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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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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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柴皇后一见倾心


郭威称帝两年后,患有风痹,食饮不便,走路困难,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当初在邺都时,他特别喜爱一个名叫曹翰的小吏,感到他才干不一般,就让他在柴荣手下做事。柴荣镇守澶州时,让曹翰做牙将。郭威称帝,以柴荣为晋王,几年后,以柴荣为开封尹,处理京师军政事宜。柴荣还没有召唤曹翰,不料曹翰却从澶州不请而至。柴荣很奇怪,曹翰对他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嗣,现在主上生病。大王应该亲自进入禁内侍奉医药,照顾主上啊!怎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处理事情呢!”

柴荣是明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翰这番话的玄机——

军国政令出自郭威,万一有不讳,越是靠近郭威越是占得先机。此外,能够入禁内侍奉医药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至少还有主上的外甥李重进、主上的女婿张永德。这二人战功都比他这位主上的内侄、养子要大,军中影响也比他大,人望更比他高。万一有不讳,万事不可卜啊……

柴荣当晚就入住禁中,亲自侍奉养父。他的姑姑也即郭威的太太柴皇后也侍奉在旁。

说来这位柴皇后也是人物。

她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人,世家豪门。郭威“微时”,在洛阳就听说过这位柴女士,娶了她。但是据《东都事略》说,是柴女士首先选择了郭威。说柴女士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死后,明宗嗣位,将庄宗的后宫女子大多放回原籍。柴女士也在被遣返之中。

她从洛阳来到黄河边时,父母来接她。正赶上大风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

这时,有一男子汉走过她的房门,只见这位汉子衣衫褴褛,几乎不能遮蔽自己。柴女士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啊?”

旅馆的主人说:“此人乃是马步军使郭雀儿也。”原来就是个小官,马步军中的连排长。

但柴女士对他是一见倾心,史料中的说法是“后异其人”(柴皇后对这个人很惊异),于是要嫁给他。而且马上就要嫁!她告诉了父母。

父母悲愤道:“你过去好歹也是皇帝身边的人,回家后得嫁个节度使才门当户对,奈何要嫁这个人!”

柴女士道:“这是一个贵人啊!不可失掉他啊!我囊中有宫中所得的钱财,给你们二老留一半,我要那一半。”

父母最后知道改变不了她,结果就在旅馆里成了婚。

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郭威也。柴女士剩下的那一半钱财也不是个小数目,用来资助郭威,郭威于是在汉高祖刘知远那里成为开国功臣。

郭威年轻时,好饮酒赌博,任侠,不拘细行,柴皇后对他规劝很多,史称郭威“每有内助之力焉”。柴荣小的时候就在姑姑身边,很聪明很忠厚也很谨慎,柴皇后特别疼爱他。

郭威对柴皇后有感恩之心,因此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荣。

到了郭威病重的时候,下诏:诸司细小的事情都不必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由郭威直接宣布“可”或“否”而告示中外执行。

赵匡胤老爸赵弘殷,此时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在与太祖郭威从征淮南慕容彦超时,有功。

柴荣为开封尹时,赵匡胤转开封府马直军使——首都卫戍部队骑兵指挥官,相当于今日京畿军区坦克部队总司令。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死于滋德殿,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二十一日晋王郭荣即皇帝位。郭荣不久恢复原姓,更名柴荣。

郭威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这一年,柴荣三十三岁,赵匡胤二十六岁。





一部兵书打天下


郭威生命短暂,但他在后期建构的后周帝国,确是五代时期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个帝国。他有一些德政,可以看出乱世中文明的曙光。

郭威很早就是孤儿,年轻时,有神采,大高个,做事往往与众不同,爱好兵勇之事,从来不想着老实本分种地养家。投在潞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麾下,因为好勇斗气,有一把子力气,为主帅所喜爱,因此他即使有过错,甚至犯禁,主帅也多能涵容过去。

有一次在城里逛,听说市民们很害怕一个壮健的屠夫,他就借着酒劲去找屠夫买肉,交易过程中,稍稍有点不如意,就厉声叱责这个屠夫,屠夫大怒,露出肚皮拍着说:“你敢刺我吗?”

郭威拿起一把剔骨刀,直接就捅进这厮肚子里去了。

出了人命,闹到府里。节度使大帅放个破绽,让郭威溜了。

郭威很聪明,喜欢操弄笔墨,在军旅之中,经常能够阅读一些公文,对军政事务,常常要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般人都佩服他的敏锐。有一个同僚叫李琼,有一次跟郭威等十个人在一起聚会饮酒,李琼认真地端详郭威,认为这位大兵不是凡人,于是跟这些人结为兄弟,他举酒,对同僚们说:“我们十个兄弟,有龙有蛇,他日富贵,谁也别忘了谁!如果违背这句话,天神会降下惩罚!”

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

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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