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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译者注：潘迪吉Panditji，是对尼赫鲁的尊称，意为“有学问的长者”。 ＇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上述呼吁还不是在溃败的震动下所采取而又很快翻悔了的唯一步骤。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新德里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原来的意图是：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在内政部如此这般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操劳的同时，有些政客又在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担忧。一批反对党和国大党的议员找上了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建议他进行干预，施行某种形式的总统统治，暂时停止议会活动，把内阁变成为总统的谘询委员会，由尼赫鲁担任首席顾问。宪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条文。这项建议是昏头昏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几乎等于搞一次政变。它反映了这些人对尼赫鲁作为战时领袖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们认为象拉达克里希南这样一个同导致灾难的政策没有任何联系的非政治人物是个非常时期的适当人选。总统对找上门来的议员们并没有给予任何鼓励，但由于某些被认为同他比较接近的政客（特别是蒂·塔·克里希纳马查里T。T。Krishnamachari）在首都把他们的想法广为传布，因此，总理就有了疑心，认为拉达克里希南对上述想法并不完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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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尼赫鲁对拉达克里希南原来是友好的；在这次事件后，尼赫鲁对他的态度显然冷淡，可能上述的猜疑是原因之一。另一因素可能是由于总统曾组织各邦首席部长共同施加压力来反对梅农。而且人们广泛地引用总统所讲过的话，就是说这次溃败是由于“我们的轻信和疏忽”，这点可能刺痛了尼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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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提斯浦尔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入侵者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十一月十八日晨，考尔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实际上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伙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莫如死于敌人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提斯浦尔的市民也小心谨慎地效法他们。”大伙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的罪犯，拥挤在渡口，等候明轮汽船把他们渡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可能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骚乱。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Digboi）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如果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干的话。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撤退，并销毁现钱、档案、破坏汽油站和发电厂。要优先撤出青年人，以免使他们被将占领该市的中国部队弄去进行思想灌输；政府官员的家属也应在第一批撤走。阿萨姆邦政府接着又给新德里拍了一份紧急电报，强烈建议要把该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列入应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理由是如果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对公众的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二十日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说：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军部离开时开出一长队军车，增加了提斯浦尔市外道路上的拥挤，而且增加了市内的恐惧气氛。
但印度陆军士气扫地的状况，终于要通过唯一的办法——即从上到下动手术的办法——加以解决。十一月十九日晚，塔帕尔将军从提斯浦尔回到新德里，并向总理递交了辞呈。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尼赫鲁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想让考尔接替塔帕尔担任陆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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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两年以后，梅农竟然还说：“失去考尔，对印度陆军来说是个损失。他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指挥官，他以很大的勇气和胆量在那些险峻的高地上执行了任务——总有一天全国会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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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拉达克里希南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国防部长），总统认为任命考尔的想法是荒唐的，他建议由南部军区司令乔·纳·乔杜里将军担任新的陆军首脑。尼赫鲁同意了。第二天早晨，他在人民院宣布，由于塔帕尔健康不佳，准予长期休假，乔杜里将军将署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全场为之欢呼。
乔杜里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要在东北地区正在后撤的部队，在他们认为能抗御敌人的地方构筑阵地，不再后撤。接着，他就免去考尔第四军军长的职务，由马内克肖将军——这个人考尔曾指控他不忠诚从而企图毁掉他的前程，梅农在十月初也曾拒绝任命他指挥这个军——接任第四军军长。军部在奉命撤离提斯浦尔二十四小时后，又奉命返回提斯浦尔。
由于新德里获悉了阿萨姆邦对于总理讲话的反应以及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的瓦解，因此决定派遣夏斯特里前往视察，给地方民政当局打气，并将当地情况向尼赫鲁汇报。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左右，内政部长一行人来到新德里机场，准备搭乘每天一次的班机前往阿萨姆邦。这时，一名随从人员注意到在报摊附近聚集着一群人，表现很兴奋，他便走过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上的头条新闻是宣布中国将单方面地停止战斗，并将自东北边境特区后撤。夏斯特里及其随从人员便立即乘车前往总理私邸，那时总理刚刚起床，正在穿衣服。夏斯特里的印象是：当时尼赫鲁还没有听到中国的声明，虽然几小时前各报社都已收到了这项消息。这样，印度政府才知道，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而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惩罚。
第五章 停战以后（1）
我们从未进入中国的领土。即使在中国看来那是“有争议”的领土，难道他们就有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吗？而在我们看来，那并不是有争议的领土，那是我们的领土。
—— 克里希纳·梅农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都获悉喜马拉雅山两侧的最大国家间的战争，由于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和后撤已宣告结束。《泰晤士报》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它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十一月二十日午夜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一日零时。 ＇
前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后他们的部队将停火，九天以后将后撤。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召见了印度代办，把中国意图详细地告诉了他。 ＇
注：令人费解的是，在北京公布之前，新德里好象没有从印度代办那里收到关于这次接见的报告。官员们后来解释说，这是由于收发和译电耽搁了时间，但是这也很难解释怎么会拖了二十四小时之久。
＇ 后来又正式公布了：
1。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二日零时。 ＇ 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2。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这已经是够清楚的了。然而声明又一丝不苟地写明：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 ＇ 注：这是沿着山麓的那条线，即麦克马洪线出现以前的边界线。 ＇
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中国希望印度武装部队同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如果印度政府不那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双方政府可以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民警检查站。北京建议双方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有关设立检查站的地点，实现共同后撤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然后，两国总理就可以重新举行会谈，谋求友好解决。中国欢迎尼赫鲁前来北京，如果尼赫鲁有所不便，周恩来愿意再次前往德里。中国期待印度“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措施。
这个建议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给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过的（从而暗示以那个日子为准来规定“实际控制线”），克节朗河战役后又重申过这个建议。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三番五次地劝告印度，说这是消除边境冲突危险，为解决边界问题扫清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然而，印度却始终加以拒绝。印度在中国开始进攻后，在二十四日，尤为粗暴地拒绝了上述建议。现在，打了胜仗的中国并没有在硝烟未散之时，把胜利者的条件强加于对方，中国坚持的仍旧是它一直建议过的东西。不同的是它现在已不再是建议了，中国决意将它付诸实施，并且警告印度，如果它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把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可是，与中国下面的一个警告相比，这个警告也就算不了什么：如果印度试图在西段恢复前进政策，或者派军队重新进入塔格拉三角地带，“中国则保留还击的权利”。这是北京的表明意图的声明中真正带威胁性的条文。
过后，中国说明了它的计划。它把部队开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是“为了彻底击退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打破印度反动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中国说，这些措施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印度“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和缓了下来”，这都证明了上述措施产生了作用。只是由于人们过去广泛地接受了印度对于事态发展的说法，所以才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出乎意外。甚至那些并不相信中国发动对印度侵略的人们，也认为“中国全面占领它所要求的全部领土以后，再从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这乃是中国进军的逻辑”。但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干，不仅会破坏中国对一切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会使中印边界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中国部队留驻东北边境特区，那么，当印军一旦恢复过来之后，必然要开始从平原地带试探北进，那时，北京将无法摆脱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Lord
Caccia）一九六六年回顾这场边境战争时说，据他所知，“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解决，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撤退是这种想法的组成部分，为了使考虑周详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策略赢得全胜，就需要走出这最后的一步。
打到了边境又突然收兵的军事行动，并不足以迫使印度政府同意谈判。因此，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一定能达到正式划定中印边界的基本目的，但正如北京一九六O年向印度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可以等待的。中国军队的行动已确保在等待期间——至少在几年之内——边界现状将不受干扰，印度方面将不致再蓄意侵犯或出击挑衅。
至于印度陆军对停火必须作出怎样的反应，这已是不成问题的了。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除了对等地响应中国的停火行动外，别无他途可循。他命令部队在午夜以后，如不再遭到射击，即不得开枪。至于那些政客的看法，照例是大不相同的。那天早晨，在议会的休息室里，在有圆柱的宽敞走廊上——记者们在会前都聚集在那里——激动的谈论中最经常听到的是“耻辱”这两个字。中国单方面的停火虽然使军人们感到如释重负，可是那些文职人员却感到好象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擦盐一样。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应该马上拒绝北京的“提议”。有几名阿萨姆邦的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