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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这段日子咸丰确实是非常卖力的，很想有些作为，后来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跟他的祖父嘉庆、父亲道光一样，顺其自然吧！反正我是皇帝，活着得好好享乐才算便宜，为了国家励精图治，反而不讨好，太亏了。
一帮不争气的督抚
咸丰是清朝罢免督抚最多的一个皇帝，很多督抚往往是上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了下来。不是咸丰心理变态，确实是当时形势特别严峻，洪秀全一闹，整个中国都不安分。咸丰急切地希望将叛乱之火扑灭，所以频繁提拔一些督抚，这些督抚往往让他失望，只好“落马”了。
咸丰登基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就发来一份奏报，说自己成功地镇压了一批造反的逆贼。这些“逆贼”并不是洪秀全的人马，而是湖南新宁县遭遇水灾的农民，一些没饭吃的农民起来造反，最后发展到五千人。咸丰让湖广总督裕泰亲自剿匪，没想到裕泰非常无能，不但镇压不了，反而损失不少士卒。
咸丰一生气，下令将湖南提督英俊和湖南巡抚冯德馨革职，让向荣和骆秉章接替他们。咸丰这么做是想给裕泰一次机会，裕泰终于珍惜了这次机会，配合郑祖琛、向荣、骆秉章等人剿灭了叛乱。咸丰给他们分别加了一些头衔，大家高兴之余万万没有想到好戏还在后头。
广西会党发展得非常快，尤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为最。不久，有人参奏广西提督闵正凤毫无治军之才，整天只知道喝酒应酬。随着广西形势的恶化，咸丰一怒之下，将闵正凤革职，发配边疆，巡抚郑祖琛革职回家。
其后，咸丰将镇压起义的重任交给李星沅和周天爵，任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向荣为广西提督。可惜这三人合不来，李星沅主动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准备回家养病，不想中途病死。周天爵办事不力，免去广西巡抚之职，即刻回京，重新任命邹鸣鹤为广西巡抚。
后来，拜上帝会一发不可收十，咸丰任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剿匪事务。赛尚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有扑灭太平军，反而让其突围。咸丰很生气，但不忍罢免赛尚阿，便让巡抚邹鸣鹤背了黑锅，由劳崇光接替广西巡抚。
到后来呢，形势更加恶化，赛尚阿自己也扛不住了，咸丰再也受不了，将赛尚阿革职下狱。赛尚阿走后，咸丰让徐广缙接替他，咸丰指望这个曾经的牛人能够挽回败局。没想到，今非昔比，今天的徐广缙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徐广缙了。他做事拖拖拉拉，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边打得昏天黑地，他还一路慢悠悠地游山玩水。
咸丰三年，太平军围困长沙，攻陷岳州，咸丰逼急了，下令将徐广缙革职查办，定罪为斩监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太平军又势如勐虎，没多久，咸丰又重新启用赛尚阿和徐广缙。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被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不久，云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南巡抚，后又署理湖广总督。太平军北伐时，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阻止北伐军，骆秉章再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势如燎原之时，湖北巡抚龚裕为了避难，称病请辞。咸丰刚开始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如果答应了他，那以后遇到困难，所有督抚都辞职，大清不就完蛋了，遂把龚裕从重治罪，发配到新疆。
常大淳接任湖北巡抚，不幸的是没多久就被太平军击毙，看来龚裕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发配总比死了好。接着，崇纶接任湖北巡抚。
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周天爵和李嘉瑞先后接任安徽巡抚。后来，李嘉瑞被革职，江忠源替代他。当年十月，江忠源在庐州战死，福济成接任安徽巡抚。
太平军拿下武昌后，陆建瀛担任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陆建瀛是个软货，还没开战先自逃跑。江宁（南京）将军祥厚接替他。南京城攻破后，祥厚殉国。
在咸丰朝，最幸运的是朝中大臣，坐在朝堂之上，指手画脚，而且还酒足饭饱没有生命危险。督抚们却是提着脑袋干活，不是被太平军杀掉，就是被咸丰革职查办。这是由形势决定的，在雍正朝做朝臣远不如督抚划算，督抚是地方上的大头，权力很大，说一不二，雍正极为仰仗这些督抚；在朝中做官反而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得罪了雍正，吃不了兜着走。
财政红得刺眼
嘉庆上台之后，就感觉到财政的压力。到了道光更是如此，好歹道光节衣缩食，渡过了重重难关。到了咸丰朝，清廷的财政已经亮起了红灯。
鸦片战争后，中国流失白银三亿多两，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道光三十年，全国欠政府的税银有八百六十多万两。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农民起义肯定是要镇压的，但咸丰拿不出这个钱啊，怎么办？从各省的蕃库里抽。但这么做是会引起连锁效应的，地方缺少银两，自然会导致货币紧缺，对各省的经济发展不利，经济发展不好，上缴的税收就少。税收一少，镇压就更难，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半瘫痪状态，总之是一头乱麻。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货币紧缺，咸丰想到发行纸币，这事就是由肃顺来办的，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根治财政问题，但也只能先治好眼前病再说。
咸丰和大臣们想到了很多增加收入的办法，比如鼓励大家捐监，在国内外借债，增加税收，削减官员薪水，减少支出等。这些做法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有些做法会直接导致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就拿捐监来说，在咸丰朝已经大大贬值了。捐监的本质是清廷出售“国子监监生”这个职务，百姓花钱买。人都不是傻子，大清的股票在不断下跌，没有人愿意按原来那个价格购买了。所以咸丰不断地打折，低价卖出。
当时没有国债的说法，但咸丰向国内百姓借债本质上就是发行国债，全国都有一些富人，要向富人借钱，都给他们发一些凭证，这些凭证就是国债的前身。清廷强制性地给一些富人发票印，承诺按期归还。政府伸手要钱，没人敢不借，不借就会受到迫害。除此之外，清廷还向国外的商人借债，然后给他们一些利益。
加重税收后，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加上这些年天灾不断，所以我们很能理解太平天国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真正解决财政危机的还是厘金制度。厘金说白了就是对商人强制征税，官兵们守住陆路关卡和水陆要冲，对来往的货物按价值征税，用我们通俗的话说这就是买路钱，在当时又称为行厘。还有一种是对开店的商人征税，这种称为坐厘。
抽厘来钱确实非常快，但无疑也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商业税重了，商品的价格会更高。但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朝廷拿不出军饷，只好让各省自行解决，所以中央政府允许各省抽厘，抽到的钱不用上交，怎么花由地方自己决断。各省抽的厘金没有统一标准，有的抽百分之二十，有的抽百分之五，根据各自的需要吧！
必须说明的是，抽厘是杀鸡取卵的政策，但如果没有这些厘金，清廷真的很有可能完蛋。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曾经有亡国的预感，对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了这样的话：“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现在贼已渡河，明末的悲剧只怕会重演，如果不幸真的发生，朕就是大清的崇祯了。”
不靠外国人
国内一片燎原之时，不少督抚想请求英国人和法国人帮忙，打算借外国的刀杀中国的“贼”。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王有龄主动跟外国人联系，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把洋枪洋炮对准中国起义的农民。
英法联军都是唯利是图的强盗，有生意做，他们当然不会拒绝。现在关键是咸丰的态度，咸丰多少有些骨气，他觉得这种想法荒谬无比，列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就是再难再穷也不能向他们低头乞怜。
上海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纷纷抱怨你咸丰不来救我们，又不允许外国人帮我们，看来我们只能自救了。他们凑钱请了一批洋人雇佣军为他们打仗，造成既成事实后，他们希望咸丰能够批准，从而将雇佣外国军队合法化。
咸丰非常生气，批复说：“如果向外国借兵，只会让他们更加轻视我们，后患无穷。”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两天，法国公使葛罗向恭亲王奕主动提出愿意为大清剿匪。奕大为欢喜，他是极力主张借洋人的枪灭掉长毛的。咸丰此时也有所动摇，下诏各省督抚讨论。
主张借刀杀人的主要是江南的一些官员，这可能跟江南遭受的破坏最大有关。反对派以漕运总督袁甲三为代表，袁甲三是河南人，袁世凯的叔公，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荣辱观很强。第三种是模棱两可的中立派，以曾国藩为代表，曾国藩可能是怕洋人抢走了自己的功劳，如果自己被太平军干趴下了，那时候他肯定是赞同借刀杀人的。
最后，咸丰接受了袁甲三的意见，公开表扬袁甲三深谋远虑，说就算洋鬼子剿灭了长毛，以后也会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就像他们在印度干的那样。
总之，综合各种考虑，咸丰拒绝了外国人的“援助”。
咸丰这么做让列强很没面子，列强既然是列强，难免就霸道些，热脸贴冷屁股让他们有些恼火。感情受伤是次要的，利益没得到才是无法忍受的。
误事宠臣叶名琛
一个太平天国足以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时候如果洋人能够厚道一点，情况或许不会糟糕到这个地步。咸丰万万没有料到列强会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很无辜：我什么时候招惹你们了？
这事如果真要怪的话，就怪咸丰的宠臣叶名琛。
论年龄，叶名琛可以当咸丰的老爸，大他二十二岁。叶名琛一生非常顺利，二十六岁考中进士，之后做官一路飙升。叶名琛这人既有实干才能，又会文章之术，还懂理学。这样一个人，升官想慢一点只怕都难。
道光赏识叶名琛，咸丰就更加赏识他了。当年英国人要进入广州，就是叶名琛和徐广缙死扛着，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点，咸丰牢记在心里。徐广缙被派去征剿太平军后，叶名琛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也确实是实至名归，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平定了广州的凌十八起义，粉碎了凌十八和洪秀全会师的计划。
叶名琛对外能让英国人服帖，对内又能干净利落地消灭流寇，在咸丰眼里，他简直是个全才。
不久，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人数发展到十万，叛军一路攻城略地，包围了广州。叶名琛手中可用的兵只有一万人，处境是很艰难的，但叶名琛并没有开口向咸丰求救，甚至都不伸手要钱，居然自己摆平这些人，把他们赶出广州。
在叶名琛的治理下，广州的战火终于熄灭。你说咸丰能不高兴吗？广州人向来喜欢闹事，全国各地都乱了，这里还不乱，全国各地都伸手要钱，唯独叶名琛好像从不缺钱花一样。叶名琛，你是好样的，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国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咸丰接连加封叶名琛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把广州的事情放心地交给他，自己不闻不问。叶名琛呢，不仅把广州治理得秩序井然，还不断地支持湘军，为湘军采购军火。
在清朝，两广总督相当于外交大臣，叶名琛负有双重使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是最难处理的。
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外交这块。
1854年4月25日，英国公使包令要求会见叶名琛，谈论修约的事。所谓修约就是英国单方面提出霸王条款。叶名琛虽然骨头很硬，但是他不懂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的外交策略非常简单，就是避免跟外国人接触，对于外国人的要求尽量用温和的语言拒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包令想进入总督衙门跟他谈判，叶名琛自知拒绝不了，表示不可以在衙门里，只能在城外的酒楼里谈。包令很恼火，坚持要在衙门里谈。
包令看这事没有结果，加上他了解叶名琛这个人是个一根筋的顽固派，决定直接到上海或是天津，跟清廷的其他官员交涉。
叶名琛给咸丰上了一封奏折，大意是说这些洋人就喜欢瞎折腾，皇上您不用担心，这事我能搞定。
咸丰对叶名琛非常放心，认为他一定能驾驭自如，自己都不用给他什么指示。
包令到上海后，跟江苏官员讨论修约的事，咸丰知道后，命令江苏官员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叶名琛。这下，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的公使急了，他们在香港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跟叶名琛谈的话，绝对谈不拢，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三国公使一起北上，当面跟咸丰谈。
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一看这架势，很担心，加上三国公使派人前往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很有可能跟太平天国勾结。吉尔杭阿建议咸丰派出钦差大臣会同叶名琛一起跟外国公使谈判，意思很明显，担心叶名琛搞砸，想削弱他外交的权力。咸丰接到这个奏折后，不喜反怒，大骂吉尔杭阿一派胡言。由此可见，他对叶名琛的重视和信任。
三国公使给咸丰递交了一份密密麻麻的修约，咸丰不懂对外事务，让他们跟叶名琛谈。
三国公使白忙活了一阵，只好南下回到香港，他们都是识时务的人，谁也没有去找叶名琛。此时，英法两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没时间找中国麻烦。美国人更聪明了，他们看清军和太平军打得你死我活，到底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所以主张多观望一段时间，等他们分出了胜负再找人去谈判。
后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叶名琛的预料。
12月7日，天地会的红兵围攻广州，叶名琛急了，忽然想起了英国人包令，希望他能出兵帮忙剿匪。包令也狡猾，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战，英国不愿参与其中，如果非要英国人帮忙的话，最好是在总督衙门好好谈谈。包令觉得这次一定可以入城，便派军舰进入珠江，停泊在广州城外。
叶名琛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仍然坚持拒绝英军入城，也不同意在总督衙门谈判。两方都僵持住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城的危情缓解。包令也识趣离开。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到期，美国会同英法再次提出修约，叶名琛又拒绝了，美国公使又提议北上，包令说，省点力气，回去吧。
美国公使死脑筋，仍然坚持北上，结果还真有些斩获。太平军先后拔掉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忽然有种来日无多的感觉，让叶名琛变通一下，勉强答应他们一两条。叶名琛自认为非常了解洋人，说这样只会激起他们的贪欲，绝对不可以有半分退让。咸丰没办法，只好表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此时，包令正向英国政府申请调集军舰，包令对国会说，不动用武力，修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叶名琛毫无感觉，仍然沉浸在挫辱包令的快感中。咸丰此时也乐得纵情享乐，现在天下还是爱新觉罗的，赶紧抓紧时间喝酒玩女人，再晚了恐怕要喝西北风。
第八章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在宫中不停地发脾气，首先他把气撒到耆英的头上，痛骂耆英一顿后，让各部门给耆英议罪。恭亲王奕主张将耆英定位绞监候，肃顺则主张立即正法。考虑几天后，咸丰决定让耆英自尽，耆英一死，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