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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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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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弭兵”。李煜于是再次召他为给事中,与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一同出使京师。

冬十月的一天,金陵城中通报宋师,说要派遣徐铉等人出使大朝,请开围放行。曹彬派遣了兵卫护送徐铉和周惟简赴阙。

徐铉乃是江南才子、一代名臣,有口才。当年的冯延鲁等人都对他的口才心存敬畏。这一次,徐铉也有抱负。想当年,冯延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太祖赵匡胤没有在平定扬州李重进后直接南下江陵;这一次,他也希望能说动老赵解围北还。如此,就是大功一件。何况,江南乃是徐铉桑梓之地,李璟李煜两朝待他不薄,知恩图报,他也有真诚效力的准备。甚至,对可能的不测,他也早就置之度外。史称徐铉“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他准备了大段说辞,对这一趟艰难的苦差很自信。

汴梁这边也早就知道徐铉才气,于是有大臣很担心,预先对老赵说徐铉如何了得,如何博学,如何有才辩,应该有所准备。

老赵听后笑道:“你们不必多想了。这些事不是你们能知道的。”

等徐铉来到宫前,立于庭上,果然就仰着脑袋宣言道:“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老赵很从容地召他升殿,让他把话说完。

徐铉道:“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大意如此,说了一堆。

老赵待他说完,问道:“你既然说是父子,父子为两家人,两处吃饭,可以吗?嗯?”

徐铉没有料到会有此问,一时语塞,不能答对。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论及太祖此语,甚为欣赏。他说:

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予读周世宗《征淮南诏》,怪其区区攈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者之过欤?

我赞同欧阳修这个意见。“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乃是吾土“分久必合”的大势。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历史有机性”。老赵平生不喜欢作伪,一言既出,已经判定“江南无罪”。但“无罪”在“一统”之前,必须让位,此中大义,与最大可能争取族群之生存空间有关,故权力之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武力征服。当年柴荣讨伐南唐,下《征淮南诏》,数落南唐种种“罪恶”,包括招降纳叛、勾结契丹等等,看上去义正词严,但还是不及老赵更为恢廓真诚。当着族群命运有可能趋向“一统”之际,割据,就是“有罪”。但老赵无暇多论,但以“一家人不吃两家饭”俗俚之语解之,反而收到“棒喝”之功。这也是化解夹缠不清之大匠法门,允为老赵一赞。

欧阳修语译成白话,韵味会消减,大略为:

呜呼,说得真是大气啊!他的话说得多么简练!王者的兴起,天下是一定要归于一统的。可以招徕归附的,就招徕他们;不能招徕归附的,就讨伐他们;僭位窃取帝王称号的,定当扫荡一平而后作罢。我读周世宗的《征淮南诏》,怪他区区计较南唐以前的事,务要比较是非曲直作为托辞借口,气量多么狭小!但周世宗的英武有足可值得人赞赏的地方,也许是替他写诏书人的过错吧?

传说徐铉不死心,向老赵开讲李煜的才艺,说李煜的《秋月》诗如何如何美妙(可惜此诗今已不传)。老赵听后大笑道:“这个《秋月》不过是寒士诗,我是不作这种诗的。”徐铉不服气。说你不作这种诗,有能耐也作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试试,看看可比俺家主人更棒。老赵笑笑道:

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罢大惊。他从这两句诗里听出了“一代英主”的襟怀,不得不拜服。老赵解释说,这不过是年轻时在各地流浪,醉卧田间,偶然所作。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评这两句诗说:“大哉言乎,拨乱反正之心见于此诗矣!”但明胡应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两句诗实是“俚语偶中律耳,弹压徐鼎臣(铉),自是贵势,非以诗也”。(《诗薮》)二人所见不同,我是欣赏这两句诗的,感到就纯粹审美而言,也很壮丽,应该属于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评论的“雄浑”风格——“雄浑”在司空图那里居诗品第一。

又据《庚溪诗话》说,老赵微时,曾有客作《咏初日》诗,“语虽工而意浅陋”,老赵不喜欢,客人就请老赵来作。老赵应声曰: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按《庚溪诗话》的说法,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极,僭窃之国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规模宏远矣”。

老赵虽然没有答应“缓兵”,但是对待徐铉等人与没有发兵之前一样,礼数周到,温文尔雅,很友好地将他们送回金陵。

这一年,大宋攻取润州,更名为镇江军。这应该是江苏镇江得名的由来。





捌 李煜之死


老赵一句“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令多少史家学者为之赞叹!他还曾屡次下诏给大将曹彬,即使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但天命在兹,历史的神秘余数引导着大宋的将军与士兵,南唐的终结已是冥冥注定。后主的亡国之痛,也因他富有才情的词句而凝结为凄美的永恒。





历史的神秘余数


赵匡胤送走了徐铉等人,金陵之围又开始了攻城的准备。

李煜知道徐铉等人请“缓兵”无效,只好继续招募民兵,同时下令南都太守柴克贞速去接管湖州,又邀朱令赟宁肯弃湖口,也要速来救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民兵。

南唐的“民兵制度”别有特色。

当初,先主李昪时,曾经有过“量田”,就是农田户口的调查,以此来规定庶民的赋税和杂役。当初规定:缴纳赋税达到两缗以上者,家出一卒,这些民兵组织起来有个番号,就叫“义师”。此规定意味着缴纳赋税达不到两缗者,不用服兵役。故能够服兵役的,应该是境况较优的人家。如果两缗以上人家又有分家,分出的家庭又达到两缗,则再出一卒,番号为“新生拟军”。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也出一卒,番号为“新拟军”。又有三丁抽一卒的民兵,番号为“国军”,后改为“扳山军”。地方杂牌军,统由“物力户”也即有钱的大户人家为“将校”,负责日常管理。

中主李璟时代,曾鼓励郡民端午节划舟竞渡,官方给竞赛奖金,让各郡两两比赛,最后决出冠军和最后一名。优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这些人全部登记其名。到了后主李煜时代,这些“打标”的人物,全部调来成为民兵,番号为“凌波军”。

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

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

到达皖口(今属安徽安庆)时,宋师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开始聚兵打援。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西面援军,要曹彬放心围城。刘遇乃是后周郭威时期善战的老将。他与朱部一时遇合,难分胜负。朱令赟早有准备,看好风向,令士卒放起火来,直烧刘遇大军。刘遇不敌,正打算退守,不料忽然变了风向,南风转北风,大火反而向朱师烧去。朱师不战自溃。朱令赟全然没有料到风向会变!除了天意,他无法解释。这一场败仗意味着南唐期盼的援军再也不可能到达金陵城下。朱令赟一时陷入绝望,不禁万念皆灰。当大火烧到旗舰时,他在惶恐中镇定地走向了船头大火。刘遇反败为胜,生擒湖口战将多人,斩杀无数,缴获兵仗数以万计。史称“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刘遇,性格淳朴、谨慎,待士有礼,善骑射,宋太宗赵光义时,镇守滑州。有一天早上起来,正对客人说话,忽然感到脚下的旧疮疼痛。门下医生对他说:“这是有火毒。火毒不去,故痛不止。”刘遇当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过了十多天,脚疮痊愈。也是奇人一个。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徐铉等人回到金陵后,李煜想想不成,再一次派遣他们出使汴梁,务乞宋兵“缓师”。按规定,南唐来使,大宋要有人去接待,迎接、陪伴、送客。但宋廷皆知徐铉口才了得,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以免遭到羞辱。有人告诉宰相,宰相也找不到合适人才,就来请示老赵。老赵让人将宦官中不识字的十个人报上来,然后用笔点了其中一人说:“此人可。”

廷臣都很惊愕,负责接待的侍者都不知道老赵啥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这个不识字的宦官前往接待。

一路上,宴请、陪坐、同行,徐铉是词锋如云,高谈阔论,旁观者听了都“骇愕”,就等着这个不识字的宦官答对。不料,这位宦官啥也答不上,史称“徒唯唯”而已,就是哼啊哈的,答应着而已。徐铉也不测此人深浅,跟此人聊了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最后的结果是“倦而默矣”,累坏了,懒得说话了。

公元975年的冬天,距离上一次徐铉出使之后一个多月,徐铉再一次与太祖赵匡胤在便殿对话。

徐铉几乎是在哀求老赵说:“李煜事大之礼一直非常恭敬;但现在是真的身体有病,不能前来汴梁,并非拒诏。请求大朝缓兵,以此成全一方之命。”说话的言辞甚为恳切。

老赵开始与他谈论天命、一统。但徐铉越说越严肃起来,他带着书生之见,以为李煜没有得罪大朝之处,老赵没理,应该“缓师”。最后惹恼了老赵。史称赵匡胤“按剑”对徐铉道:

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这才明白:现在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论武力”。当他忽然懂得这个道理时,所有的口才、智能,都已经不敷使用。于是惶恐而退。

老赵又来诘责高人周惟简。周惟简看这阵势,就更害怕了,名士之风顿失。他对赵匡胤道:“臣本居山野,没有仕进之意,是李煜强遣臣来此地。臣素闻终南山多产灵药,他日愿意到终南山栖隐。”

赵匡胤听他这样说,也很感动,史称“怜而许之”。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放还金陵。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宋师对金陵的包围,按照部署,潘美独当北面。围城部署完成后,曹彬按军规派使者将围城图呈给汴梁。赵匡胤对使者指着图上的潘美大寨说:“这里应深挖壕堑,警戒江南军来夜袭。你马上告诉曹彬,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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