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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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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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也是一个有见地的人物。当初孟昶用王昭远、韩保正等分掌机要,总内外兵柄时,李氏就对孟昶说:“吾曾见唐庄宗跨河与后梁军战,又见你爸在并州(太原)与契丹周旋,后来入蜀定两川,当时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所有士卒都很敬畏服气。你现在任命的这些人,如王昭远之辈,出于微贱并无战功,不过跟从你在一起读书,给事左右而已;韩保正等,虽是世禄之子,但素不知兵,一旦有战乱,他们有何智略捍御来敌?”

但这些话孟昶都没有听进去。

李氏又说:“高彦俦是尔父故人,秉心忠实,多所历练。此人可委以重任。”

孟昶也没有听。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昭远、韩保正等,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而高彦俦则是少数死难的后蜀忠臣。

孟知祥太太李氏不简单。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美人。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孟昶夏天的时候,用水调和龙脑香的香末,涂抹在白色的扇子上,用来挥动凉风。一天夜里,与花蕊夫人在园中登楼望月,不注意将扇子掉到园子外面,被外人拾走。以后,外界就有人效法这种做法,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徐匡璋的女人被孟昶娶走,拜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思是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的轻盈,应该像花蕊那般轻盈。又升格号为“慧妃”,因为她性情慧黠符合这个号。宋师攻下蜀国,太祖赵匡胤听说她的芳名,命人特别护送到京。途中,花蕊夫人还作词自况道,云云。

以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三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

第二位: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合到了一块。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没有说,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在太祖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陶谷本来姓唐,避讳石敬瑭的名讳,连自家姓名都改了,姓陶。后来在大宋时,看见魏仁浦居于中书为宰辅,就讨好魏仁浦,说自己的家族实在是出于魏氏,于是将魏仁浦当作“舅氏”族人恭维,史称“每见,辄望尘下拜”,每一次见到都要当街下拜。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词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祠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

老赵知后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

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后来出使吴越国,国王钱俶宴请他,请他吃螃蟹,从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到小如指甲的蟛蜞蟹,摆了一案十多种。陶谷讽刺吴越国的衰落,就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于是让人再进葫芦羹,对陶谷说:“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陶谷当初“年年依样画葫芦”的故实,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了。这算是吴越王对陶谷的一个“雅戏”。事见《十国春秋》。《国老谈苑》也记此事,文字略异。陶谷被人奚落,对老赵有一肚子气,可以想见。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俩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负,曾经对人自吹道:“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耳!”貂蝉冠,是装饰豪华的大礼冠冕,有爵位的官员,如公、侯、伯,及驸马等穿朝服、祭服时佩戴。陶谷想说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够得到大用。此论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录一事,颇刻薄,但可以考见陶谷为人的失败。据邵氏记载,陶谷坟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人见时,墓已洞开,空无一物。问之,寺僧说:“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多次掩埋,多次毁坏,不知道什么原因。著名文豪、画家张舜民看到破败的陶谷墓说:“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陶谷为人轻薄而居心险恶,曾经指着自己的脑袋,认为一定可以戴上宰辅的貂蝉冠,但现在,连骷髅都没有了。可见时论对陶谷有多么轻鄙。

此人无处不有机心。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就一直没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轻险”“狡狯”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现。很早以前,他碌碌无名,投靠后晋宰相李崧,李崧见他文章写得好,就推荐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又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阳,再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这种进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后晋被契丹颠覆,后汉驱逐了契丹,李崧势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当时是后汉的秘书郎,来看望他。李崧问他:“近来朝廷对我有何议论?”李昉说:“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广众中玩命地诋毁叔父。”李崧叹道:“陶谷当初不过一个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提拔他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最后李崧被后汉所杀。陶谷还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为公事来见陶谷,陶谷竟然问李昉:“你认识侍中李崧先生吗?”李昉郑重回答:“侍中是我的远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惭道:“李氏被杀,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听到这里,吓得汗都出来了。

李崧也不是贤才,后晋覆亡,他有责任,但他毕竟是陶谷的恩师。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没有不厌恶他的。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

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狡猾而诡计多端)。宋人王君玉《国老谈苑》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甚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十四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国亡诗》是真不错,但现代人读起来可能感觉韵脚别扭,要知道此诗押的是宋代“平水韵”,属于“上平声”的“四支”部。“知”读如“机”;“儿”读如“泥”。如此,则朗朗上口。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昶之后七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

《国亡诗》写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种荒诞的记录。

据孟昶之后百年的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和兄弟赵匡义在后苑宴射,老赵举起“巨觥”让光义喝酒,光义不喝,老赵还是要他喝。光义四顾庭下说:“要金城夫人亲自折一枝花来,我就喝。”于是老赵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赵光义借机“引弓”将金城夫人射杀。尔后,“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据说赵匡胤“饮射如故”。

金城夫人据说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杀花蕊夫人,按另一个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赵光义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所以将其射杀。

这故实有三处破绽:

一、不符合赵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逻辑。老赵一生不妄杀一人,怎么会在心爱的美人被人射杀后“饮射如故”?

二、赵光义虽然是老赵亲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么就敢“引弓”射杀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

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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