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他“有许多显著的缺点”，最主要的就是个性狭隘、顽固，令其并不适合作为一名高级干部。
沈葆祯当然不是保守者。
早在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时候，他就以锐意改革的姿态引起广泛关注。他接替左宗棠主持的马尾船厂，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标杆企业。而在日本侵台时（1874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台湾，军事上积极备战，经济上加快建设，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向心力和海峡两岸的凝聚力，在之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作用卓著。他的马尾船厂中就有专用的铁轨，而他在台湾更是修筑了运煤的铁路，这些都表明他本人与铁路并无“私仇”。
沈葆祯与李鸿章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问内，工作上的配合相当默契。 1872年，当江南制造局和马尾船厂被指责为浪费国有资产时，李鸿章、沈葆祯在曾国藩的保驾护航下，并肩反击。在1874年对抗日本侵台时，两人又是通力协作。随后，李鸿章积极推荐沈葆祯接任两扛总督，正式成为大清国最有实权的领导核心之一。日本侵略台湾与沙俄侵略新疆同时发生，引发了大清官场上“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沈葆祯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李鸿章的“海防”派一边，反对其老领导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这其间固然有其防守海疆的本位主义，但也表明其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的相同。即使在吴淞铁路协议达成后三个月（1877年1月），沈葆祯还提供了巨额资金，协助李鸿章辖下的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成就了大清国企经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但在吴淞铁路上，沈李二人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沈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当英国军舰赴到上海进行武力恫吓时，他还宣称“兵轮何足虑，何日何口无英国兵轮耶？……兵轮恫吓，吾辈勿闻之，不足措意。梅辉立此来必有数次强辩，吾辈能毅然不挠，彼亦自就范围”。这令正在与英国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
李鸿章虽然尽力避免过多干预这一本归沈葆祯主抓的工作，但也毫不掩饰地希望沈不必过于强硬，“总期两边都过得去，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当时，大清国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中国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纷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
李鸿章虽然也是地方干部，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副总理”的作用，“当国”与“当家”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吴淞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并不介意收回后让英国人承包，然后中方自营，他希望借英国人的“东风”推动一直受阻的中国铁路建设。而沈葆祯坚持英国人必须完全退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主权”二字，但显然，让英国人承包经营并不丧失任何主权。沈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留下任何的把柄。
此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祯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祯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祯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祯）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祯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祯）能尽其实”，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厄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谦卑，韬晦，在领导面前勇于并且善于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贬低，在时机未到时静如处子，在时机到来时动如脱兔，所有这些，也正是我在那所号称“青年黄埔”的大学内所接受的官场入门训练。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才开始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些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消极“抓革命”，积极“促生产”，“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四十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那个从恭亲王联想到周恩来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又在脑海闪现：为什么在如此多需要他操心的大事小事中，周恩来要将整修恭王府对外开放，作为自己交代给谷牧的三个遗愿之一呢？（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官方报道）为什么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百忙之中，还多次来到恭王府，他真是为了发掘“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在凭吊什么，还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局限”，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局限”，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必胜于“昔”，“新”必胜于“古”。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与“新”往往就是“昔”与“古”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回到了起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处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浙江在整个90年代的全面蜕变。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改革初期一直到90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要缺”。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无事”，为求“平安无事”，便要自己少惹事，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会涌现出什么明星式官员，吸引舆论的目光和炮火。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已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就无法“平安无事”。这种官场本身的非主流性，导致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对草根改革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敷衍了事，斩草不除根，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钱权交易”模式：权力对资本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保护”，而仅仅是“不伤害”而己。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的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康有为及洪仁╣an2）之类的“口水改革家”不在此列），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qun2）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曾、左、李等人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最大忌讳：一是功高难赏，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即使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不能君临天下，大清帝国至少也早已分崩离析，群雄割据了；二是权高盖主，他们手握重兵，在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三是“非我族类”，在严厉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清帝国，这是汉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手握雄兵。换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曾、左、李等都不可能有善终，更不要说参与政权的建设，并分享胜利的成果。实际上，在战后的重建和改革中，曾、左、李几乎无时不受到政敌们的攻击，有的时候，这种攻击是直奔要害而来的，但这些都在恭亲王及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被一一化解。
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就是恭亲王。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来解释大清改革，恭亲王就是把着方向舵、带着望远镜的船长，而曾、左、李等则是拿着桨的水手。
改革与革命相比，难度更大。改革最难的，并非目标的确定。现行体制下存在什么问题，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一目了然，其中大多数的问题其来有自，积重难返。比“要改什么”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如何改”，也就是步伐、节奏、分寸的把握，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平衡，特别是对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安抚。这些既得利益者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改革的极大阻力。这就是恭亲王作为改革当家人的艰难之处。
从民国开始，主流史学界多认为晚清的改革，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并且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评价就是典型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改革的具体操作，首先必须有人，也就是操盘的团队，还必须有机制去贯彻落实，但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现有的干部队伍腐败严重，行政体系运行艰难，而短期之内又无法重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团队和体制。李鸿章晚年自嘲为“裱糊匠”，其实，改革者的定位就是“裱糊匠”，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推倒重来，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何况推倒重建的新屋子，其问题未必会比旧屋子少。这种无奈，也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其实，一个由体制内主导的改革，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政权，以达到“大治”，而绝非“大乱”。这种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推动并且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的基本政治诉求。那种对如火如荼的乱象的期待，其动机无非是浑水摸鱼而已。先砸烂了一切再说，“越乱越好”，“不破不立”，“破”了之后能否再“立”，如何再“立”并不重要，一切等老子手上有权了再说，这正是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要多加警惕的。恭亲王尸骨未寒，所谓的“戊戌变法”便闪电般登场，随即又闪电般失败，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口水改革派”们所要的只是砸烂旧体制、砸烂大多数人的铁饭碗，却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耐性去建立新体制，所以缺乏民意支持。
恭亲王的身份，当然决定了他的改革出发点、立场及底线，那就是坚持和巩固满清皇族对政权的领导。这是他不可能动摇的基本国策。许多改革措施在他手上无法进行，大到政治体制改革，小到铁路建设，并非因为他颟顸、愚昧，而是作为当家人的无奈。操之过急，不仅无法凝聚改革所需的民心士气，而且，只能给野心者提供浑水摸鱼的工具。他的最主要助手、被西方公认为最坚定的改革者的文祥，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洋人们，如果操切行事，大清改革将走向反面。这在戊戌年和辛亥年的改革大跃进中，都得到了验证，改革沦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涉及了不少此类细节。
“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不是不能翻动，而是不能频繁翻动，更不能任性翻动，否则就烂在锅里了。这个火候的掌握，或许就是对改革者能力和资源的考验。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的改革努力并未让大清避免覆灭的结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你觉得恭亲王的改革为何没能拯救大清，而以他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者在历史上是否有带领改革走向成功的