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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几个坏蛋给抓起来啦！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到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翻案风”把更大的灾难嫁祸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备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但将军就是将军，与其让他天天坐在办公室开会和在文件上画圈，还不如去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这是他的性格：见不着老百姓，他心里不踏实；不是挑战性的工作，他总感不过瘾。
将军这么大的官了，可他还是用着一辆公务车，而且一直是老司机贾师傅开着。现在不少地方上“七品”芝麻官出行都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将军这么大的官则不，他平时出行从不要这种“气派”。专用“座车”既是警卫车又是工作车，需要时车上坐四个人：将军自己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参谋一个，外加开车的贾师傅。不需要时，就将军和贾师傅俩人。贾师傅虽比将军小一二十岁，但他们像是“老哥儿俩”，车子内的方尺小天地里无话不说——当然除机密外。将军平时一有空就喜欢出去跟老百姓聊天、上基层单位调查私访。开始贾师傅劝他说你年岁大了，别那么累，有空也休息休息。将军立马板着脸：“共产党员，哪有什么休息？”贾师傅再也不敢阻拦了。两个“老头”单独出行总是有些不安全吧？将军又嘴一撇，说：“我做事对得起老百姓，给他们办事，老百姓怎么会害我呢？”将军的为人哲学非常朴素，但里面却折射着很深刻的道理。现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不也是这个道理嘛！
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又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可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80年代初国务院所属的工业部门的机构改革。
积五六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机构庞杂的惯性和“文革”十余年留下的干部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极其突出，政府部长级干部中“一多二老三不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多，即有的部正副部长多达20人，少的也有十几人。一份文件传阅、画圈有时一个月还没有转过来；二老，即正副部长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左右，部长会一开起来围了一大会议室，真正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却并没有几个人。三不专，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长只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专业知识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更加缺乏。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把精简机构的意义提高到“一场革命”的高度。他说：“精简这个事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的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机构改革的这场“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在新中国建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机会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他们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可现在精简机构又要他们退位。许多人想不通，抵触情绪自然非同一般。谁去做这得罪人的事？一些“聪明人”躲到一边去了，将军没有躲，并主动承担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简任务。
难哪！既然精简，就得有硬性的“杠杠”：年龄杠杠、编制人数杠杠，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志的“命”。
将军为此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谈话；谈了部长，谈副部长，谈了留任的再谈退位的；谈了正副部长，再谈司局长……谈得通的可以过关，谈不通的最后还得想法谈通后再过关。骂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状写信的有，领导干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跟你说话。将军靠的一是摆大道理，二是耐心细致的做说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经过五十天的紧张工作，将军分管的那些工业部门机构全部完成，新的领导班子获得中央书记处一次通过。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对将军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将经验向其他部门和省市区推广。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个秋天的日子。脱了二十四年军装的将军这一天突然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总政大院的宽阔操场上。令人惊奇的是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那鲜艳的红五星、红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上午9时，将军面对操场上整齐站着的23个绿色方队，健步登上阅兵车，甩起那条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阅的官兵高声致礼：“同志们好！”
顿时，24个绿色方队的官兵，齐声回应：“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那响亮高昂的口号声、整齐一致的步伐，铿锵有力地敲击着大地，预示着中国军队将掀开新的一页：是的，新华社借一个规模并不大但很特殊的阅兵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军的一项重大人事改动：余秋里将军重新回到人民解放军领导岗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将军是一个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当年战争年代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第二天他就上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军队报到。因时间紧，军装都来不及做，将军那天是着一件平时常穿的蓝色中山装走进总政大院的。
“文革”十年，特别是林彪、张春桥（曾任多年总政主任）给军队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将军上任初始面临的军队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他在党中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军队整顿的工作。
老实说，由于“文革”带来的后遗症，这个时期的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怎么好。而当兵的人不安心部队工作，缺乏理想信仰，为谁当兵等人生观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将军在重新踏进军营的那一天，便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而紧迫。甚至有军队高级干部好心地对将军说：秋里同志，眼下的军队不是那么好抓的，你得有思想准备啊！言下之意，你将军这回被邓小平点将回到军队的担子，可并不比当年毛泽东两次点将轻松。将军对这位善意的老同志点点头，然后掏着心窝说：我何尝不知？“文革”十年遗留下很多问题，新时期又会出现不少问题。可做工作哪能没有困难？我这个人如果有个优点的话，就是不怕困难，逼着自己面对困难和问题去动脑筋，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我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是的。将军现在又要重新迈开步子，在新的时期、新的战场，一展风采。
自南昌起义以来，我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从来都被称为“军民鱼水情”。然而十年浩劫使这种关系受到极大伤害。如何恢复“军民鱼水”关系，这是将军必须完成邓小平主席交给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将军在保定驻地的某集团军调查中，总结和提出了一项具有新时期我军建设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而正是这项被党中央、中央军委确认为“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新型的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是加强现代、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伟大创新，使得被林彪、“四人帮”扭曲了的军民关系迅速恢复到了战争时代那种互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并更进一步地发展。与之同时，军队的自身建设也在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提升和巩固。官兵一致，从严治军，也是在将军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
像我这样年龄的曾经是军人现在又离开部队的同志和千千万万今天仍在军队一线工作的中青年，我们都庆幸经历过新时期军队历史上一个使我们受益终身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而这项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领导者正是将军余秋里。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新景象和新现实，我们这些“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时期、当兵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当兵人，都曾有过徘徊，都曾有过痛苦，但我们很快获得了春风和新生，这个春风和新生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在全军的展开。当兵者，毫无疑问我们的责任是扛枪保国。但多数人不可能一生都留在部队，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岗位、新的工作挑战，我们要安心当好兵，就必须考虑好今后的出路。这是和平时期所有军人及其军队的家庭和与军队们相关的人都在考虑的事。将军审时度势，在深入部队一线的调查研究中，他把军队的战时责任与和平时期军人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放在更高的起点上看待今天的军队建设，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地两用人才”的科学建军理念，使得那些既要为保国守疆献青春、又期待未来能有更广阔战场施展建设四化才能的广大官兵，有了立身之本、建功之技。而关于这项影响深远的活动意义，我在此仅用几行字记述，显然过于简略和笔轻。但我有自己的认识，因为对于一个真理的认识，通常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堆积许多所谓的生动事例或华丽词藻去粉饰它，就像我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经典真理的认识一样，不需要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或“三大战役”来解释它吗？显然不用。
一滴水可见太阳。将军的“军地两用人才”观就是这样滴水见得太阳的建军新思想，它的深远意义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将被显现出来。我们这些有幸在其中受益的亲历者，只有深怀朝圣般的虔诚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它的光芒所在。
百万大裁军——这是将军出任总政主任一职后，又一件非做不可、又极“得罪人”的事。
较之将军在副总理时主持政府工业部门的机构精简，军队大裁军的难度要大得多。
那些裁掉的军队，都是比将军更老资格的将军们的心头肉，裁谁不裁谁，常常会搬弄出诸多历史上的许多陈皮烂糠，你惹得起吗？
惹不起也得惹。
大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需要。而让军队的老同志退位，意在使部队的干部年轻化。“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军委主席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也很严重。
交账就得理账。这“理账”人便是将军余秋里。
自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而这过程中，活着的和牺牲的都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现在将军要把一些年龄超大的同志从岗位上“请”下来，让他们结束一生以此荣耀的军人生涯。而那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老军人们、老将军们，对军队的情结远胜于生命。如今靠一个“请”字来了结血脉里流淌的军人情绪，谈何容易！
年龄到限，一律退位。这容易实施，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势所趋，服从自然规律。但将军还要做另一件事，这让无数“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从小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老军人不干了：退出岗位，已经实属无奈，就连一件新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呀？不行！
将军们愤怒了！愤声震天宇！
一身军装就那么重要？自然重要！比将军更高位、资格更老的将军们这样说。
我们都退下来了，连一身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太绝情了吧？发一套新军装给我们，死了也好做寿衣嘛！有人带着悲愤与眼泪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这样恳求道。
将军的心其实与这些战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们一样。他何尝想把事情做得这样“绝情”？但他必须执行军委和邓小平主席的命令：新军装还是不能发。
将军向老战士们陈述的理由是：军服是军队的一种标志，是军人区别于其他人员的一种标志。此次新军服改革，本来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内容，因此只能是现职现岗的军人才能换新军服。老同志们当兵一辈子，穿了几十年军装，现在离开岗位，又不能穿新军装，感情转不过弯，这是自然的事。但大家只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可能就想通了。50年代实行军衔制时，许多战争年代担任过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有的是开国元勋，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