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政策的阴谋，热情歌颂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1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6 期。
2 《傅汝霖等九教授的公开信》，载1938 年3 月16日武汉《大公报》。
3 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载《火花》第3 期。
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是，”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陈独秀、罗汉等人还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合作抗日的建议“。2 只是因为那时党内王明”左“倾路线正在横行，未予理睬。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
对此，陈独秀从来直言不讳。在法庭上，在回答法官的“何以打击国民政府”时，陈独秀就曾公开宣称：那是因为“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当时律师章士刘为陈辩护说，陈并不反对国民政府，陈独秀当即起立声明：“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3 明确表自了自己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正因如此，国民党法庭才判了陈独秀十三年的有期徒刑。
陈独秀即使在服刑期间，也未曾忘记对日斗争。他曾于一九三四年赋诗曰：“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4 意思是自己老而未衰，梦里还看到自己驰骋在东北冰天雪地的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出狱后，无论作讲演，还是写文章，都主张抗日，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到临终还瞩望抗日事业“取得最后胜利”。5综上所述，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所谓“证据”，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而用一些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的手法捏造出来的。然而康生还在他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中，一再强调这些捏造的东西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铁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事实”两字在他那里只不过是“谎言”
的别名。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曾为我党的创建和宣传有过很大功劳，但也犯过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过巨大损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如何评价，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历史材料来看，陈独秀确实参加过托派组织，而且在他出狱后也确实没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再和托派搞在一起，并且拒绝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拉拢；尽管他在理论上、路线上与我们党有分歧，但还不是充当日本间谍的汉奸，也不是主张投降的分子。然而康1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载《热潮》第4 期，《谈谈越轨行动》，载《热潮》第5期。
2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 年4月24、25 日。
3 《陈独秀案开审记》。1933年4月14 日—26日。
4 《金粉泪五十六首》，作于1934 年，上海“一大”纪念馆藏。
5 《钟复光谈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
生却不顾这些区别，也不看十年内战时期反蒋，抗日战争时期反日的鲜明立场，硬将陈独秀诬陷为“匪帮”、“拿津贴”的“汉奸”。
那末，康生究竟为什么一到延安就演出这场诬陷丑剧呢？这当然有其深刻的背景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康回国之前，我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
陈独秀就是在国共合作实现时，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的形势中，被营救出来的。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就曾派亲信朱家骅拉过他，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作诱饵。“陈独秀不为所动，坚决表示不干”，1 从而引起我党的注视。在接触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明确指出陈独秀、罗汉这一派人是“赞成抗日的”，2 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3 周恩来同志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4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二十四期的“时评”中，还以尊敬和期望的口吻“希望”陈独秀“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所以，当罗汉为陈独秀活动到延安时，党中央特地为此作出了要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已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等“三项条件”的决定，5并对不愿恢复党籍的托派，提出了可取“党外合作的办法”。6所有这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之中，王明、康生由苏联回到延安。他们得知了这一情况，急急忙忙，首先由王明出面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坚决反对，说什么：“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当即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类”：“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还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7 ——就这样，非但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大门被关上了，而且还被诬陷为每月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抛出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1 《黄理文谈陈独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2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 年4月24、25 日。
3 同上。
4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给《新华日报》的信，载《新华日报》1938 年 3月20 日。
5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给《新华日报》的信，载《新华日报》1938 年3月20 日。
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第1331 页。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331页
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以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相配合。在这篇长文中，康生按照王明的调子提出了陈独秀的所谓“汉奸”的“证据”，并且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攻击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既然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把陈独秀从狱中营救出来，并要把他们接到延安来的党中央，又当何罪？很明显，王明、康生一口到延安就急急忙忙地制造这一假案，其矛头所向就是想乘当时苏联在国内审判“右派和托派同盟”大叛国案的狂风，攻击我党团结陈独秀等人一致抗日的政策。
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侵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汽，团结自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于康生在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
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的、具有重大影
响的人物，打成“汉奸”，这不能不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费解和不满，从而对我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我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只是由于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才防止了事态的发展。但是，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却成了悬案，团结陈独秀一致抗日的愿望却成了泡影，党团陈独秀问题所蒙受的损失，却一直未能挽回。这就是康生回到延安头一年所犯下的永远抹不掉的罪过。
第十章辨风转向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也是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日本侵略者鲸吞整个中国之势正猛，日军占领了我东北、华北之后，并未止步，仍然以全力向内地扩张，也从沿海向西进犯。上海、南京早已失守。沿长江大埠，包括九江武汉也不能保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向敌人后方挺进，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了抗日救亡的唯一希望，大批青年涌向延安，大批爱国人士转向共产党。
速亡论是日本人和汉奸的论调，速胜论则是侥幸者的心理。抗日战争一年多的事实驳斥了这两种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持久战，则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在这种形势下，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被许多人识破了。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远远超过了王明。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接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日到延安的康生，紧跟了一段王明之后，感到延安的政治气候同莫斯科是迥然不同的，王明的领袖地位已经不保了，于是就赶紧刹车，辨风转向。
通过辨风，康生认识到，王明靠的大山是共产国际，现在这个大山靠不住了。他发现，在延安真正的靠山是中国人民，而王明毫无群众基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同志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已深入广大人民心里。他还亲眼看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了王明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鉴于这一切新的政治变动，康生深深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顺风转舵，变拥护王明为拥护毛泽东同志。
长期紧跟王明的康生，假若真的明辨是非，知晓对错，决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投向真理，这是应当欢迎的，也是正确的。不仅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在内，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不教而诛，是同我们党的原则不相容的。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党对康生的转变，确实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做了更多的争取工作。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分配去武汉作了长江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
留在中央作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就是一个证明。然而康生却怀着另外的目的，利用中央给他的职权，重操他熟练的故技，投机钻营起来。
且看康生是怎样故态复萌，搞投机钻营的吧！
第一，同江青互相利用，包藏祸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只是吃了特务的耳光，就被吓破了胆。为了取得特务头头的欢心，她在监狱的优待室里，陪特务吃喝，并为其演唱。最后填写了“自首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明“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江青出狱时，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特务留作纪念。
江青叛变后的演出，得到了蒋帮的喝彩。她演出的《狼山喋血记》，就曾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五十寿辰”，蒋党大搞“庆寿”活动。他们以加强“国防”为名，向外国购买八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其实，这批飞机决不是为了抗日。蒋介石说得非常清楚：“匪未肃清绝不言抗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去”，日寇的飞机向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来”。
蒋介石的这批飞机就是为了增加“剿共”的军事力量。当时江青积极地参加了“献机祝寿”的活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粉墨登场，演出了独幕剧《求婚》。特务崔万秋在《大晚报》上，对江青的“效忠”一再宣扬，又是组织专访，又是发表消息和剧评，特别刊登了江青的剧照，说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她的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
以情报专家自居的康生，对于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可是，由于他们两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因此，对各自的阴私和丑恶，是心照不宣的。至于他们如何暗使机关，彼此都是心中有数的。江青有求于康生的包庇，康生则认为江青奇货可居，向何处投放，就象交易所老板手中的揭码，要认真掂量。为了自己投机的需要，只好隐恶扬美，避丑说美。经过康生的精心安排，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第二，制造冤案，以标榜自己“立场坚定”。
康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的。当时正处在武汉失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其主力改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加紧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驻地。同时，还加紧派遣特务、汉奸，
渗入我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就显得特别重要。假若康生不负中央所任，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准确地打击敌人，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然而康生却歹心大作，认为这是显示自己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为此，他滥用职权，放肆地制造冤案。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手制造的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三大案件，即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就是他的重大“业绩”。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陷钱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察。不久，下令将其逮捕。在关押期间，康生
组织了由中央社会部、保卫处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参加的所谓“审讯示众会”。康生亲自到会审问，最后亲自定性为“叛徒”、“特务”，将钱关押七年之久。
王尊伋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奔延安。康生毫无根据地怀疑她是汉奸叔父王克敏派到延安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的黑窑里，大搞逼供信。先是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搞得她两腿粗肿，头晕目眩。并威吓说，再不承认就拿两条大蛇来放在窑洞里。当时，王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经不住这种恐吓，就根据小说《双城记》上所说打毛衣记人名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