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溥仪从此在日本人面前小心翼翼，不敢再提任何反对意见。关东军还把吉冈安直安插在溥仪身边，吉冈安直对溥仪说：“关东军是你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吉冈安直的意思是“我是你代理老爸”，这简直是侮辱。但溥仪根本不敢有任何怨言，溥仪见外人时，吉冈安直就会待在他身边，溥仪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
溥仪曾描述自己的感受：
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从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当然，溥仪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又开始了悲剧的挣扎。他想训练之前的七八名护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军事骨干，然后让这些人为自己创建一支军队。护军一直发展到三百多人，溥仪用自己的私房钱养着这群军队，期盼这些人将来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日本人肯定容不下溥仪设立私人卫队的，对这支护军非常关注。
1937年6月28日，溥仪的护军在公园里休息的时候，关东军故意派便衣过来挑衅，结果双方发生斗殴。日本人放军犬来咬护军，护军踢死了军犬。日本宪兵借故过来将护军抓走，然后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东条英机下令将护军解散，同时由日本人担任溥仪护军的头领。
自此以后，溥仪再也不敢不听话了，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傀儡。对日本人而言，这个傀儡还是很管用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傀儡，他们可以利用溥仪掩盖他们的一切罪行，用溥仪的名义进行侵略，杀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在诏书中，溥仪公开称日本人为恩人，支持日本的扩张政策。皇帝做到这份上，已经全无尊严可言了，不仅没有尊严，更是伤害了广大同胞的感情。
两度出访日本
溥仪在满洲做傀儡时两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自己的弟弟到长春对自己登位祝贺。
1934年6月6日，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奉天皇之命到长春祝贺溥仪登上皇帝大位，溥仪亲自到车站迎接。一年后，关东军让溥仪礼尚往来，回访日本。溥仪只好照办，1935年4月2日，溥仪前往东京，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战溥仪。
日本政府对溥仪的这次来访还是很重视的，他们做出了精心的安排，让溥仪住在赤坂离宫，这地方是裕仁天皇当年当太子住的地方。
4月13日，溥仪跟随天皇拜访了皇太后，同皇太后在花园散步时，上下坡之时，溥仪就像一个孝子一样扶着皇太后。皇太后感激地说：“陛下回到满洲后，以后每次日落，我都会想起陛下的。”
溥仪回道：“以后看到旭日东升，我也会想到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对我的深情厚谊。”
溥仪在日本待的这段日子里，过得还算不错，日本天皇看起来也是个友善的人，临走之时，溥仪含着眼泪让负责接待自己的官员向日本天皇致谢。天皇听说溥仪这么重感情，竟然感动地流下泪来。
溥仪其实是演戏，他在自传里是这么写的：“这么一弄，就把那个老头子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都没有。”
天皇对溥仪是什么感觉呢？天皇的母亲对溥仪印象非常好，对天皇说：“这个小伙非常不错，很讨人喜欢，也很孝敬老人家，看来他对我们日本感情很深啊，你要好好对他啊！”
裕仁天皇说道：“妈，不见得啊，从中国来的人都是相当会应酬的，他很有可能是逢场作戏啊！我去车站接他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份真挚让我很感动。但是分别的时候他和我握手很像是例行公事，让我感觉特别冷淡。”
不管怎么说，溥仪这次访日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天皇对他的接见非常隆重，而且天皇对他也很友善，让他感觉到一种“平等姿态”。溥仪回国后，说了这样的话：“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回国后，溥仪鼓吹满洲与日本精神一体同心同德，这就是关东军安排溥仪访日的目的，让溥仪更加依赖日本，更加傀儡化。
溥仪第二次访日是在1940年6月，这时东北被日本殖民已经九年了，日本不满足东北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地位，决心要把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在勒令溥仪访日之前，关东军经常对溥仪训话，既然日满精神一体，那么宗教信仰也应该一体。河源敏明写道：当时名义上是用来庆祝皇纪（以神武天皇登基为元年的日本纪元）2600年。实际上主要是为要求把“天照大神”的神灵移奉到满洲国的建国神庙里。因为关东军，特别是皇室御用人员吉冈安直中将受到了压力。认为满洲国应该以神教为国教。最初，皇帝表示反对，最后只好咽下屈服的眼泪。
第二次访日，日本方面的接待不及第一次那么隆重，但也比较礼遇。6月22日，溥仪从长春出发，26日到达东京，日本天皇再次到东京车站迎接。29日，皇太后设宴招待溥仪。溥仪这次访日的目的主要是把“天照大神”接回东北，当成满洲国的大神供奉。
溥仪拿出吉冈安直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演稿，说“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满洲想把日照大神迎接到宗庙中供奉。裕仁表示，既然满洲国皇帝这么坚持，他也只好从命。随后，裕仁递给溥仪三件代表天照大神的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勾玉。还向溥仪介绍这三样东西的用途。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终于哭了。当溥仪把这三件所谓的神器带回家时，全家人都禁不住大哭。日本人得寸进尺，让他更换祖宗，这对爱新觉罗的后代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溥仪在自传里写道：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还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先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解释成委曲求全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给予保护。可是现在，日本人逼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此后，溥仪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定时祭奠“天照大神”，这对溥仪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逢初一十五，溥仪都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去祭祀。
1945年8月11日，溥仪逃离长春伪宫时，放火烧了这座让自己饱尝侮辱的神庙。
末代皇后婉容的凄婉一生
到东北后，婉容就逐渐失宠了。溥仪和婉容分居了，很少理婉容。
溥仪冷淡婉容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婉容逼走了文绣，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东北后，溥仪的心理受到扭曲，而婉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到东北后，溥仪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性格多疑残暴，整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关在家里“打骂、算卦、吃药、害怕”。总之，溥仪没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唯唯诺诺不敢半点不敬，但是在房子里却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有受够了吗？”
溥仪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状态，对此我们深表同情：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个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来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女人是需要安慰的，溥仪这种状态显然无法安慰女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很需要婉容的精神支持，但是溥仪却没有感受到这些，婉容的表现非常任性，看到溥仪冷落自己，没有选择自强自爱，而是选择了自暴自弃。
1934年6月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觐见溥仪和婉容，外界一直传言皇后有精神病，没想到婉容居然能出席招待雍仁的午宴，而且状态并不差。由此可见，婉容并非真有精神病，只不过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结果。
1935年初，溥仪发现婉容怀孕了，立即断定婉容与人私通，因为溥仪知道自己患有不育症。其实在1931年从天津到大连的过程中，婉容的哥哥就为了私利把她卖给日本的军官。婉容怀孕后，恳求溥仪承认这个孩子，溥仪拒不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同意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婉容的哥哥去抚养。在此之后，婉容就被打入了冷宫。溥仪还让人监视她，只允许她的两个妹妹见她。
溥仪甚至想废掉婉容，但由于日本方面不同意，他才作罢。
从此以后，婉容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苦闷时抽大烟喝闷酒。每年只有春节和溥仪生日时，婉容才有机会见溥仪，不过还不能单独相处，仍有其他人在场。每次见面时，婉容都打扮得干净整洁，以求博得溥仪的欢心。
婉容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二两鸦片，八十多支香烟。烟瘾犯了之后，婉容经常表现失态，有时候会穿着睡衣往外跑。但婉容精神正常的时候，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当然，婉容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曾经试图作出挣扎。她有两次争取“自由”的尝试，1932年4月，李顿代表团来到东北，婉容派人去大连见中国代表、调查团的顾问顾维钧，请求他帮助自己从长春逃走。顾维钧委婉地拒绝了她，并让人转告她，自己不过是个顾问，即使想救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婉容托赵欣伯的妻子向日本人请求去日本养病。婉容很委屈地对溥仪三妹说：“为什么别人有自由，偏偏我没有自由？”溥仪三妹说：“你是皇后，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自由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以后的事情就知道了。”
果然正如溥仪三妹所说，婉容的反抗是不会有希望的。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伪满洲政府垮台。8月11日，婉容跟着溥仪坐上了前往长春的专列，13日，在通化临江大栗子沟，溥仪将婉容和李玉琴扔下，准备坐飞机去沈阳，然后转飞到日本。婉容被抛下后，精神接近崩溃状态，哭喊叫骂，连走路都走不稳。
后来，苏军告诉婉容，溥仪已经被抓住了，将送往苏联。婉容给溥仪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很平安，希望早日与他相聚。
1946年4月29日，民主联军将婉容送到她哥哥润良的家里，润良不肯收留她。此人就是当时捏合婉容跟日本军官胡搞的那个哥哥，他当时靠婉容发迹，现在婉容晚景凄凉，他居然拒自己妹妹于千里之外，这种冷酷实属罕见。
婉容没有落脚之处，只好跟着军队继续走，到了吉林后又从吉林向延吉前进。在路上，婉容已经奄奄一息。从延吉转到敦化后，婉容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久便凄凉离开人世。
婉容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溥仪在满洲当皇帝时，又娶了两个“贵人”。1937年4月6日，溥仪娶了满洲贵族的女儿谭玉龄，就像溥仪自己所说，谭玉龄也不过是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鸟，这只年轻的小鸟在1942年就死去。谭玉龄人长得很漂亮，天真纯洁，她的到来安慰了溥仪受伤的心。
溥仪非常喜欢她，只可惜在1942年8月13日凌晨，这只可爱的小鸟就离开了人世。谭玉龄得的是伤寒症，并不是什么绝症，溥仪怀疑谭玉龄之死跟吉冈安直有关。吉冈安直为谭玉龄请的是日本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对谭玉龄的病似乎不是很热心，日本医生要给谭玉龄导尿，溥仪不准，日本医生甩手不治，第二天谭玉龄就死了。
谭玉龄死后，关东军让溥仪娶一个日本人，溥仪不答应。吉冈安直只好拿来一些中国女学生的照片让溥仪挑选，结果溥仪挑选了李玉琴，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李玉琴来到溥仪身边时只有十五岁，溥仪之所以选一个年龄小的就是怕对方是关东军的耳目。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要容易控制一些，这是溥仪的真实想法，他不想跟自己同床共枕的人还是关东军的耳目。
李玉琴出生于汉族贫民之家，溥仪娶她更是与爱情无关。由于是贫民出身，李玉琴身上缺少贵妇人的气质，为此遭到了仆人家人和佣人的嘲笑。尽管如此，这个出身贫贱的贵人仍然觉得当溥仪的老婆很有面子，从温饱都成问题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伪满洲的皇帝的贵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难免养成一些骄矜之气。
溥仪给她提供了奢华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权威的丈夫，高高在上，而且这个丈夫喜怒无常，所以李贵人在溥仪面前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日本战败后，李玉琴的境遇要比婉容好一些，因为她“出身好”。民主联军做他的思想工作，让她跟溥仪划分界限，参加革命。李玉琴没有接受，表示自己是溥仪的妻子，一定会忠于溥仪。但是第二年四月，她就改变了想法，写了一封与溥仪离婚的信，便回到娘家。但后来她被溥仪的族兄溥修接到家里，溥修打算把她送到北京的醇王府，不过载沣没有同意。李玉琴只好住在溥修的家里，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奴仆。
1951年，李玉琴随溥修一家来到北京。1953年，她挣脱溥仪家族的束缚，回到长春，可惜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做临时工为生。1955年3月，李玉琴收到一封信，是溥仪从监狱中寄过来的，李玉琴给溥仪回了一封深情的信。之后，她去监狱里探望过溥仪四次，每次都会带一些糖果过去。
不过由于溥仪是战犯，李玉琴跟他交往顶着很大的压力，家里人都反对她这么做。1956年，李玉琴在长春图书馆工作，到了年底，她又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次她找溥仪是谈离婚之事，但是管理所的领导却不赞同她跟溥仪离婚。他们竭力开导她，让她继续跟溥仪待在一起，为了方便他们，领导们还让她跟溥仪住在一起。但是这位女士坚持要离婚，溥仪虽然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同意跟她离婚。
后来，李玉琴跟一个广播电台的职工结婚，两人生下一子，李玉琴后来还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
新中国的公民
溥仪在沈阳被捕后的第二天，就被押往苏联，在苏联，溥仪过的还是俘虏生活，不过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很担心苏联把自己送回国，因为他认为自己回国一定会被处死。
在苏联期间，他上书斯大林，请求永久生活在苏联。斯大林没有答应，溥仪在苏联期间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
远东军事法庭成立之后，他到东京去作证，溥仪的证词对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有很大的作用。1950年，前苏联将溥仪引渡回国，一路上溥仪吓得半死，他觉得这一回去必死无疑。
溥仪万万没有想到，接待他的共产党人态度非常亲切和蔼，溥仪听到对方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国了，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后来溥仪进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呆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里，溥仪脱胎换骨，最终蜕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公民。在监狱中，溥仪发现没有人当自己是皇帝，甚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