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 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 “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 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 ‘撤职’。这 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 在 1928年 11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 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 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 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 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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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 “文 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 机会，大胆地作了以 《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 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 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 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 1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 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 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 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 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 说： “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 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 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 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 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 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 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 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在 《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 1929 年 11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 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 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 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 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 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 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 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 1930年 11月在 《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 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 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 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 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 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 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 “右倾错误”的声 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 《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 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 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 1930年 11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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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 《一个布尔什维克老 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国外刊物 《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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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 （布）中央领导1932年讨论 “柳金案”以来，路线和 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 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人们认为，斯大林 因其错误政策应对20 年代未和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 “党内普遍存在 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农民起来 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许 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 维克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 “特别显著”。⑧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 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 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 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 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 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 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 “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 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 “风向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 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把那些 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 灭。”⑨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 “所有我们这些有某种光 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 为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 人来说，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 个人敢于为我们辩护。”⑩ 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 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 斯大林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 亚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 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说， ‘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 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 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11）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 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 1936年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正式宣布了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 定。 “侦查”虽然不是定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 治动向。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 共 （布）中央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 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 了。”叶若夫回答说： “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 信你。” （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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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后，联合出版公司的党组织受命讨论了托姆斯基与 “托一季中心”的关系 问题。尽管托姆斯基对有关他参与 “托一季中心”活动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 驳斥，但他的发言未经任何调查就被毫无根据地斥之为两面派行为。 8 月21 日，托姆斯基很晚才回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整夜辗转不宁，难以 成眠。他秉性刚直，无法忍受对他的凌辱，无法忍受关于他背叛党的事业的 诽谤。8 月22 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上班并送来了报纸。报纸的第 一页上赫然醒目地写着： “清查托姆斯基一布哈林一李可夫及皮达可夫一拉 狄克同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匪帮的关系”。其它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公审的 报道，还有维辛斯基 8 月21 日的声明。另外，还有10篇文章，表示 “坚信 托姆斯基的叛徒行为”，他 “至今还在隐瞒他同受审的匪帮之间的关系”。 （13）托姆斯基看了以后，完全懂得了叶若夫说话的含义，懂得这些好话说 尽、坏事做绝的人的恶毒用心。他知道他的命运已完全受人主宰，形势不可 逆转。于是，他把在他身边的最小的儿子、15岁的尤里·托姆斯基叫来。父 子二人在花园里走着。老托姆斯基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对儿子说：“我 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14）就在这天早晨，托姆斯基为了表示 自己的抗议，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的屈辱，勇敢地开枪自尽了。 托姆斯基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不可挽回的 时候，想结束自己以保住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对审判的抗争必然招致 严厉的报复。他自杀的那一天，在别墅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他 在信中除别的事情外，特意请求不要触动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他 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长信。写这封信的事实说明他的自杀举动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信中批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申明自己 在右倾反对派被粉碎后没有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他写道： “ 我 给 你 写 信，不仅是把你作为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你作为老战友，这就是我的最后请 求：你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厚颜无耻的诽谤，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与他结成什 么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的阴谋 ” （15）托姆斯基的家人把这封信交 给了叶若夫。叶若夫读完后向他们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 叶若夫还向他们保证说，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 量代替他们的父亲。可是，不久叶若夫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1936年 8 月 23 日， 《真理报》刊登了一个通告：“联共（布）中央委 员会通知：联共 （布）中央候补委员米·托姆斯基，被他与反革命的托洛茨 基一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关系所困扰，8 月22 日在其位于博尔舍沃的别墅 里自尽身亡了。” 托姆斯基含冤抱恨而去后，他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和残酷的迫害。托姆斯 基两个成年的儿子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人面兽心的叶若夫下令枪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