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认识的人，好让大家都以为她死了。期间她住过很多医院，动了几十次手术。连她的亲生母亲也一直以为她死了……这种事儿，您能想象得到吗？三十五年啊，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就是战争…………我们后来把她接出来，参加老战友的聚会，我们安排了她的母亲来和她见面，母女两人在主席台上抱头痛哭，台下的所有人也都在哭……”
“现在我还常常梦见战争，不是钻掩蔽部，就是在炮火中转移阵地。醒来时，都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实在不愿意去回忆……”
我以切肤之痛感受着这个裹着旧毛毯的瘦小女人内心深处储藏着的那种无法排解的痛苦。“孩子……”——她喃喃地说着，一边缓慢地把滚烫的双手伸过来，跟我到别。
我离开她来到大街上。此刻，我实在无法恢复自己原来的心情了，因为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心情也总是痛苦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都没关系。但伤了心灵……那就痛苦极了……要知道，我们离家时都还是些小丫头……我们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
我唯一的罪过就是，
活着从战场上归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能够，
却没有救回那些必死的人们。
他们——老的老，小的小——
永远地留在了死神身边，
但我终究，终究，终究……
这是亚历山大 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的诗。他那“终究，终究，终究……”的诗句至尽还常常扣击着我的心灵。我还要继续寻访前线女战士们，要把她们的故事写满几十个笔记本，统统录到我的磁带上。我要和她们一起痛苦，一起希望。请相信吧，我会发现另一种战争的。因为我们过去对战争既了解得太多，又了解得太少了……
第02章“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
我浏览着一篇篇的录音“摘录”稿，读着一封封来信，试图想象：她们。这些在四一年跟着撤退部队一起离家出走，围着兵役委员会百般纠缠，幼稚地不顾一切地为自己增加一两岁，一心想上前线的女孩子，到底是怎样的人？据她们自己回忆，当时她们的年个十时亿年 世界一夜之间便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往事：那一切仿佛还在昨天，最后一次课堂铃声，为毕业舞会准备的新连衣裙，假期，初恋，对未来的幻想……另一部分是战争，被称作战争的那一部分首先就让她们遇到不容回避的选择。而对她们中间许多人来说，选择生死竟如呼吸那样简单。
我试图设想，倘若这种选择摆在我的面前，我又会怎样。于是我用另一种目光来打量我的防哪个件：心爱的书籍，唱片，正柔和地照亮着我的台灯，隔壁传来的我所熟悉的母亲的鼾声……我的这一切都得丧失啊。这时我便不那么急于复述什么生死选择不过象“呼吸一样简单”了，尽管当时她们就是这样的。更何况现在的我比当初那些姑娘要大许多呢……
莫斯科人季娜伊达 伊万诺夫娜 帕尔申娜（列兵，通信兵）在信中说：“……我是志愿上前线的。干吗不上呢？大家都去……整天渴望的就是撒谎能够前线……别的念头全没有……”
我到热烈兹诺沃德斯克去休假（不过开了头的工作是到哪儿都放不下的），在那里我十分偶然地认识了纳塔莉 伊万诺夫娜 谢尔盖耶娃（列兵，卫生员）。她有声有色地对我讲述了她家里的事情：
“我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是女孩，我是老大。战争在进行。德国鬼子已经逼近莫斯科……有一天，爸爸现在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都为自己的孩子都是姑娘感到骄傲，都是漂漂亮亮的……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纬度我们家没有……我老了，热不会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而男孩子呢，又太小……’那时我们全家真难过。”
“后来上面办护士培训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他逢人就说：‘这是我为战争所作的最大贡献了……’”
象这种情况远不是个别的。西瓦什斯科耶市的安东尼娜 马克西莫娜 克尼亚节娃（下士，通信兵）在来信中也这样写到：“我家没有男孩子，只有五个女孩。母亲和我们一起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便自愿上了前线……全上了前线，整个家庭！一个妈妈，五个女儿。父亲早就参战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种母性的牺牲精神更高尚的了，可是谁能够明察母亲的拳拳之心，领悟其中的含义呢？
“我们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到兵役委员会去，申请上前线。”明斯克人达吉杨娜 谢苗诺娃（中士，调度员）回忆说。“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们……你们还嫩呢……’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
“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只能让你们当调度员，而且没工夫让你们学习。’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在车站。看到我们上了车，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叶夫罗西尼亚 格里戈里叶夫娜 勃柳斯（大尉 医生）回忆说：
“我们家全是女孩——四个小姑娘。上前线的就我一个。爸爸幸福极了，因为他有女儿上了战场，女儿去保卫祖国了。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领取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想让全村人都知道……
叶夫盖尼亚 谢儿格耶夫娜 萨普洛诺娃（近卫军中士 航空机械员）离开故乡叶列茨上了前线。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我央求妈妈，千万别哭。那天虽然是白天，可是天黑沉沉的四下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啕大叫了。我妈妈倒没哭，她呆呆地站着，象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怕我突然大哭起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头发理得象个男孩，一身军装。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跟你说吧，现在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象《祖国母亲在召唤你》，《你为前线做了什么？》，当时对我影响可大了。我认定了，在这儿，在后方，只有年长一些的妇女才可以留下，而我，说什么也得到前方去。
“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移，修复铁路，我们都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奥尔加 米特罗方诺夫娜 鲁申茨卡娅（中士 忽视）从斯塔弗罗波尔边区写来了一封信：“我上前线的那天，真是个好日子。空气潜心，细雨霏霏。妙不可言！我是早晨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想着：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妈妈流着泪，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着我不肯松手……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回来，我不会死的。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我怎么会被打死，世上怎么可能会不再有我了呢？……”
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 扎波尔斯卡娅是在军队里遇上战争的，她是部队的电话接线员。她所在的那支部队驻扎在鲍里所夫，战争开始后没几个星期就打到那儿了。父母住得并不远，她完全可以回到他们身边，一同向后方撤退。但她作出的是另一种选择，象她的女伴们那样。
“我随着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鲍里所夫，”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讲述到，“我来又撤到摩基廖夫。德国人在向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特别是机场。而我们就在机场一带建立起通信站。轰炸不分白天黑夜，真是凶猛得很。大批的部队不断地后撤……”
“这时，全体姑娘们象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十二人，一直决心保卫祖国。”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士兵们把发凡和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忙吃点，在总机旁打个盹儿，然后继续工作。根本没时间洗澡，我只好提出着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了吧……”
战火还没烧到古比雪夫州布祖卢克市，莲诺契卡 雅科夫廖娃就急着申请上前线了。“现在还叫你莲诺契卡，没有叫你莲娜呢，你怎么申请上前线了呢？你妈妈会舍不得的……”邻居大娘们都这么劝到。
可是，小姑娘哪能劝得动呢？诸位一定都记得尤里亚 德鲁宁娜的诗里是怎样写的：
我少年时就走进肮脏的闷罐车，
加入步兵梯队和卫生排。
隆隆的炮声我们充耳不闻，
四一年的一切全都司空见惯。
我从课堂走进潮湿的掩蔽部，
因为不论是“美妇”还是“圣母”“亲娘”，都不如“俄罗斯”这名字
更加使我亲切，向往。
叶莲娜 帕夫诺夫娜 雅科夫廖娃（准尉 忽视）讲述到：
“……当我们重新找上门去时（我记不清那是第几次了），兵役委员会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 好吧，就算你们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就算你们能当忽视和司机……可是你还能干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只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会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都认为太长。好在这个短训班就要毕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有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准确的说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院长：‘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 谢苗诺夫娜 卡丽贝尔达（上士 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兵，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顾念叫玛伸卡 松古诺娃。这位可爱的玛伸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诺娃战士。”
“列兵松古诺娃请求接触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
“可是你们还能干些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
我们不相信我们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些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需要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谢苗诺芙娜·卡丽贝尔达（上士，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洛娃战士，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我简直无法用言词表达，来说明我们那时的心情。我们情绪很大，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太平淡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 将军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姑娘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一个个吃不好，睡不安。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而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谈话了。）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军队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
“‘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象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I’“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子了。我很想同您讲讲——我们那时是什么情形，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我们团长接过旗帜，发出命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这时，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将和其他各团队一一坦克团、步兵团……完全—样了。我们站在那儿哭着，个个都泪如泉涌。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把任何任务都交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要对您说的，也许您现在不会相信。我那时因为工作紧张过度，积劳成疾，浑身都是病。我患有夜盲症，这是由于吃不饱饭和神经性疲劳过度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你想想吧，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整个身心都受到一次振奋……”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位游击队女护士的故事，她现在是白俄罗斯国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讲解员，叫薇拉·谢尔 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虽然她讲的不是战争初期的事件，但她说的事儿仍使大家想到了那些事件，而且在每个故事里，你都能发现新的、出人意料的细节，这些细节格外确切、格外全面地传达出那个岁月的气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说：
“我所在的游击队并入了红军正规部队。阅兵后，我们被通知上缴武器，干别的工作。我们很纳闷：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再不要护士了，不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