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就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根本不是 什么革命者，而是罪犯、匪帮、破坏分子、暗杀者、间谍。按照维辛斯基的 说法，这些曾举着军刀向敌人营垒冲锋的人，却比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 子、米留可夫分子还要堕落、凶恶和卑鄙。这些人为什么和怎么变成如此凶 恶的敌人呢？维辛斯基没有去解释和说明。但是，他立即转换成颂扬的口吻 说，斯大林的预言已经完全变成现实，因为斯大林曾说过托洛茨基主义已经 变成法西斯主义，而现实生活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确已彻底地和无可挽回地 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狂。 自诩为无产阶级法律学家的维辛斯基在任意咒骂被告的时候，除了重复 列举被告的只有思想而没有行动的口供外，举不出一件可称为事实的罪证。 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面前的所谓间谍时，无意中露出了破绽，因为他根本不 清楚他们是不是间谍。 “就是这个拉泰恰克，他就坐在被告席的右边，一副沉恩的样子。他不 知是个德国间谍呢，还是个波兰间谍，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他是个 间谍，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那么他应该算什么呢？撤谎者和骗子。” （35） 可是，这完全不妨碍维辛斯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对被告罪行的审定 是严肃的，这种严肃性是资产阶级法庭所没有的。 “我们借助于技术鉴定对被告本人的供词进行了检查。虽然我们知道欧 洲一些国家的法律中，被告对自己罪过的承认被认为相当可靠而已经不必再 对其罪过进行怀疑时，法庭认为自己有权不再对这些供词进行检验，但我们 仍为了恪守绝对客观的原则，甚至在已具有罪犯本人的供词的情况下，仍对 供词进行了技术方面的检验。无论是关于11月7 日的爆炸案，普罗科皮耶夫 斯克矿的矿山失火案，还是关于卡麦罗沃联合企业的失火和爆炸案，检验都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检验肯定了对恶毒的阴谋存在不可能有什么疑义。”（36） 前文已经叙述调查和技术鉴定进行的情况，那不过是做一做官样文章。奉命 下去调查的人不过是走过场似地下去跑一圈，按照上级的意图以调查和专家
Page 176
组的名义给事故贴上 “阴谋破坏”的标签。调查组的人根本不敢当真地调查， 发现了疑点也不敢秉公报告。不过，即使他们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审 判的组织者也可以不接受，可以销毁这样的鉴定，可以重新委派调查组，甚 至可以根本不去做什么检验，而径直宣布技术鉴定的结论。法庭的听众和法 庭以外的人民，有谁敢于或有权力去检查鉴定是否存在和鉴定的真伪呢？就 连可憎的维辛斯基，他也未必敢于对明知是假案的案件说个 “不”字。名义 上代表人民的法律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甚至变成了反人民的东西。法律变成 了一些人手中的政治工具和娼妓时，法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 可是，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就连这样徒有其名的调查和检验实际上也 是不需要的。因为，按照他的所谓理论，作为刑法的灵魂的物证，是可有可 无的，而涉及阴谋的案件则根本不需要物证。他在谈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缺乏 物证的情况时说： “被告们的行动是他们自己实施的 不过，从法律要求的 观点看，我们手中有什么证据呢？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阴谋，是您说的， 但是您的材料在哪里呢？ 我敢于肯定他说，依照刑事诉讼科学的基本要求， 有关阴谋的案件中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提出的。” （37） 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卖办地耍弄着蛊惑人心的言辞，以图煽动人们对被 告的憎恨。 “他们爆炸矿井，焚烧车间，颠覆火车，残害和杀害成百上千的 优秀人才，我们国家的儿女。戈尔洛夫斯克氮肥厂的 800 多名工人通过 《真 理报》报告了因破坏分子的叛卖行动而死去的这个厂的优秀斯达汉诺夫工作 者。请看这些死者的名单：卢尼奥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1902年生；尤金， 一个有才干的工程师，1913 年生；库尔金，共青团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23 岁；斯特列尔尼科娃，女突击手，1913 年生；莫谢伊茨，突击手，也是 1913年生。这是被杀害的。受伤的人有十多个。马克西缅科被害了，他是个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了生产指标的 125—150％；涅米欣，一个优秀的突 击手，他牺牲了 10天的休假，下到了 ‘中心矿’的井底，可是有人在那里等 着他，把他害死了；爆破工尤里耶夫也被打死了，他曾参加与中国白匪的战 斗；兰宁被打死了，他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老矿工，等等，等等。” （38） 维辛斯基在谴责和肆意咒骂那些已被害死和正在受审的革命家时，没有 忘记贯彻上司的意图，即把大清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进行下去。他明确指 出，第一次公开审判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都隐瞒了自己的重大罪行，审 判不能就此止步。他说：“托一季联合中心”的被告曾发誓说出了全部真相， 但是后来对他们犯罪的细节进行分析时，到处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谈 到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维辛斯基断言他们连自己罪行的一半也没有说出 来。维辛斯基虽然没在审判庭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清洗目标是布哈林、李可夫 的右倾反对派集团，但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暗示。他点出了皮达可夫 1918 年所谓与社会革命党人谈到逮捕列宁从而实现政变的罪行，暗示了布哈林及 其 “左派共产主义者”因同样“罪行”将被揭露。为了明确暗示下一步将清 洗布哈林，维辛斯基引证了索科利尼科夫关于所有反对派是统一的供词。当 然，这样的供词是由内务部制造出来的，供词并不代表被告的本意，而是代 表了内务部的意图。雅哥达、叶若夫、维辛斯基等善于通过被告的嘴表达他 们要达到的意图。索科利尼科夫被引证的供词说，早在 1932年，托洛茨基分 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就在以前被认为是右倾反对派的纲领上基本 达成一致。这就是以上三个反对派共同遵守的纲领性方针：柳金纲领。 “柳金案件”在前文中多次提到，它就是1932年9 月由国家安全总局进
Page 177
行审讯的所谓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这个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是：马 尔捷米扬·尼基季奇·柳金，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联共 （布）中 央候补委员、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勤于学习和钻研马列主 义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 （39）米哈伊尔·谢苗诺维 奇·伊万诺夫，1906年入党，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工农检察院的领导 人；1918年人党的帕维尔·安德里阿诺维奇·加尔金，1932年任莫斯科印刷 联合公司第 26 印刷厂厂长。 以他们三人为首，出于对斯大林粗暴破坏党内民主、背离社会主义建设 的列宁主义原则和行政命令体制的不满，而于1932年夏建立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联盟”，确实是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组织。由他们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 散发的 《致联共（布）全体党员书》中提出的党的迫切任务是： 1。废除斯大林及其集团的专政。 2。立即撤销党的机构的全部领导人，规定进行基于真正党内民主的党的 机构的选举，以建立避免篡位者的坚强的组织保障。 3。立即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4。立即坚决使党在所有问题上回到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40） “呼吁书”中说，“列宁对斯大林的担心，关于他不守纪律、不老实和 不诚恳，关于他不会使用权力的担心，完全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及其集团毁 坏着共产主义事业，应当尽快地结束斯大林的领导。” （41） “联盟”的纲领，即后来被称为《柳金纲领》的是一个长达167页的理 论文件。它的题目是 《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根据柳金在受审时 提供的材料， 《纲领》分以下部分：1。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2。 斯大林——一个无原则的政客；3。斯大林——一个诡辩家；4。作为领袖的斯 大林；5。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6。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7。简单的、扩大 的再生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8。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9。列宁主义与反 对机会主义的斗争；10。从以往年代看党内斗争的教训；11 ·对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苏联当前状况的观点的评价；12。共产国际的危机；13。无产阶级专政的 危机 （经济危机，党的危机，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传送带的危机）。 从 “联盟”的这两个文件看，它确实是反斯大林的。但其中没有任何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反党的内容。在 1932年联盟成员受审 期间直到柳金 1937年 1月被处死，虽然国家安全总局经过许多努力，也未找 到关于联盟反党和反革命的言论和活动的材料，其中包括奉命竭力要寻找的 进行谋杀党的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材料。相反，从侦查得到的材料证明了“联 盟”成员在 “联盟”的文件中申明的立场，即“联盟”是联共（布）的一部 分， “它没有不同于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相反，它将只是最 坚决彻底地表达和捍卫这些利益。它与之对立的不是党，只是斯大林及其集 团。” （42） 柳金和他的 “联盟”的立场和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唯一一点在 当时可以认为应受到指责的，是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所采取的方式，即背着党 中央向党内呼吁和秘密串连的方式，这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但这是在缺 乏党内民主和高压政策下党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方式。参加 “联盟”的人正是 遭到了这种高压政策的镇压。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 被消灭的人，代表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的真正利益。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当然 远远比不上后来被公开审判的反对派领袖，尤其是布哈林。但是可以说，他
Page 178
们是苏联党 20 年代的正确路线的最后一批坚持者，是30 年代斯大林错误路 线的最早一批坚定的反对者。基于历史的正义和对事物的全面评价，苏联最 高法院 1988年6 月13 日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判决， 1988年 12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柳金的党籍。 历史已经为柳金和 “柳金纲领”正名。我们用一些篇幅阐述这一点是为 了说明：即使当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原反对派首领与柳金和柳金纲领有 牵连，也不能说明他们有问题，因为柳金和柳金纲领不是反党的和反革命的。 这是其一；其二，维辛斯基在法庭引用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说，还在 1932 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就在柳金纲领上达成了一致。 这一说法完全是捏造，是别有用心的恶意的攻击。因为柳金当时在制定自己 的纲领时，主张向全党呼吁，反对依靠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从柳金被捕到 被处决，内务部在长达几年时间的侦查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组织上的联系。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拉诺夫仅仅作为被动的客体，接受过 “联盟” 散发的文件。而当时布哈林根本不在莫斯科，不可能接受文件。只有所谓“布 哈林学派”的两个知名人物阿·斯列普科夫和д·马列茨基接受了散发的文 件。至于 “托一季联合中心”中的托洛茨基一翼的被告，甚至连与柳金集团 联系的口供都没有。内务部在审讯柳金时，曾让柳金交待幕后支持者，除了 得到柳金义正词严的驳斥外，一无所获。柳金在 1932年9 月28 日受审时严 正声明： “我背后没有策动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本人是组织的策 动者，是组织的首领。是我一个人写下了纲领和呼吁书的全文。” （43） 1937年 1月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乌尔里赫的主持和维辛斯基 参加下，通过了按 1934 年 12 月1 日法令秘密审判柳金的决定。第二天即1 月10 日匆忙召开的对柳金的只有40 分钟的秘密审判会上，柳金不承认自己 有罪，拒绝回答问题。他懂得，他早已预料到的时刻已经来临。还在两年多 以前，他从狱中寄给妻子和儿女的一封信中就说： “不要忘记一点，即我们 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年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悬挂着达 摩克利斯之剑的 ‘时刻’。谁也不能担保明天他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明 天他的亲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44）柳金站在法庭上，懂得那无情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但他仍拒绝屈服。法庭做了形式主义的审判， 认定他多年来积极从事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活动，他是建立的反革命组织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法庭宣布柳金的上述罪行时，甚至无中 生有他说： “柳金领导了一个蓄谋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 行动的恐怖集团，表示过他本人参加谋杀斯大林的意图。” （45）柳金当天 被处决。 在柳金纲领已作为反革命纲领，柳金本人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首领刚刚被 处决之后，维辛斯基公开把右倾反对派即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柳金和柳金纲领 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给他们的问题 定了性，并且预示他们不久将遭受柳金同样的命运。 在发表起诉词的最后，被招降纳叛当上了总检察长的前临时政府官员维 辛斯基，居然压抑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高声地控诉起来：“我不是一个人！ 尽管死者已被埋葬，但他们现在与我一起站在这里，指着这个被告席，指着 你们被告们，他们用他们在坟墓中已经腐烂的手指着你们。是你们把他们送 入坟墓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控诉！我与我国的全体人民一起控诉，控诉重大的罪
Page 179
犯，这些人他们只应该受到一种惩罚：枪毙，毁灭！” （46） 第二次公开审判与第一次不同，一些年轻的被告有辩护律师。但这不是 本来意义上的辩护律师，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比如，辩护律师布劳德在开 始辩护之前作了这么一段表白： “法官同志，我不准备向你们掩饰辩护人在 这一案件中所处的极其困难的、从没有先例的艰难处境。法官同志，须知辩 护人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儿子，他也是伟大苏联的公民，因此，那种巨大的愤 懑、憎恨和震惊的感情，现在笼罩着我们从大人到小孩的全国人民的感情， 检察长如此鲜明地表现在自己讲话中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辩护人也不可能感 觉异样的 ” （47） 辩护人这样的表白是自然的，因为辩护人是由法庭认可甚至直接由它挑 选的。不论辩护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产生的，他却像法官和听众一样受到一种 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站 在反革命一方的被告划清政治界限，并且不敢对法庭的审判提出些许疑义。 不然的话，他也会很快坐到被告席上。因此，辩护人的所谓辩护不过是对检 察官的起诉简单地表示同意，完成这一徒具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已。布劳德在 开始所谓的辩护后，对检察长的起诉表示了完全的同意，认为所有的事实都 已得到了证实。他甚至完全同意检察长对案件的政治和道义的评价。 辩护结束以后，被告开始作最终陈述。第一个是皮达可夫，他满脸颓丧。 他的最终陈述很短。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 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