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躺在地上立刻昏睡了过去。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健康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没有力气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不必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初遭遇：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救护的第一个伤员，见到的第一个死人……大家都想把这一切留在自己心中。比如，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就想把自己在游击队生活时用过的每一件小东西都保存在博物馆里：木制茶杯，炮弹壳做的小匣子，降落伞缝制的女式衬衣。她讲给我听：‘不久前来了一个女游击队员，把降落伞做的衬衣，降落伞做的胸罩都带到博物馆来了。我们在游击队里都缝过这些小玩意。她把这些保管了四十年，当她病重时，她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才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了。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却嘲笑她：这算什么，有谁想看这些玩意？它们跟英雄主义有什么关系？ ……
我看着写字台上的一堆信件和录音磁带，它们向世人证明了：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成千上万。
第03章“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身边……”
我要去莫斯科访问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关于她，我所知道的情况在活页夹里暂时只占了一小页：十七岁上前线，在第五集团军三十二坦克旅第一营作战，任卫生指导员。她还随该营一起参加过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坦克大战。战后做共青团工作。鲍里索夫市的采访者收集了解放他们家乡的第三十二坦克旅的大量资料，也是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她。自从我在报上公布了几封有关战争的通信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少先队员们纷纷前来。就这样，很出我意料地，我身边出现了好些自告奋勇的帮手。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数十个被采访者的地址中如何进行选择？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访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后来我发现，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该采用另外一种筛选和积累资料的办法。我把现有的地址分类排好，努力体现这样一个原则：尽量记录不同军事岗位上的妇女的事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去认识生活的。尽管这个比喻有它的局限性，但这样假设是合乎逻辑的：护士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面包师看到的是另一种战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飞行员则又是一种战争；冲锋枪排排长看到的也与众不同……每个人仿佛都有自己的视野半径。这位女性是在手术台边工作的，她说：“我见过多少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啊……简直无法相信世上还会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们不是受伤，就是阵亡了……（捷姆琴科，上士，护士），另一位女性，是围着炊事车的锅台转的，她说：“有时打完一仗，谁也没活下来……热粥热汤全做好了，可就是没人来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还有一位女性的活动半径只是小小的飞行舱：“我们的营地在密林深处。有一次我飞行归来，打算在森林里散散步。这时已经是夏季，草莓都长出来了。我沿着林中的小径走着，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德国人，是被打死的……您可知道，当时我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死人，别看我已经打了一年仗。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码事儿……下面是一片火海，废墟……只要一起飞，我们心里便只有一个念头：找目标，扔炸弹，返航。我们不必去看什么死人，所以这种惊恐我们从没经历过……”（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而在女游击队员的脑海中，至今还会把战争与熊熊篝火的气味联系在一起：““干什么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汤啦。就是篝火烧剩下的一些黑炭，我们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袄啦、毡靴啦什么的，大家有什么都拿来……”（女游击队员薇索·茨卡雅）。
坦克部队的卫生指导员，通常都是由男人担当，而这里突然冒出个毛丫头来！在战争中，干什么都有风险，但坐在光溜溜的装甲外壳上面去冲锋陷阵，没有任何防护，只背着—个医疗包——这，已经不只是风险，而纯粹是惊险了。
我收到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信后，马上收拾行装上路了。
我们这个包厢里，总共只乘了三个人。饮茶的时候，我们依照惯例开始闲聊。
“喝茶，本该设法再吃点什么的，可是不行。医生不准，说我心脏不好……医生说，体力活动太少。脑力劳动过量了，体力活动却不够。”
“我也是不久前心绞痛突然发作。好在我有一幢别墅。人们各有各的健身办法。有人早晨跑步，有人举哑铃，而我呢，有别墅就行了……”
“我女儿是大夫……神经科医生。她说，现在人们缺少笑，缺少兴奋快乐，而事实证明，缺了这些，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不能没有……”
“我可是一直没有工夫……我们总在奔波忙碌。战后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一无所有，喝茶时常常没糖可加。可是只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时我们常常聚会。我们—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轻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干些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就是那个抱怨心脏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只称呼我的姓，而不便于叫名字。我的爹妈真会别出心裁，给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电学家），管弟弟叫卢宾（红矿石），而我叫米尔（和平）——米尔·加利斯特拉托维奇……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没给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机）……那时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时代。如今我们连宇宙飞船也造出来了，而不是什么收音机、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了。现在时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赛尼亚啦，娜塔丽雅啦，叶芙多基娅啦等等……”
这两个人都打过仗，因为他们的上装上佩戴着略章。（一种长方形的标志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勋章，奖章级别，供平时佩带。——译者注）
“年轻人哪里懂得当时的困难哟……”
“他们是懂的……我们不必责备他们。”
“不，他们根本就不想懂，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要，光知道爱护他们。可是他们理解我们吗？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不用问，这番话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便详细讲给他们听，我是去采访谁，为了什么……
“我先来跟您谈谈吧，亲爱的姑娘，”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神经质地用匙子敲打着茶杯。我已得知，他过去是个工兵营长。“那时有两个小姑娘到我这个营来，还要当什么工兵排长。谁知道是干部处的哪个蠢货把她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即把她们打发回去，尽管她们气得死去活来。就她们，居然还想到前沿去当工兵排长，排雷开路！”
“您干吗要把她们撵回去？”我问
“道理多了。第一，我有足够的优秀中士，派来的这两个小姑娘能做的事，他们全能做好；第二，我对她们的底细一清二楚，她们是我过去呆过的那所建筑学院的女大学生，我们同过学呢。我认为，女人没必要到前沿来。我们男人已经够了。而且我还想到，我将会给军务在身的弟兄们增添更多的麻烦：要为她们挖单独的掩蔽部，还要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的讨厌事情。”
“这么说，您认为姑娘们在战争中只能是多余的累赘了？”
“不是，我可没这么说。要是回顾历史，在各个时代俄罗斯妇女不仅送丈夫、兄弟、儿子去作战，为他们担惊受怕，等待他们回来，而且在危难时刻还亲自与男人们并肩战斗。雅罗斯拉夫娜早先就登上过要塞城墙，把煮沸的松香浇到敌人头上。可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男人的心里，总还是有—种负疚感：竟然让女孩子们来打仗！——我心里—直有这种感觉……我给您讲件事。那是我们撤退的时候，正值秋天，雨没日没夜地下着。路边躺着—个被打死的姑娘……是一个卫生指导员……她是个很美的姑娘，长长的辫子，却浑身是污泥……一个女人，就这样躺在地上，在我们眼前，那样的惨状，置身于那样的污浊肮脏之中，这种死在我们是多么难以想象啊！我见过许多死人，但这景象最使我忘不了……”
“到今天还有必要回忆这种事情吗？”柯切特科夫惊讶地说，“我曾听说过我们的护士们在陷入敌军重围后，拼命开枪，击退退敌人，保护伤员，因为这时伤员就跟孩子一样虚弱。对这一层我能理解，可是当我听说两个妇女带着狙击枪爬到中间地带去杀敌，我就不能理解了——这毕竟是‘狩猎’呀……虽然我自己就是个狙击手。我开过枪……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呀……”
“可她们杀的是敌人，又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行人。”
“我不懂，我不懂。”柯切特科夫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或许我能带这样的女人去侦察，但是我不能带我老婆去……不，让我老婆当狙击手，我可受不了。我习惯于把妇女当作母亲、当作未婚妻。我弟弟给我讲过一件事，当时一群德国俘虏被押着从我们城里经过，我弟弟那帮小鬼就朝俘虏队伍打弹弓。我母亲看到了，‘啪’地给了弟弟一个嘴巴。原来，俘虏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后的老本也抛出来啦。我弟弟那会儿才七岁，但他记得很清楚：我妈妈怎样一边看着这些德国人，一边放声大哭：‘你们的妈真是瞎了眼，她们怎么肯把你们这样的人放出来打仗呢！’战争，就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可以写写的男人的打仗故事，难道还少吗？”
“然而，姑娘们参加战争决不是因为她们对杀人感兴趣。因为，当时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已是危急关头，连教授们都请求当民兵……”尼古拉·鲍里索维奇激动起来了。“请注意，姑娘们打仗都是自愿的，胆小鬼是不会上前线的。这都是些勇敢无畏、非同一般的姑娘。比方说，战场上去背伤员，这意味着什么？我这就给你们讲一件事……有一回我们发起了冲诈，但可恶的敌人拼命扫射机枪，整个营的人都倒下了……全都躺在地上……可也没有全部牺牲，大都负了伤。德寇还在扫射，火力不减……谁也没有料到，从堑壕里跳出了一个小姑娘，接着跳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她们开始包扎伤员并把他们往回背。看到这番情形，连德国人也惊呆了。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里十点多钟，姑娘们全都负了重伤，然而她们每个人都救出了多达五、六个伤员。可是上级给她们的奖赏却十分吝啬。战争初期奖章发得不多。那时规定，背下伤员还必须带回伤员的武器。进了卫生营，首先要问的是：武器在不在？因为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充足。不管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全都要背回来的。四一年曾经发布过关于奖赏救护人员的281号命令：从战场上救出十五个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一道）者，授予‘战斗’奖章；救出二十五人者，授予红星勋章；救出四十人者授予红旗勋章，救出八十人者授予列宁勋章。而我给您讲述的，是在战斗中抢救出五、六个人所起到的作用……”
柯切特科夫到走道里抽烟去了。只剩下我和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两个人留在包厢里。
“在前线的姑娘里，有不少人长得很漂亮。”他继续说。“可是我们没把她们当女性看。尽管在我看来，她们都是些相当出色的姑娘，但是我们都是把她们当作奸朋友看待的。
“你们对她们就没产生过柔情吗？”
“什么叫‘产生柔情’？她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她们从战场上把我们抢救回来的。我两次负伤都是她们给背回来的。我怎么能对她们怀有非份之心呢？难道您能嫁给自己的兄弟吗？那都是我们的小妹妹……”
以上是我在火车上的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谈。
……走出地铁，我来到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庭院。冬天，这些院子不知怎么搞的，各是各的样儿，比在夏天时还要突出。好象每个院儿里都住着一位不露面的设计能手，他们用白雪装饰着树木、长凳、游乐场、秋千。也许因为不露面的巧匠们都在独自工作，所以各个庭院也就各各不同了。在这家能工巧匠掌管和布置的小庭院里，秋千座使人觉得象铜鼓，树木好象是没有修剪好的干草垛——不知是管理人太疏忽，还是因为心烦意懒，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采访一个人总是在我进入他家之前，在我打开活页夹、录音机之前就开始了。这院子的情景和电话里那种惊奇的嗓音，已经在我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您来了？马上要到我家？您在老战士协会里什么也没搞清楚？可是关于我的全部材料都在他们那儿呀！”我一路上紧张地思索着，猜测着。我的幼稚想法的可靠性每次都经受到生活的考验，生活对它们毫不宽容。
一位个子不高、体态丰满的女人开了门。她象男人那样，朝我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一个小孙子拽着她的另一只手。从这孩子的沉着镇静，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频繁来访。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把我请进她的房间。
“很遗憾，您没有预先说—声，我没有做准备……”
“或许，不准备更好。记住的是最生动最精彩的……”
“我有一些剪报。关于我们三十二坦克旅，人们有很多报道。我去把这些材料拿给您看……”
房间很宽敞，就象许多办公室那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书籍（大部分是回忆录）；很多放大的战时留影；在一支鹿角上挂着一顶坦克帽，在一张光滑的小茶几上摆着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个小坦克上都带有赠与者写的小标签：“某部队全体官兵赠”、“坦克学校学员赠”……在沙发上，我旁边“坐着”三个布娃娃——穿着清一色的军装。就连窗帷和房间的壁纸也都是保护色的。
“我的女邻居们都很奇怪：‘你怎么搞了个军事陈列室啊？’而我生活里却不能没有这些。”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说。
她把孙子打发到隔壁房间去后，我打开了录音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准尉，坦克营卫生指导员）说：
“坦克兵部队本来不肯收女兵，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予考虑。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家住在加里宁州的科纳柯沃市。那时我刚刚通过考试，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还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它对于我们还象是一种游戏。我们充满了好奇……
“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公寓，里面住着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战场，彼佳叔叔，瓦夏叔叔……大家去送他们，好奇心强烈地折磨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一直跟他们走到火车站。当乐曲奏起来时，妇女们嚎啕大哭——这一切都没使我们害怕，相反，却把我们逗笑了。我们向往的，首先是能坐上火车到外面跑跑。在我们看来，战争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比如说我吧，喜欢军装上的纽扣，它们那么闪闪发亮。尽管我已经到救护训练班学习去了，可仍象是在做游戏……
“后来学校停课了，动员我们去修筑防御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里。我们甚至为比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总算开始做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了。我们被编入弱劳力营，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挖防坦克壕。我们全是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干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