，主要作品为短篇传统猜谜小说，创造了许多著名的侦探人物，从一九七五年起，负责编选年度最佳侦探小说。
②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侦探小说史上的“密室大师”，美国著名的迷失解密作家，同时擅长将侦探小说与恐怖小说和历史小说等形式的作品结合。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都该挑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没道理嘛。
“我同意。”
“嗯，那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吧。所有的报导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会针对自杀有双倍理赔条款，就这样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地球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也是帮了威尔的忙。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越来越有力量。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干掉拉希德的是他纳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这样下结论，“他只要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掉。”
我心想，好玩的是，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埃莱娜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个哈密瓜真好吃，”她说，“比昨天的好太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因为我就坐在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只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里有什么想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消失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缕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噢，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埃莱娜·莫德尔。埃莱娜·莫德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用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尝试精神可嘉，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
第09章
“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续杀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了我的电话，过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
“没有任何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删我的信了。”
“耶稣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台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去当那个删稿子的人。我已经因此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疯狂任务’。而且我刚刚想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讲到一半就进行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疯狂任务’删掉，改成了‘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了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递区号是多少？”
“邮递区号？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个叫兔女郎无上装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身上穿着衬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无上装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而此处在任何时候也可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俗丽，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一种卑微的梦想与破碎的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上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CNN，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得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却是空的，只有收音机里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着，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一张昂头抿唇的小照片每星期随着专栏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里多了一些灰发，不过自从威尔事件爆发后，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太多次，已经习惯了那些灰发。除此之外，时光并没有改变他太多，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像漫画家笔下的效果一样，强调已有的特征，眉毛更浓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领带，一只手包着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个装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经空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从他的鼻孔间直透出来。
“斯卡德，”他说，“我是麦格劳。这位亲爱的达令——”他摇摇手叫那个女侍——“跟我保证说她名叫达琳。她从没骗过我，对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觉她一定常被开这种玩笑。她一头黑色短发，乳房很丰满。
“酒保名叫斯塔茜，”他继续说，“可是她也可能是说斯佩茜。别点太复杂的酒，点饭后酒会要的你的命。在这里，点一份烈酒或啤酒会比较安全，而且最好挑便宜牌子的烈酒，因为不管怎么点都一样，无论酒瓶上写什么，你喝到的都是便宜的酒。”
我说我要杯可乐。
“好，这也很安全。”他说，“不会太冒险。达琳，再给我来瓶一样的，不要换，明白吗？”
女侍走开了，他说，“邮递区号是一OOO一，或者我该说一零零零一？你注意到现在大家都怎么搞吗？”
“什么怎么搞？”
“说零的方式啊。你在电话里念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你会念‘O’，而不是‘零’，他们重复时会改念零跟你确认。你猜我怎么想？都是电脑搞的鬼。你抄号码时，打字母O或数字零，又有什么差别？看起来都一样。可如果在键盘上，你要按不同的键。所以得确定才行。”
我们的饮料来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饮尽，然后又喝了一小口啤酒。“总之，这是我的理论，不喜欢就拉倒。总之和威尔的信无关。他写错邮递区号了。”
“他把零写成O吗？”
“不不不。他完全写错了。正确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号，可是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邮递区号一○○○一写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尔西和西格林威治村的邮递区号。”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不懂，“可是有什么不同吗？他把街道和门牌号码写对了，而且老天在上，你们是《每日新闻》。应该不会太难找才对。”
“你当然是这么想，”他说，“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说法，都是因为大家不讲O而改讲零，而且都是因为得在键盘敲对的缘故。都是他妈的科技入侵每个人生活的结果。”
我等着他做进一步解释。
“那封信就因此迟到了，”他说，“你能相信吗？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几封信寄来《每日新闻》报社，大部分是用蜡笔乱写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邮局里替我们分信的那个笨蛋应该会知道我们报社在哪里，而且有个邮局大支局就在就在我们报社旁边。你要做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