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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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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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受命都督徐州诸军事的是竟陵王司马楙,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是刘准,两人也全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丛生的辖区束手无策。值得庆幸的是两州境内的流民人数、被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幸存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综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实力并不落于下风,只是指挥不当与接连败北失土严重影响了士气与信心,这种客观形势是两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乱的前提。
    而且扬州另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势,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孙策孙权父子能够在江南立足并且建立政权,就是因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拥护;日后的东晋政权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花了大力气去笼络江南士族,王导甚至专门学习了吴侬软语去讨好江南人,还试图与吴郡陆氏联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晋时期北方强盛,北方人以胜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视,南北之间矛盾很尖锐。由中原人为主导的西晋政府对于江南士族的态度也是防范多于笼络,荆、扬两州驻有重军的目的就是震慑江南士族,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江南人对于西晋政府也是怀着很深敌意的,他们称呼北方人为“伧鬼”,被迫臣服于“伧鬼”,江南人始终心有不甘。几十年来江南人始终有自立政权、与洛阳分庭抗礼的企图,不停有人据兵自立试图割据江南,相关的努力直到东晋建立之后还没有完全停止,《晋书·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归命侯孙皓子狈矗铩!
    尽管江南士族与西晋朝廷相互对立猜忌,但在对待石冰叛乱的问题上,两者却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江南士族固然不愿意臣服于北方“伧鬼”,但是他们也不能容忍一个流寇成为江南的新主人,何况这个流寇根本不成大气,无法给江南带来安宁与秩序,只会使江南生灵涂炭。
    于是就有义兴周氏、吴国顾氏、会稽贺氏等江南望族,率领着部典抵抗石冰。这次抵抗运动的谋主是义兴人周玘,周玘的父亲就是史上有名的回头浪子周处,周处后来出仕,在关中征讨齐万年的时候战死沙场,是晋朝的忠臣。据说周玘“强毅沈断有父风”,此前他“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多次推迟官爵一直在家乡隐居,后来被推举为秀才,授予议郎职位。
    石冰占领扬州,周玘秘密接洽前南平内史王矩,共同推举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太安二年十二月,周玘起兵斩杀石冰所任命的吴兴太守区山。石冰派遣其部将羌毒带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去攻打周玘,不料周玘实在骁勇,聚集的军队实力强大,反而击溃石冰军,临阵斩杀羌毒。于是会稽贺循、广陵华潭、丹阳葛洪、甘卓等江东士人纷纷起兵响应,驱逐石冰的官吏。
    周玘在东晋之前立有“三定江南”的功勋,威名远扬,以致于后来晋元帝明知他想谋反,也不得不假于颜色,平定石冰就是其中的“一定江南”(“二定江南”是平定陈敏叛乱,“三定江南”是平定钱叛乱。周玘后来自己也想谋反,没有成功。周玘和他的兄弟周札、儿子周勰是东晋初政坛的风云人物,这是后话,此处不禀)。
    几乎与周玘等人同时,西晋政府军也展开反击。当时石冰亲自领兵攻打寿春,寿春是扬州都督刘准的治所,广陵度支陈敏主动请缨,他对刘准说:“这些叛军本是逃避戍役的百姓,被逼成贼。他们只是易于击溃的乌合之众,我率领漕运兵出击,再请明公给予支援,必能破贼。”
    刘准一听很高兴,于是给陈敏增加兵马。陈敏麾下原本有大量漕运兵,当下合兵出击。石冰的军队果然只是乌合之众,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有限,一遇正规军就抵抗不住。陈敏与石冰交战数十次,每战皆胜,石冰从寿春前线往回逃,陈敏一路追着他打。
    第二年(公元304年)三月,陈敏攻克建邺,将石冰驱逐出扬州。石冰走投无路,到徐州投奔封云,陈敏趁胜追到徐州。最后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封云的部将张统斩杀封云,向陈敏投降。
    徐、扬两州叛乱被平定了,只是那时的中原又已经是乱得不可开交。
    徐、扬两州局势日后另有波折,平定石冰之乱的功臣陈敏通过此次事件,看穿了朝廷的虚弱本质,他的野心得到部分江南士族的鼓励,于是又在江南树起了反旗。但是很快,陈敏就被另一部分江南士族舍弃,兵败身亡。随后,洛阳派来了琅琊王司马睿,揭开东晋历史的序幕。
    太安二年七月,正是刘弘、刘乔与张昌大玩猫鼠游戏的时候,远在邺城的成都王突然上书洛阳,请求去荆州助剿。
    这个请求太光明正大了,长沙王找不到不准许的理由,因为无论于公于私,成都王都应该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战场上。
    于公,成都王是“大将军”,都督着“中外诸军事”,保卫王朝疆土是他不容推卸的职责;
    于私,荆州有成都王的封邑。成都王的封邑原本在蜀中成都郡,蜀乱之后成都国沉陷,惠帝在荆州南郡割出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又另立丰都县,合此四县设立新的成都国,以华容县为都(荆州长沙郡也有长沙王的封邑,张昌一造反,把这两个王爷的地盘都抢了)。
    但是,如果把成都王的主动请缨理解为忠君爱国,又未免失之天真。成都王经不起这么一问:倘若果真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何在五月份张昌气焰正炽的时候毫无作为?论距离,长安离荆州不比邺城近,刘沈在河间王掣肘之下,尚且试图带雍州兵出关,成都王在邺城唯我独尊,为什么当时按兵不动,偏要等新野王死后才突然良心发现,跑去要替新野王复仇呢?
    在长沙王心中,他未必愿意成都王到荆州去。新野王生前就有与成都王结盟的倾向,令长沙王很不满意。《晋书·新野王传》中说长沙王“疑(司马)歆与(司马)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此事上文已有论证是子虚乌有,但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长沙王不乐意看到新野王与成都王走得太近,这是可以料想的事实。
    《晋书·新野王传》中还说“(齐王)冏败,(新野王)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新野王确实不是什么有主见有作为的主,他习惯于找靠山,大概这样他才觉得有安全感,齐王倒了,新野王就屁颠屁颠地主动依附成都王,想引以为奥援。但是这次结盟大概只是新野王的一厢情愿,《晋书·成都王传》里对新野王不着一字,新野王深陷敌围,成都王也是见死不救。
    成都王对这位暗送秋波的族叔显然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是荆州这个地盘。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新野王以庸人之资坐镇这个人杰地灵的荆楚宝地,暗地里觊觎的人不知凡几,平时苦于没有借口,只能干咽口水,新野王一死,这些觊觎者就全杀出来逐鹿了。
    成都王还不是最先下手的,范阳王司马虓出手更在他之前。
    早在刘弘初战失利,退守梁县的时候,范阳王就不失时机的派出心腹、长水校尉张奕去占据襄阳,领荆州军政。后来刘弘赶跑了张昌,到襄阳赴任,张奕不仅不出让城池,反而加强城防,准备攻击刘弘。
    刘弘的“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是由惠帝亲自任命的,货真价实;刘弘也是两朝重臣一等公爵,手下兵精将足,并且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涨,对于张奕这种等同叛乱的矫诏当然不能容忍,刘弘毫不迟疑地围住襄阳一阵猛攻,擒住张奕咔嚓一刀砍掉。
    杀了人之后,刘弘余怒未消,当即一纸奏章送到洛阳,把事情经过通报皇帝,表面进行自我批评,为宛城败兵与擅杀张奕请罪,实际软中带硬,把范阳王狠狠告了一状。
    这种情况当然是范阳王理亏,但是长沙王拿范阳王没奈何,只能做和事佬,略过范阳王不谈。惠帝下旨宽慰刘弘,意思是说宛城战败那不怪你,要怪就怪赵骧,张奕之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希望将军你不要被此事影响心情,在荆州好好干,云云。
    成都王请求到荆州助剿就发生在新野王刚死,荆州名分未定的大背景之下,动机与范阳王一样,也是想浑水摸鱼到荆州分杯羹。成都王任命陆云为大都督、前锋将军,使持节督荆州军事,四十年前,陆云的父亲陆抗曾领着孙吴的军队屯守荆州,威名遐迩,为荆州士民所敬服,陆云年轻时也曾在荆州统领过孙吴军队,成都王这次任命显然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但是,刘弘的果断决然与陶侃的英勇善战不仅摧毁了范阳王的阴谋,也粉碎了成都王的企图。成都王的军队还在途中,刘弘派人前来通知,叛军已溃败荆州大局已定,贵军请打道回府吧。
    其实当时张昌尚在逃亡,成都王如果硬要进犯荆州,也并非没有借口,但是张奕下场告诉成都王,继续向前就意味着一场血战。成都王原是想去捡漏的,如今捡漏变成攻坚,这就不太妙了。经过权衡,成都王决定收兵。
    师出无功,心何以甘?就在这时,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遇到了河间王派来的使者。
    长沙王当政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六、煮豆燃豆萁
    河间王再次邀请成都王夹攻洛阳,鉴于上次成都王犹豫得太久,河间王此次下足了砝码。河间王许诺:消灭长沙王之后,废黜惠帝拥立成都王为帝,自己担任宰相。
    这个诱惑太大了,成都王实在无法抗拒。此时的成都王与一年前判若两人,他的野心已经被勾起来了,对于权力的欲望就像附骨之蛆侵蚀掉他的忠诚与理性。虽然有昔日的谋士卢志激烈反对,劝他恪守臣节,但是这种陈词滥调显然已经无法打动成都王。一年前他曾经试过做忠臣,但是忠诚的代价是一无所获,而且他还遭到齐王的背叛,失掉了皇嗣的位置。
    参军邵续劝成都王顾及与长沙王的兄弟之情,邵续说:“兄弟如左右手,如今天下不太平,殿下匡扶晋室,必定要与那些乱臣贼子为敌,怎么可以自断一臂?邵续我实在想不明白。”
    成都王冷笑不已,这十多年来相互暗算使诡计彼此陷害可不都是司马家儿?我成都王顾及兄弟情谊,他长沙王是否也会顾及情谊,并且恪守臣节呢?
    成都王当时对长沙王已经满怀疑虑,此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前几个月从洛阳逃出来的诸葛玫。《晋书·应詹传》里说“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邺,盛称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辩,临漳(注:临漳即是邺城,晋愍帝名为司马邺,晋朝为了避讳,将邺城改名为临漳)人士无不诣之”。诸葛玫是武帝诸葛夫人的兄长,他的妻弟周穆就是当时太子司马覃的舅舅,诸葛玫与周穆后来在晋怀帝年间试图拥立司马覃,被东海王斩首。
    当时诸葛玫在邺城大造长沙王的谣言,想来只有拿皇嗣问题做文章,揭露长沙王想篡位——诸葛玫的行为被应詹所不齿,应詹叹息说:“古人乐毅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诸葛玫行事与乐毅背道而驰啊。”
    诸葛玫在邺城成功制造了舆论,成都王乘机假痴不癫,给自己寻找出兵的绝好理由。当时成都王身边得宠的牵秀、王粹、陆机、陆云兄弟等人,要么与长沙王结有宿怨,要么是梦想着飞黄腾达的攀龙附凤之徒。他们一致赞同成都王响应河间王,在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成都王马上决定出兵洛阳,与河间王夹攻长沙王。
    “八王之乱”中最名副其实的兄弟阋墙就此拉开了惟幕。
    主意虽定,但成都王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直接兵戎相见,他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与大军压境相同的效果,这条捷径就是暗杀。成都王派了个刺客到洛阳去,结果很不巧,刺客正要动手的时候被长沙王的左常侍,一个叫王矩的家伙给撞见了。王矩一看这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一盘问慌里慌张前言不搭后语,一搜身,好嘛,怀里还揣着凶器。
    审讯一结束,刺客就被处死了。刺客这一死,长沙王与成都王就彻底撕破了脸皮。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河间王、成都王联合上书要清君侧。长沙王并没有犯什么过失,二王抓不到把柄,只好翻阵年旧账,把矛头转向皇甫商与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二王说,皇甫商与羊玄之是附逆赵王的腻臣,罪大恶极,长沙王不仅不将其治罪,竟然还委以重任。三人沆瀣一气,专擅朝政,杀害李含这种忠良,二王忍无可忍,因此发兵到洛阳来诛杀这两个佞臣,长沙王忠奸不分,请引咎让政等候处分。
    檄文递了上去,洛阳的反应完全合乎意料。惠帝下诏说,河间王胆大妄为,竟然敢举兵内向京辇,朕要亲率六军御驾亲征,诛杀这个奸逆。朕任命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抵御外敌——从这一份诏书可以看出,长沙王还是给成都王留有余地,他把全部的罪责都堆给河间王。
    二王各自点起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李含已死,这次河间王派出的是老臣索靖,河间王以索靖为游击将军、监洛城诸军事,统领雍、秦、凉三州兵马,又以张方为前锋,领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向洛阳;成都王那边声势更为惊人,他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屯集在朝歌,然后他任命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部,南向洛阳。成都王的军队旌旗相联,从朝歌连绵到黄河边,军鼓声传出数百里远,据说自魏晋以来,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达到如此声势。
    除了二王,豫州的范阳王也派出偏师加入征讨的行列。所以当时的形势是一边倒,河间王一方在以天下半数以上的军队围攻孤城洛阳,可谓杀鸡动用牛刀,长沙王的覆没是必然之势,而且有齐王的先例,时人预测二王将有征无战。
    可是长沙王令所有人眼界大开,他竟然扼守孤城长达半年。
    长沙王“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经过半年的努力经营,他在洛阳已经深得人心。
    濒临绝境的长沙王要做困兽之斗这完全合乎情理,出人意料的是全洛阳的人竟然也会与长沙王齐心协力。众所周知,这在惠帝朝属于反常现象。
    洛阳禁军原本有限,为了平定张昌叛乱,长沙王又派出前军八千人去了荆州,所以长沙王的军事实力比当年赵王还要弱小。
    惠帝依然是长沙王最有力的王牌,借着御驾亲征的名义,长沙王在洛阳招集六军。
    八月乙丑,惠帝将要出城到洛阳以西的十三里桥督战。大驾驻停城东,满朝文武、洛阳六军都在场,长沙王向禁军征询意见:“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
    六军将士众口一心:“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
    既然众望所归,嵇绍当即被任命为平西将军,使持节都督洛阳诸军。随后,惠帝大驾出城,长沙王派出左将军皇甫商领左军一万人先行,去拦截张方。皇甫商顺着洛水向西,进入弘农郡,在宜阳设防。
    此后半个月长沙王带着惠帝奔走于洛阳城外各个军事据点。四天之后的八月己巳,惠帝回到城北宣武场;又过了一天,八月庚午,惠帝到了城东石楼;又过了七天,九月丁丑,惠帝视察黄河上的河桥防御工事;又过了七天,九月甲申,惠帝栖息于城北邙山的军营之中。
    此时西线战火已经点燃,张方与皇甫商在宜阳交火,甲申之前两天,九月壬午,皇甫商大败,逃回洛阳,张方趁胜长驱直入,逼近洛阳。
    西线告急的时候,成都王的军队也逼近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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