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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军政委。1913年，他被选为乌克兰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在俄 191 罗斯联邦共和国小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1927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 派，被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1930年递交关于 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前担任位于西西伯利亚的克麦罗 沃化学联合公司的主任。 斯大林、叶若夫等密切注视着镇压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运动，及时地予 以指导。1936年夏，当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纷纷落网，第一次莫斯科审判 即将开场时，斯大林及时发出了关于清查所谓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阿格拉诺夫曾在 1937年联共 （布）中央2—3 月全会上谈到过。 他说，1936年夏，叶若夫曾向他传达了斯大林关于 “揭开真正的托洛茨基中 心”的指示。这个指示成为后来托洛茨基平行中心立案的根据。叶若夫在 2 —3 月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机关里对托洛茨基的问 题有点紧张，而斯大林同志对此是最清楚的。从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中直接引 伸出一个问题：既然有托洛茨基插手，就应该将他抓住。”⑦ 正是在 1936年夏，内务部加紧收集未来的“平行中心”的首犯皮达可大 等人的材料，让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作出有关交待。1936年七八月间，内务 部从 “托—季联合中心”的被告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赖因霍尔德、德 赖采尔的供词中，得到了所谓 “平行中心”（当时也称“后备中心”）存在 的材料。1936年8 月10 日，叶若夫和雅哥达收到了基辅有关方面来的电报。 电报称 H ·戈卢边科（现已平反）交待说，皮达可夫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中 心。叶若夫立即将情况报告斯大林，并以犯人的口供为依据，对身为中央委 员的皮达可夫采取了行动。8 月11 日，叶若夫将他与皮达可夫的谈话书面报 告了斯大林。报告如下： “斯大林同志： 我召见了皮达可夫。将取消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恐怖中心审判的公诉人的决定的原因通知了他。我向他宣读了赖因霍尔德和 戈卢边科的供词。建议他出任奇尔奇克建筑公司的主任。 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 1。他明白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信任已经丧失。他要驳斥赖因霍尔德和戈卢 边科的供词，但除了空洞的否认的词句外，未能拿出任何东西来。他声明， 托洛茨基分子出于对他的憎恨而进行了诽谤，赖因霍尔德和戈卢边科在说 谎。 2。他认为自己的罪过在于：没有注意到自己前妻的反革命活动，对于她 与熟人的交往漠然处之。因此，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关于撤销他副人民委员和 任命他为奇尔奇克建筑公司主任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他声明，本应给予他 更严厉的惩罚。 3。他把任命他为公诉人的作法看作是中央委员会对他的最大信任并 “真 诚地”接受了任命。他曾经认为，他作为公诉人的审判结束后，中央委员会 对他的信任将会加深，尽管他的前妻被逮捕。 4。他请求给他提供一种恢复自己名誉的作法 （由中央委员会酌定）。比 如，他本人建议允许他亲手枪决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枪决的人，包括他本人 的前妻，并将此登报公布。 尽管我指出了他的建议的荒谬性，他仍旧坚持请求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央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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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中央委员会关于对皮达可夫任命的决定 1936年8 月11 日叶若夫”⑧1936年8 月11 日，皮达可夫也给斯大林写 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驳斥了对他的诽谤。他说，他已经与自己过去的政治 错误彻底决裂，尽力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党的路线，随时准备为党和斯大林而 牺牲自己。 1936年 8 月 17 日，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捕。他是未来的“平行中心”的 领导人之一。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 1905 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党，是 1912 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代表。1917—1919 年，他担任莫斯科州党委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书记。1919— 1921年，他担任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南方 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 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1927年由于组织所谓非法的印刷厂而被开除出 党。1930年恢复党籍。被捕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路总局副局长。 1936年 9 月 10—11 日，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 过了将皮达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11 日夜，正在乌拉尔 出差的皮达可夫被捕。 1936年8—9 月，拉狄克也几次致信斯大林，驳斥了对他的诽谤性供词， 申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但他的申诉像皮达可夫的申诉一样，无人理会。 9 月 16 日，拉狄克被捕。拉狄克只来得及对从外地赶回来的女儿索菲亚说： “松卡，无论你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你都要记住，我没有任何过错 ”⑨ 被捕后，拉狄克又向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再次申明自己根本无罪的事实。 但斯大林认为这封信是骗人的东西。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内务部整理的黑材料，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宣布对皮 达可夫、拉狄克进行侦查和对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提出刑事起诉 的决定。 内务部的情况也证明新的大审判即将开始。第一次大审判及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一代革命领导人被处决，使苏联国内外为之 震惊。无权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之瞠目，党的领导层尤其惊愕不已。 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和当然的参加者，但是，刚刚发 生的震动世界的事件，公然处决曾经领导和参加伟大十月革命的人，却根本 把他们排除在外，甚至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与他们商量和讨论。他们与广大 的无权的人民，被无情地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公开审判胜利了，并且成了一 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内务部充当了镇压机器和工具。但是，内务部的广大干 部和职工，包括其头领大刽子手雅哥达在内，也没有想到一次政治审判居然 以全部被告的肉体消灭告终。许多干部对如此残忍感到惊疑不定，疑惑不解。 他们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对刚刚结束的审判避而不谈。不少人想离开莫斯 科去度他们法定的休假。但是，审判结束几天后，莫尔恰诺夫就于 8 月底召 集了一次内务部干部会议，通知大家今年休假取消，因为新的大规模的侦讯 工作即将开始，未来的审判的主要被告将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 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内务部的干部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 “不”字。有 人抱怨说最近几个月的侦讯工作把人搞垮了，也有人企图弄个病假条逃避一 下。但所有逃避的路子都被堵死了，尤如罗马帝国的军团士兵，他们又被推 上了新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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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务部首脑换马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处决以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继于8 月底 回到莫斯科。他们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丘巴尔、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 启则、安德烈耶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莫洛托夫。只有斯大林和米高扬 没有回来。斯大林仍呆在索契的疗养地，与一直坐阵莫斯科的叶若夫保持热 线联系，实行遥控。 1936年 9 月 25 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 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打了一个如下的电报： “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急 迫的一件事是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雅哥达明显表明自 己未能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 后了4 年。这一点已为全体党的干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各州的大多数工作 人员所注意到。阿格拉诺夫可以留作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⑩ 莫洛托夫第二天就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执行了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实践 证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段 最黑暗的时期即 “叶若夫之乱”时期的开始。在1936年9 月—1938年 12月 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苏联党和人民经历了苏联历史上空前的大劫 难。 斯大林电报指示中关于内务部在揭露托—季集团工作上落后4 年的提法 含义是很深的。这是雅哥达倒台的主要原因，也预示以后清查运动的方针和 政策。1932年9 月中央全会挫败了处死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企图，从那时到 发出电报的时候正好是4 年。落后4 年的提法等于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 判办到的事情在4 年前就应该办到，也就是说，当4 年以前以柳金力首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被揭露出来时，内务部不但应该贯彻斯大林处死柳金 的意图，而且应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领袖人物一道加以消灭。 雅哥达明显地参与了基洛夫被害事件，参与策划了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 奈和执行，是一个忠实贯彻上司意图、双手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刽于手。这己 是历史的定论。1988年2 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了对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被告予以平反的决定，全部被告中只有一人未予平反，就是雅哥达。可是， 这样一个忠实执行上司意旨的刽子手居然也不能令上司满意，这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内务部以前的工作没有完全贯彻斯大林的意 图，政治上没有取得完全的信任；斯大林决心通过这一行动克服当时的阻力， 加快清洗的步伐，增加清洗的广度和深度。 就在电报发出的两个星期前，《真理报》在9 月10 日第二版的一则简讯 里通告，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罪行的证据缺乏，对他们的侦讯中止进行。这 一则消息给人留下许多疑点。维辛斯基 8 月21 日宣布对布哈林等大人物进行 侦查的决定，决不是由检察院擅自作出的，而是贯彻上司的旨意。有理由认 为，如此重大的决定，即使不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至少是经过斯大林批 准的。检察院不敢擅自作出决定，当然也不敢擅自取消决定。可以肯定，政 治局在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的时候讨论了对布哈林侦讯的问题，有的委员对这 一问题提出了异议。如果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事件已经结束，他们自 己也供认有罪，因此对他们的问题提出异议有困难的话，那么对影响和威信 要高于他们的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则不然。同样享有很高威信的前工会首 脑托姆斯基的自杀也给人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从后来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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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治局对待实行恐怖镇压政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 奇等是坚决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莫洛托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的 名字后来又出现在阴谋集团妄图杀害的名单中，而他只能用度假回来的政治 态度赢得这种待遇。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是反对恐怖政策的，他们 的政治命运不久将被决定。另外，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 后来于 1937年2 月被捕，被捕前他们的问题形式上还经过了中央委员会的讨 论，布哈林和李可夫还在中央委员会上作了自我辩护。既然 1937年2 月还要 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么 1936年9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形式上还有一定 的作用。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还不能随意越过中央委员会被 开除出党、逮捕和审判。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当时还能作出一定抵制， 迫使检察院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侦查的决定，那就说明当时逮捕和审判布 哈林和李可夫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故意延宕不归，不但 留给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一个暴露的时间和机会，而且避免了和一些政治 局委员的冲突。同时，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上作出某种策略性的退让， 既能表明他作为最后决策者的地位，又能表明他作为最高领导的高姿态。 在布哈林、李可夫问题上的退让显然只是政治上的退让，因为法律上并 没有取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侦查的权力。既然刚刚结束的公开审判只凭 被告在重压下的口供，就可以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已经被别人交待出来的布 哈林和李可夫，为什么不能被侦查呢？为什么不能取得他们本人的口供呢？ 因此，只要不宣布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是伪证，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怀疑及 197侦查的可能就没有解除。他们随时可能被押上被告席。在这里， 重要的条件是时机和一个完完全全忠顺的内务部。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意见分歧和某种程度的抵制，如果与一个不完 全忠顺的内务部结合起来，肯定不利于已经落后了4 年的清查工作。雅哥达 在第一次公开审判准备期间已经表露出与叶若大的分歧。叶若夫奉命监管内 务部的工作，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也说明雅哥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降级。 据说，雅哥达没有参加有关公开审判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曾建议将公开审判 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他还公然表露出对一些被告的供词的不相信态度。 后来在他自己被审讯时，他曾被指控包庇了斯米尔诺夫、鼓励右倾反对派分 子乌格拉诺夫挺住和坚持自己的供词。据说，他相信了答应不杀季诺维也夫 和加术涅夫的许诺，在他们被处决以后表现出不应有的惊慌失措和不满。叶 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曾与阿格拉诺夫一道，多次攻击雅哥达软弱和退 让。这也是雅哥达上述态度的一个证明。最后，就是内务部与解除对布哈林 和李可夫的审查的决定的关系。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经过一次审问就被解除 审查，这与内务部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大的态度大不一样。按照以前的 惯例，要解除对某人的侦查，须有内务部门关于进行侦查的证据不确的报告。 如果内务部就布哈林、李可夫问题送上了这样的材料，那就说明他们采取了 危险的辩护立场，如果没有送上这样的材料，但是不坚持对布哈林、李可夫 进行侦查，至少也说明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雅哥达和内务部一些干部的消 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构成了继续深入执行恐怖镇压政策的阻力。 但是，不完全忠顺的态度并不是构成雅哥达垮台的唯一原因。雅哥达的 继任人叶若夫是一个完全忠顺于上司的人，但他后来也同样被撤职和处决 了。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还把雅哥达、叶若夫这样的人作为上司的 政策的替罪羊。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行政命令体制要求有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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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机构和绝对执行上司命令的官员。因此，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 这样的人的出现就是合乎情理的现象。他进一步论述说， “合乎情理的不仅 是这些人的出现，而且还有他们的被替换。大规模的镇压引起了人们的疑惑， 而后来则引起了广泛的义愤。于是，必须定期地将执行者变成 ‘替罪羊’。 这个系列中的第一个人是雅哥达。” （11） 斯大林一贯注重策略和实际效果。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表面上的退 让和在内务部首脑任免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是这一策略的两个表现方面。 叶若夫当时就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现在提出的任命建议符合他 的情况，况且任命本身只是一项具体的干部安排问题，并且这项建议是由斯 大林总书记提出来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