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也坐了同样的滑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于是，这场本来是盛宣怀为了扳倒胡雪岩设下的金融困局演变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规模灾难。经过了这次股灾，投机者的信心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
这场股灾的生猛程度让从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中国股民们在灰头土脸中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危险。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那些聪明善良的祖辈们必然能够从此吸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那清政府的根基会一如往常的稳固。毕竟，就当时金融业发展的规模而言，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全国经济的打击还不会像今天那样深重而长远。但是，资本主义的兴奋剂已经注入了有产者们的血管，趋利的欲望和习惯性的健忘蒙蔽了他们的理智，裹挟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奔向一场更为惨痛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的幕后推手，还是我们的那位主角——盛宣怀（看起来，他存心是要跟中国的股民们过不去啊）。
事实上，盛宣怀的确从这场股灾中吸取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利用人们的挤兑心理，再大的金主也经不起折腾，再顽固的对手也会一败涂地；反面则是，如果控制不当，挤兑带来的可以不断自我强化的金融风暴将给整个金融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在1903年的伪钞风波中帮助他抵御住了一场眼看就要将他压垮的灾难。
伪钞风波
与暗算胡雪岩时相反，1903年的盛宣怀，不再是银行业的敌人，因为他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及大股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由于需要支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出现了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掌控铁路总公司的盛宣怀于是把早就想办的吸金法宝——银行——提到了台面上。在得到了郑观应等人的支持后，他暗地里招来几十个殷实富商，集了300万两股资，这样他心里更有谱了。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建议，“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要振兴实业，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
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中是个至关重要的实业。他越来越明白银行在他及他的恩主李大人所操控的洋务活动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一座银行仿佛是一座金山，既可以通过它绕开烦琐的官方渠道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让没有用处的闲钱暂时找个去处。公私两利，官民兼顾，可谓是善莫大焉。尤其是他贯穿全国的铁路计划是最大的烧钱主儿。朝廷自己没有钱来修铁路，华商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又看不到铁路的利益，绝不肯轻易掏钱；要是让外国人来修，朝廷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就是借洋人的钱来修也总归会有利权的损失，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自个儿建个银行来提款更加方便妥帖。
这家中国通商银行在名义上虽然是官督商办的，但因为是商人们集的资，实际上却是一家私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总部设在上海，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具备发行纸币能力的华资私营银行。这次伪钞案所伪造的就是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
这样一个宝贝疙瘩，盛宣怀供着奉着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他受到风吹雨打？于是乎，当伪钞风波闹出来时，盛宣怀决心不让当年搞垮胡雪岩的挤兑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使劲浑身解数要保住他这块心头肉。
这场伪钞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七，也就是1903年2月4日。当时，有一个钱庄伙计拿着一些通商银行的钞票去兑换，可能也是因为伪造技术低劣的缘故，竟然被少有假钞识别经验的柜台出纳一眼看出其中有几张十元面值的伪钞，于是银行方面当场就拒绝兑换。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人拿了伪钞去商店里购物，店主是事后才发觉有假。更有人说，那拿来伪钞的是日本人。
不管最早是哪里发现的、是谁拿来的，伪钞的消息一传出，上海“市中大闹”。当时的上海，银行和钱庄并存，钱庄本就对同自己抢生意、且手段又略高一筹的西式银行不待见，逮着这个机会，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的钞票。许多持有通商银行钞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钱变成一堆废纸，就争先恐后地去银行兑换现银。第二天，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挤兑浪潮。
雪上加霜的是，2月5日，通商银行又验出了新的伪钞，除了10元面值的钞票外，还有5元的。当时通商银行的职员比现在的银行职员更加严谨，不仅把假币没收了，还把它当场撕破，并盖上“假币”字样。为了告诫市民不要收假币，通商银行还特别派人把伪钞贴在银行大门旁边，然后又贴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说明上这么写道：伪钞纸质比较粗，花纹比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尽管工作如此周到，但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大家伙儿都没经验。拿着通商银行的钱的人心里总归是不踏实，市面上人心惶惶。当时身在北京的盛宣怀也得知了挤兑风潮的事。根据上次与胡雪岩较量的经验，他知道储户的信心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不管你库里有多少钱，只要储户认为你没钱，你立马就会被挤兑成没钱；哪怕你真的兜里一文不剩，但只要储户相信你有钱，不来挤兑，你就平安无事。所以，对于风浪中的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储户的信心，于是，他立刻命令银行方面要做到随到随兑，开门“欢迎”储户来兑。他觉得，通过这种光明磊落的坦然方式，更容易让人相信他兜里丰实得很。这从博弈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充分使交易伙伴获得对称的信息或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对称的信息，从而做出在这种信息情景中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盛宣怀当然没有打算让储户们获得对称的信息，事实上，通商银行开门“欢迎”兑现几天以后，现银就所剩无几了，眼看着他就要踏上和胡雪岩一样的不归路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活雷锋出现了，生生把盛宣怀的通商银行从悬崖上救了回来。
虽然这次发现的伪钞造的是通商银行的假，可是挤兑会引起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对这一点，那些久经沙场的外资银行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些银行不像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钱庄，他们对于金融机构间风险共存的机制理解地更为透彻。遇到了一家银行遭灾，他们不仅不会像钱庄那样落井下石，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施以援手。所以，当盛宣怀最后不得不低头向老对手汇丰银行计救兵时，汇丰银行没有目光短浅地拒绝这种低姿态的求助。通商银行最终以库存的金、银为抵押，顺利向汇丰银行换得了70万两现银。
为了挺过这次危机，通商银行可谓是无计不施了，它一改过去的营业时间，破例在节假日也开门兑换。为了维持秩序，还规定每次只能放入20位顾客。尽管有种种措施保障，通商银行门前还是人潮涌动，短短一天时间，就兑出了现银20万两。最后不得已，通商银行请来了租界的巡捕维持秩序，甚至还动用了消防水龙来驱散人群。
擒贼先擒王，在全力应对挤兑风潮的同时，盛宣怀也下令尽快找到那些丧尽天良的制造伪钞者。2月6日，一个日本人来到汇丰银行兑换现银，银行方面发现他手里的4000元通商银行钞票全部都是伪钞。数额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汇丰银行方面的注意。
通商银行的“好兄弟”汇丰这次真是把雷锋精神贯彻到了底，它不仅借钱给通商，而且也义务地担当起了打假领头羊。汇丰的人知道，中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伪钞，更不用说拥有制造伪钞的技术了，这次出现的伪钞很有可能是外国人搞的。所以，当那个日本人离开后，汇丰银行就派人跟踪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后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把那个人抓了起来。
经过审讯后得知，这个日本人叫中井义之助，他在上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不是很景气，于是他就和几个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币的主意。他们在大阪郊区的一处民房里秘密伪造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面额有10元和5元两种，总值共计30万元。假钞印好后，他们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的家里。中井再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把这些伪钞输入市场。在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冲击了他们的造假窝点，把中井的同犯一网打尽，同时销毁了所有的机器和假钞。
风波很快平息了，但通商银行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小，在挤兑风潮发生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各方回笼的假钞达30万元，这相当于是通商银行的损失额。盛宣怀咽不下这口气，他发了封电报给中国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请他督促日本政府严惩伪钞罪犯。但蔡和甫不久后回电说：“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最后，中国的首例伪钞案就只能以“无法可依”为由草草结束了。
但不管最后盛宣怀解不解气，这场本来有可能演变成足以摧毁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风暴的事件，在盛宣怀的开门“欢迎”的对策作用以及“活雷锋”汇丰银行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被控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清政府的经济大厦逃过了一劫。
但马克思说的没错，一旦你跨进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就永远逃不出经济危机的漩涡。这次幸亏有驾驭金融风暴的能手盛宣怀站在了银行这边，让金融业闯过了鬼门关。但下一次，被卷入风暴的倒霉蛋有没有这么幸运获得这个智慧与金钱并重、商场和官场齐飞的男人的支持，那谁都说不准了。
疯狂的橡胶
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的带领下，各国的工业革命搞得那个叫热火朝天啊，而新能源、新材料是引发这场全球性变革的基础，在其中，防水、耐磨、柔韧的橡胶就是最炙手可热的新兴材料。对橡胶工业推动最大的无疑是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汽车对橡胶需求增长的促进如同电脑时代对硅的需求的促进一般。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T型车，售价约为800美元，但因为流水线量化生产的优势，到了1914年已经降到了345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产量已达到100万辆，1924年，T型车的价格更是下降到280美元。汽车迅速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而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也是跻身为最有价值的新材料之一。
橡胶的运用远不止在汽车，从大板车、自行车到小三轮，也都用上了橡胶轮胎。有了橡胶，人们可以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再穿上橡胶制的雨衣，这样雨天也可以照常出门了。这种廉价又实用的材料让世界越来越依赖它，而整个工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1908年，英国进口的橡胶总额达到了84万英镑，1909年更是增加到了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的橡胶价值5700万美元，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00万美元。
不仅是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尤其是正在不断升温的军备竞赛更是对橡胶工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当时的天然橡胶的制品容易在短期内发生性状变化，功能老化，导致其丧失原有的物理特性。现代战争虽然是钢铁碰钢铁的硬较量，而橡胶部件可能只是一辆汽车油阀上的一片小小胶垫，但没有这片胶垫就足以使整辆汽车无法开动。而且，当时所有舰船密封舱都要依赖橡胶圈的作用，如果这些橡胶圈老化而无法实现密封的性能，当船体受损，高压海水从裂口汹涌灌入时，舰船就不能有效封闭受损区域。因此，只要一被击中，一有破损，整条军舰就会沉没。在甲午海战中，虽然北洋水师军力不弱，但因为军费匮乏，舰体部件，尤其是橡胶圈早已老化，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像饼干一样脆弱，往往是一击就沉。所以说，甲午海战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其实要归因于这小小的橡胶圈的问题。
不过，再怎么工业革命，没有农业的基础，也是枉然。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天然橡胶的生产规模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扩大的。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橡胶市场会面临越来越明显求大于供的局面，天然橡胶的稀缺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会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从1908年的每磅2先令猛涨到了1909年底的每磅10先令，翻了两番都不止。1910年4月更是达到最高峰，每磅竟然要12先令5便士。橡胶实物的行情这么生猛，不难想象，伦敦证券交易所内的橡胶股票的价格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了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内就被秒杀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价格是10磅，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的天价。
在其中收获了大量股金的国际金融资本觉得这个生意还大有前途，就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它们的总部则往往设在上海，以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只是刚刚买了块地就急急忙忙跑来圈钱，有些总算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但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打定主意来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
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受到跟在伦敦一样的待遇，其受欢迎程度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一家名叫“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只过了一个多月，就翻了一番，涨到了50两。
有了这样的暴利在前，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描述：“当时亲友叙晤，除橡皮股票外，无他谈话”，以至于“举国皆狂，几疑沪上各业无不足以达其发财之目的。”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絧之这么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
中国的股票经理们在茶馆里交易股票
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金融的东西往往是在循环里来去。银行的钱在借进、借出的循环里生息；金融危机又是在信心缺失导致挤兑，而挤兑又进一步摧垮信心的循环中恶化；当然，股票的投机也会在投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投机与更多的投机成就了投机的成功的循环中堆起高高的泡沫城墙。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竟要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600多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发行的薛纳王股票也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